“讽喻”意义直解兼谈刘禹锡的讽喻精神与比兴艺术

⊙柳志立［江西服装学院公教部，南昌 330201］

一、讽喻与教化的关系

讽喻作为一种以语音或文字为载体的表情达意的自然的方式，自古以来一直为各个阶层的人尤其是文人所喜好。但自从西周以来，在以礼乐为中心的“风”教思潮的引导下，《诗经》《楚辞》已潜在式不自觉地倡引讽喻（主要是“美刺”）精神之后，以及在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与儒学兴起之后，个体化的讽喻活动就日趋濡染上了有目的的功利色彩。尤其是当西汉时儒学被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成为治国思想，儒家的教化方式与活动被认同并被昭示和推行之后，讽喻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就被纳入儒家教化的文化传统和批评体系之中了。自从儒家诗教兴起之后，讽喻方式、活动往往或被直接替换或被消融或被直接等同于教化方式与活动；而在继起的个体化的文艺创作活动中，讽喻的应有之意、传统正常的讽喻精神与讽喻方式，尤其是个体审美性或娱情式的自喻自酬自赏自谑式的讽喻活动被长期遮蔽不彰。即此，本文拟在重解词意的基础上，尝试理清讽喻的方式与类型，讽喻与教化方式、活动的先后和连带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状况，讽喻活动在后世的演变情况。

我们先来审视一下“讽喻”（或“讽谕”）与“比兴”概念的内涵与特性。就文化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讽喻”或“讽谕”通常被理解为讽刺或批判的意思。这固然没错，但意义稍嫌太窄，而从语言学、阐释学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看，“讽喻”或“讽谕”之意，现在就有本质一致（即均为表情达意的方式）的两种解释了，其一指语言表现方式，其二指修辞方法。具体而言，“讽”有吟诵、规劝、讽刺、指责、中伤之意，“喻”有（口头直接）告知、开导或比喻之意，而“谕”有（上对下直接的书面）告知或名词性的明白、比喻之意。可见，其一，“讽”“喻”“谕”都是语言表现方式，都主要指告知、晓示的意思，而“讽”还有吟诵、劝谏、讽刺和指责的意思，由此似可引申出美刺、称扬、吟赏、酬赏、存赏、观化，或嘲谑、屈责、批判之意；其二，“喻”和“谕”还都可指修辞方法，二者都有比喻的意思，由此又似可引申出内省、反省、自省、反思之意，但相比之下，“喻”更侧重指比喻之意，而“谕”更偏重于指代（上级对下级的）告知、告诫的行为本身的动词意思或行为的对象即言辞的名词意思。可见“讽喻”“讽谕”基本同意，即都可指语言表现方式或修辞方法。基于所要表达的讽喻精神的内涵状况和个人的美学喜好与用语习惯，笔者选用“讽喻”一词。

关于“赋”“比”“兴”的意义，汉代郑众、郑玄和晋代挚虞、唐代孔颖达等人都曾注解过，而南宋朱熹的阐释看起来更合理，其在《诗集传》里阐释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笔者认为朱熹所言，“赋”相当于描述，“比”相当于拟，“兴”相当于代或喻。作为语言表现方式，后来出现了“比兴”连用的情况。在笔者看来，人们对隐发于“拟喻”的思维方式与“映证”的文化心理，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所建构与形成的“比兴”方法的应用，多偏重于“兴”即比拟、类比、对照、烘托、隐括或借代式的“引子”方面。而就理论和现实层面而言，笔者认为，“比”与“兴”都有拟或喻的意义的共同方面，而相比之下，“兴”还有代的意义。笔者认为“兴”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民族意识特有的意义或情感的表达方式与表现方法，应该且也现存式地内含代、拟、喻的意义。古人对于“兴”或“比兴”方法的应用，多偏重于“兴”意，刘禹锡亦然。

讽喻最初只是个体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自然地表情达意的感发、风咏、酬赏、喻现的方式与活动。上古时期，形于“嗟叹”“咏歌”的谚谣或诗歌，无论是能表现“政和”的“治世之音”，还是能分别表现“政乖”和“民困”的“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均源于先民性情的自然发舒即“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其表达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外向风喻，即外向式地面向个体或群体的风咏、吟赏、晓谕、讽刺、批判、劝谏或称扬的行为或活动；其二内向喻现，即内向或自现自喻自省自明，或自吟自酬自赏，或自谑自嘲自怨自遣的行为或活动。外向风喻或内向喻现可谓讽喻存现的具体方式。然后，讽喻方式与活动渐趋被纳入或被转化为功利性的儒家教化思想体系与行为或活动中。西周时期，在以礼乐为中心的自然式与功利性兼具的“风教”制度外，具有既能“合同”又能“别异”属性、意义与功能的诗歌也被作为教化的工具和载体。《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在笔者看来，“风”有风化、风喻、风谕、风赏、吟赏、使感发之意，而“教”则包括两方面意思，其一上对下的晓喻、晓谕、教化、教导、教诲之意，其二下对上的风喻、晓谕、称扬、归箴、劝谏、讽刺或批评，也属于教化方式的范畴。此时的教化活动功利性并不太强，仍然具有自然式原情式的特性与特征，其方式与讽喻方式基本一致，而此时讽喻与风教即教化在意义与内涵上也基本统一，因此此时的教化活动基本上仍可看作自然式为主的讽喻活动。大致而言，西周春秋之际“诗言志”的观念及活动开始出现，而春秋时期在贵族中已经普遍存现的“赋诗言志”现象，可以说是先秦儒家自然式、功利性兼备的讽喻或教化思想、活动与西汉及其以后儒家自觉的功利性的教化思想、活动的前身，其有可能也受到了西周以来以礼乐为中心的“风”教“风”化思想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一种自然式为主的讽喻活动。对此，孔子也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主张情感个体化的感发或风咏、吟诵、吟赏、酬赏、存赏、讽喻方式，可知原始儒家以诗风咏的活动主要还是讽喻行为，虽然孔子的讽喻方式与活动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功利性的教化的属性、意义、特征。到了西汉，关于先秦时期“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式的歌谣的无目的的自然式的风咏、吟赏、讽喻活动，在儒家诗教的经学国家意识形态、礼乐教化制度和现实“风”或“化”的教化思想与方式的主导下，就不自觉地转化成了要求上层统治者润物无声式的“上以风化下”式的“化”和下层臣民“下以风刺上”式的“风”，而同时又要讲究方法即“主文”（按：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赋比兴通释》中说的“‘主文’”疑即比兴”方法，此说虽非确论断语，但应该具有合理性。笔者认为此处的“文”字之意可做泛化的理解，或指语境，或指具体的文饰性的方法或载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均可，不必太过拘泥。）而谲谏”式的“喻”的统一性的功利活动了。后世的教化思想与活动可谓大致都沿着上古时期上下一体、体用结合式的功利化的方向与路径前进。之后，作家内向个体性的自我嘲谑、吟咏、存赏、讽喻、喻现式的讽喻活动日趋淡薄，但此类创作的活动与作品却并未消失。

以上从纵向与历时性的角度对讽喻与教化的方式与活动的相生相伴的异同交叉或互融的状况进行了客观描述，下面从横向与共时性的角度对讽喻与教化的类型、方式、内涵、特性的异同进行阐述，以明确讽喻精神的历史实存性的走向。由上可知，讽喻与教化的方式与活动相互交织，密切相关：（1）就类型与方式而言，讽喻与教化活动都可以载道，即可谓“载道式”的活动；都可以审美，即可谓“审美式”的活动；讽喻还可以娱情，即可谓“娱情式”的活动。（2）就内涵与特性而言，二者都可展开载道或正道式的对外活动，以“风”为主；都可展开正道、审美或娱情式的对内活动，以“喻”为主；二者面向群体的外向活动或面向个体的内向活动，都可以且也确实多与“喻”的修辞方法相联系。（3）就表现目的，概念意义的内涵、外延与特性，现实可行的实行方式而言，讽喻概念的内涵比教化更宽大和丰富，讽喻包含教化的内容；不自觉无意识的讽喻方式与活动可能含有具有教化特性与意义的内容，而有目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教化方式与活动则多使用讽喻或具有讽喻性质、意义、特征的方式与活动。（4）就历史上与现象上实存的讽喻或教化的思想、制度、方式、活动的演变迹象与具体现象而言，其一面向群体与社会的外向的“载道式”或“审美式”的教化或讽喻活动，从周代以礼、乐、诗为载体和中心的“风”教，到汉代的“诗”教，再到中唐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等思潮与活动主导下的“风”教和东汉中期以来审美性的“诗”教活动都一直连绵未绝；其二面向个体自我的内向的讽喻活动，从孔子“诗可以怨”之说与教徒、游说的风喻之行，到屈原以《离骚》为代表的个体化抒怨自喻式的自我讽喻活动，到司马迁以《史记》为代表的“发愤抒情”、自我抒怨式的讽喻活动，到六朝时期陶渊明以田园隐逸诗为代表的自喻自赏自存自现的活动，到隋代王通的“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的贯道式的风喻活动，再到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翱、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内向式地面向个体自我的或抒愁怨之怀，或发娱情之乐，或赏闲情之致的载道式，审美，或娱情式的讽喻活动，长存不衰，当然此类活动多以审美与娱情交织共存的方式而存现。

一般而言，讽喻活动可能大多都无关教化的目的、方式、内容，但在现实生活与文艺创作活动中，却可能也确实可以通过讽喻的方式来达到讽喻的诗性目的或教化的功利性的目的、意义或结果，而历史实存现象与现实生活中也确以后者的状况为主居多。即此，讽喻的类型与方式就可有载道式、正道式、体道式、审美式、娱情式的多种存现形态了。下面，拟从载道式（包括正道式、体道式）、审美式、娱情式三种类型与方式的角度来探究刘禹锡的讽喻精神与方式、活动。相对于很多古代文人的讽喻精神多言及社会苍生而没谈自己，刘禹锡显得很特别，他既有儒家士人公心济世、道义事君、直节立身的使命感，又有个人基于青云理想、凌云才气、豪迈性格而生发的政治理想、报国志向和作为臣子基于感恩报国之心而生发的责任感，还有基于个人先天为主的哲人情怀和诗人气质而生发的审美理想、艺术精神和谐谑人格，所以他的讽喻精神与讽喻方式都略显丰富多彩。刘禹锡的讽喻方式有四种，根据作者的人格精神的实质、人生态度的方向和讽喻方式所承载的作品数量的比例而言，按由主到次的序列排序为：观化与酬赏，反省与晓示，讽刺与批判，称扬与劝谏。本文尝试从其讽喻类型与讽喻方式的角度来谈其讽喻精神和比兴艺术。

二、刘禹锡的讽喻精神与比兴艺术

（一）称扬与劝谏

1.对国事与政治形势的称扬

对朝廷的科举制度与政策，刘禹锡在进士考试时诗歌方面的答卷即《省试风光草际浮》一诗中说“幸因采掇日，况此临芳岁”（注：后文中相关引文的出处都据〔唐〕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后文不再逐条标注），以借代手法明言对朝廷科举取人制度与政策的赞赏与感激之情。对朝廷能识人用人的政策，刘禹锡也曾深表赞赏。贞元十九年（803）时值32 岁的刘禹锡，入京为监察御史，后又衔领监祭使的职务，“独立当瑶阙，传诃步紫垣。按章清犴狱，视祭洁蘋蘩”，自己才当其位，能称其职，仕途顺达，根据被贬朗州期间的追忆可知，刘禹锡对朝廷当时的政策还是非常认可的。也正因此，他也才会有后来略属溢美也大致副实的言辞：“翊圣崇国本，保贤正朝伦”“朝廷有直声”“圣朝方用敢言者”，也才会出现“圣朝寰海静，所至不埋轮”的效果，正因朝廷纲纪清正，能重用正直贤能的人才，他才能恪尽忠谏之言：“次第应须旧谏臣”，而为国举贤。

2.对国事与政治形势的劝谏

对朝廷豢养军阀、姑息藩镇的妥协做法，作者也给予了富于警示性的提醒和预见性的劝谏。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政局虽然稳定下来了，但国势不振，隐患犹在，刘禹锡《养鸷词》一诗中云：“饮啄既已盈，安能劳羽翼。”以（对象方面）借代和（事理方面）借喻的手法，言时下朝廷对地方手握兵权的军阀的态度和做法无异于养虎为患，能养而不能治，久之必乱。所幸，宪宗英武果决，力主“中兴”，一心想重振国势，终于在永贞元年（805）对刘辟、元和二年（807）对李锜、元和九年（814）对吴元济的平叛斗争中取胜，风闻元和削藩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刘禹锡当时虽身在谪籍，仍然激情高涨，写下了《平蔡州三首》《平齐行二首》《城西行》等诗歌对朝廷平叛取得的胜利结果给予了热情赞颂：“闻道唐州最清静，战场耕尽野花稀”，作者以“野花”借代藩镇反叛势力，可谓表意贴切。在此，笔者总觉得刘禹锡政治主题的讽喻、美劝类的诗歌写得比较直露，语言表达也是以直陈其事的方式为主，完全没有中唐张籍《秦妇吟》一诗来得悠缈婉曲，这也当与诗歌主题和题材有些连带关系。

（二）讽刺与批判

1.对政治现象的讽刺与批判

对朝廷保守的反动势力及其丑恶行径的讽刺和批判。刘禹锡一生的政治生涯可分为早期同王叔文进行“永贞革新”的政治改革运动和晚年追随裴度希望继续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前后两个阶段。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在唐顺宗李诵的领导下，由王丕、王叔文所领导的“永贞革新”正式开始，但因为改革触动了宦官集团（以俱文珍为首）、藩镇势力、保守的反对朝臣的利益而招致其极力中伤与攻击。面对如此情形，刘禹锡以“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的刚毅精神、坚韧意志、傲岸志节傲然挺立，一方面以“尽诚”“循公”的刚正人格与“忧国不谋身”的士人精神正道直行、参与革新运动，一方面又以直切犀利而曲婉讽喻的方式批判反对者阻挠与中伤的迫害行径，将他们借喻为“笙簧百转音韵多”“迎风弄景如自矜”的百舌鸟，或鹰隼，或聚蚊成雷、利嘴伤人的蚊子，即使他们能巧舌如簧、兴风作浪于一时，但终究在“南方朱鸟一朝见”的情况下，只能“索漠无言蒿下飞”而无计可施，所做皆徒劳。不管外部形势与条件多么恶劣，刘禹锡都始终坚持忠正公直之道，尽心国事，其《咏史二首》诗云：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其一）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其二）

《咏史》（其一）以“颓波”借喻世道，以“少卿”自代自比，又以“砥柱”比喻自己的品格，以“我心如砥柱”“少卿终不去”类比自己的态度和言行方式，以比兴寄意，委婉地表明心志和态度，可谓恰切。而《咏史》（其二）又以“贾生”自比（借代）、以“卫绾”喻（借代）反对者，以假设的“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的反问将其对反对派旧势力的鄙视和讽刺深寓其中。当然，随着反对势力甚嚣尘上，作者也感觉到革新的阻力之大。在作于永贞元年（805）的《鶗鴂吟》《萋兮吟》诗中将此类意思表述得更明确：鶗鴂催落众芳的残酷现实使人愤懑，而浮云蔽日、秋风摧兰蕙，使大道变成太行的革新现状又难免使人悲伤与叹惋，可见谗言伤人之可怕。以上几首诗中的百舌鸟、蚊子、“鹰隼”“鶗鴂”“浮云”“秋风”借代或比喻革新的反对因素、势力，或恶吏，而“黄莺”“燕”“朱鸟”“清商”“秋日”“丹鸟”“威凤”“众芳”“日月”“兰蕙”则是革新志士或贤臣的象征，或是对革新所需外在条件的一种想象性的借代或比喻。

刘禹锡此类诗歌的风格并非豪放、雄直，而是很深婉、沉郁。刘禹锡受《诗经》的比兴讽喻精神、《楚辞》的“骚怨”精神和“比兴”的写作方法的濡染很深，其诗歌中的很多形象都是经过主观情感或内心意绪浸染过的，此类形象又多不是特指，因涵括常理而具有泛指的意向特征，可谓“心象”，其濡染、涵摄、笼罩整篇作品风格和基调的效果突出。所以，其诗歌所用形象或意象的泛化性或共时性的趋向、特性非常明显。

2.对世情百态与众生相的讽刺与批判

对被贬地方期间新得势的朝中权贵和趋利奔竞之徒的讽刺和批判。“永贞革新”运动期间，阻挠改革的反动势力让人厌恶与痛恨，而朝廷权贵的奔竞取容、排抑异己的丑恶行径，也让人痛恶，对于此类现象，刘禹锡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最典型的就是其关于玄都观桃花的诗歌。作于初贬后回朝期间即元和十年（815）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观中桃花喻指自己被贬出朝后新得势的朝中权贵和趋利奔竞之徒，明言观中桃花乃“刘郎去后”所栽即讽刺新得势的朝中权贵附会取容、曲意迎求的丑恶行径。唐人喜欢京城看花，但却不怎么喜欢桃花，就连杜甫也曾说“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可见唐人不喜欢桃花，大概因为桃花虽艳，可喻美女与美好时节，但总给人轻薄妖冶的心理印象。正如大和八年（834），时值63 岁的刘禹锡在被贬苏州后所作的《杨柳枝词八首》（其四）中所云：“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诗歌又以“桃李”借喻权贵，以“垂杨”自喻，在对比中表达对权贵的蔑视、不屑之意，个中嘲谑、讥刺的味道非常浓厚。刘禹锡生性直率，好谑浪与调笑，因为玄都观桃花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由此他又被贬谪。此事虽只是再度被贬的引子（因为同回的革新官员又都同时被贬出京，可见宪宗并没想真正重用他们），但无疑加速了其与革新人士再度被贬命运的到来，加剧了被打击的程度。在经历人生与仕途的第二轮贬谪后，刘禹锡于文宗李昂大和二年（828）春被调回长安任主客郎中，三月重游玄都观，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一诗：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

如果说前次的讥刺和讽喻还主在抒发感慨，还有偶然性的话，那么此次有意而为的可能性更大。道士、桃花也败落不在了，暗喻当年革新运动的反对派成员，上自皇帝宪宗李纯、宰辅武元衡，下至朝廷新贵和宦官俱文珍之流的物故，刘禹锡明明已经57 岁，却偏偏还自称“刘郎”，可见其人生态度之诗意、性格之倔强与激切，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世情世态与官场中恶浊风气的讽刺和批判。对世情世态与恶浊社会现象的描述与批判，自从《诗经》以来就很常见，《诗经》所开启的中国诗学面向现实、批判时政的外向的风雅情怀、讽喻精神、有为态度、比兴方法，不自觉间为很多文人所继承。元和年间，刘禹锡被贬连州，期间所作的《插田歌》就有明确的“下以风刺上”的“观风俗、知厚薄”的意向，其引言说：“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可见刘禹锡明确的讽喻意识，其诗中既描写了南方春天插秧劳动的情景，可谓“讽”（晓示）一类；又揭露了地方计吏“长安真大处……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的行贿买官、炫耀吹嘘、不断攀爬钻营的丑恶嘴脸与无耻行径，有希望引起统治者注意的意向在内。而官场自古都处于“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的官官相卫与以势利处位的陋俗之中，令人担忧。而自己有理想有才略，本想大展宏图，可“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长期沉沦而壮志难酬，不但无人援引，反而屡遭权贵轻慢，面对排斥裴度的李宗闵和牛僧孺，刘禹锡不无讥刺地说“如今世俗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少年”“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按说裴度曾有恩于牛僧孺，而自己的奖掖对牛僧孺的进士及第也是很有助益的，但在党派利益面前，他们根本不念旧情，反而舍道义而行私欲，大肆排抑，让刘禹锡很愤怒。其在《杨柳枝词八首》其五中说：

花萼楼前初种时，美人楼上斗腰支。如今抛掷长街里，露叶如啼欲恨谁？

诗以“杨柳”起兴、借代和借喻（比），以当初热闹与现在备受冷落的对比明写杨柳的遭遇，实则一在批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荒淫误国，一在对以势力取容的权贵们的必然结局给予警示与批判。刘禹锡此类七绝，或直接讽刺，或比兴寄托、以物“比”人，以物的境况笼罩、表征、象征人的命运，可谓寄托深微，婉而多讽。

对朝廷用人失策导致贤才被抑受屈与庸人自欺自大现象的嘲讽与批判。官场尔虞我诈、虚与委蛇的现象，令人痛恶，对朝廷的用人失策，作者也给予了批判：“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怀才不遇而又无人欣赏和荐举该是多么无奈可叹的事情；“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昏镜词》以镜子比喻国策即人才选用的标准，以“镜昏”借代国策并类比国策失当的现象，用人失策会直接导致贤才多被排抑受屈与庸才多可自欺为高的现象，“陋容多自欺，谓若它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寓言意在明示镜子不但失去了应有的照鉴意义，反而成了掩饰缺失与丑陋的法宝，让人备觉可笑之时，也引人深思。

对工商业的兴盛有伤农民利益、盐商擅时取利的现象的讽刺与批判。古代中国一直以农业立国，而自中唐开始，随着市民阶层的渐趋出现和世俗文化的日渐兴盛，商业活动也渐渐被接受与认同。“贾雄则农伤”，刘禹锡对此深有预知，在《贾客词》一诗中作者揭露、讽刺了商人乘时取利、投机钻营的行径，对农民的辛劳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当然，也有以“讽”谕上的晓谕上听的意向和意思。

当然，对于世态人情与人心的变化莫测和众生相的可鄙可恶之处，作者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讽刺与批判，但多属于泛化式的哲理观化的批判的行为。其民歌类拟作多以七绝的体式来展现世情与民俗，表现风化、讽喻的意识，可谓适宜，其作于夔州的《竹枝词九首》其六、其七分别云：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其六）

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其七）

以轻松的民歌形式委婉地讽喻现实世态、世道、人情、人心的变化无定，可谓“世事不同心事，新人何似故人”意向的民间表达方式。

（三）反省与晓示

1.对历史现象、问题、遗迹的反省与思辨

在对历史现象与遗迹的观览与思索中表现出讽刺批判意识、观省与劝谏精神。刘禹锡好咏史，也善于咏史，其咏史诗多充满深沉的思辨与反思意识，其以哲学家的思辨精神、以才子的诗意情怀、以豪迈刚直倔强又带几分讽谑的强者态度与放浪老狂的姿态来生活和游历，所到之处，信笔成章。宝历中在和州想象所作的《金陵五题》即是，其《台城》云：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刘禹锡似有六朝情结，也好写金陵历史。台城即六朝建康宫城，是六代时期繁华奢靡的帝王生活的见证，但现在都已荒灭，其荒灭虽自是历史的规律，但人事的侈靡必然会一定程度上加速亡国的步伐。作者的批判意识在诗歌结尾一句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的态度也体现在其对苏州馆娃宫与姑苏台历史遗迹的批判中，这两处历史遗迹都以吴王夫差的奢靡生活为中心展开，昔日“艳倾吴国尽，笑入楚王家”的荒淫无度、“月殿移椒壁，天花代蕣华”“绮罗随世尽”的奢靡生活变成了今日的“唯余采香径”“唯有采樵歌”式的荒芜冷清，在对比中描述，将其是非分明的讽喻与批判意识内涵于婉转多变的叙议之中，可谓深刻。

刘禹锡对六朝事迹非常钟情，其咏史诗和怀古诗的风格并不豪放雄浑，反而多充满苍凉感伤的意味。咏史、怀古，在对历史的仰望与幽思中抒发惨淡落寞的人生悲慨，同时也多有以古鉴今的警示意味。

纵览历史，因奢靡而亡国的现象，固然值得让人反思与批判。然对君主先依后疏、无端猜忌、鸟尽弓藏式的用人态度，作者在《经檀道济故垒》一诗中也给予了严厉深刻的批判。作者既为檀道济的被枉杀而感叹，也为自己被长期无端外放、不被重用的处境而感叹。又如《韩信庙》一诗云：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此诗为作者在被罢任和州刺史北归洛阳途经楚州时所作，以韩信的故事来反思历史现象，不免含有刘禹锡自身的情感在内，其意即为有功而被贬，让人感叹无奈，反观无官一身轻倒也不失为免祸之筹。刘禹锡当时正处于无官无职的状态，讽刺与批判的意味非常明显。

追览历史、流连风物之际，对规律性而不可抗拒地存灭、转化、循环的历史现象，刘禹锡也时常表现出独到深刻的批判精神与反思意识。这种反思意识可谓其哲学思辨精神的体现与批判精神、骚怨心理、讽喻意识的延伸。夔州期间，刘禹锡历览三国故迹，既有对诸葛亮“蜀相运神机”的经天纬地之才智谋略的赞赏，更有对“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的历史际遇的慨叹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现象的感伤无奈之情，作者最终只能将其苍茫苍凉的批判精神和讽喻意识化为理性冷静的思考。《乌衣巷》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极点转化，盛衰难以抗拒，此种沉思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其久处谪籍的怨愤和无奈情绪，使诗歌风格也由刚健雄畅而变得更深婉低徊、沉郁苍凉。

面对自己一直惦念不忘却难觅踪影的六朝风流景象：“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讽喻批判之余，作者也更多了些思辨和反省，其生活态度、关注与创作的方向和主题，也渐趋由对历史与社会现象的外向的讽喻和批判转为对世情人情与物理的内向的观化与反思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人间荣谢递相催”“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作者以比兴方法尤其是“兴”和“象喻”的方式来观照、观化自然、历史、社会与人生，面对物理与规律从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在过客般的生命历程中，也唯有反思、自明与存理了。在创作此类诗歌时，作者豪情渐少而思致益深，其诗歌所承载的情韵也渐渐为理趣所取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2.对个体人生与命运的思索与反省

刘禹锡一生，早年顺达，中晚年可以说三历“贬谪”：第一阶段被贬朗州，第二阶段被贬连州、夔州、和州，第三阶段则因牛李党争而被牵连外放，实即被贬苏州、汝州、同州，大半生都处于“谪居”状态，人生与仕途可谓坎坷困顿。但他一直想有所作为，总想尽最大努力改变理想与生命沉沦的状态，所以总在讽喻传情、比兴寄意、沉静写忧、婉转抒愤，在发挥文艺创作活动与作品的讽喻精神外向晓示、劝谏、讽刺、批判功能的同时，也时常在内向兴怀遣怀、寄情抒怨，进行生命情怀、人格精神的存养和涵烁活动。

初次临贬，刘禹锡一面愁苦满怀而感叹讽咏，一面又在自叹自弃中自我安慰：“谅无蟠木容，聊复蓬累行。”但刘禹锡毕竟是主体精神与功名意识非常强烈的诗人，他以儒立身，志在有为，所以身处谪籍之时，他一面继续报国，为君止忧，要留“甘棠”于地方，一面也在反省思辨、沉吟静待、存养志节。痛定思痛后，刘禹锡不再悲叹，反而愈发刚强，《砥石赋》云：

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

作者以宝刀自比，沉吟自持，养气静待，相信命运流转，否极泰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坎坷人生与“谪居”状态助益思考活动。自第二阶段的贬谪生涯开始，刘禹锡更能理性和冷静地看待谪居生活了，他也开始更深入地思索人生价值与封建皇权之间的关系和天人关系。谪居期间在与僧人的交往活动中，刘禹锡思想更加通达，《赠别君素上人》诗云：

水为风生浪，珠非尘可昏。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

此中的“水”借代“心”，“珠”借喻“心性”，其意谓身心、心性安定即可不为外物所惑所染所感所动，人生出处即“去来”，是与道合一的体道、正道的心性活动过程，悟道识理即可，不必为外物与俗礼所限。类似的思想，他在《谒柱山会禅师》一诗中表述得似乎更明确深刻：

吾师得真如，自在人寰内。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悟理言自忘，处屯道犹泰。色身岂吾宝，慧性非形碍。

此诗也作于元和年间作者被贬朗州期间，在领悟到个体以“色身”之资生活于“人寰”即世间有色界之内，“堕名网”而为名利和仕途所困所累时，才明白只有像“吾师”一样“得真如”佛理佛性，只有“悟理”而不为“言”所遮蔽，才能直指心源、存养“慧性”而名道正道。在“万法唯心”的佛理启悟之下，刘禹锡已分别将外在的势利、形名与内在的道、心性之间的障碍与壁垒打破，也即贯通了，所以往后再次被贬时，他就能更加适然安心了，虽然仍志向不泯。

大和年间，刘禹锡长期以闲职闲居洛阳和长安，对世情与生命的体验似乎更深切。其《再赠乐天》一诗说，年近花甲，渐渐变老，又长期贬谪，难有升迁的希望，作者似乎也看透了人生，真所谓“尘累与时深，流年随漏滴”，所以会有“身外名何足算”的慨叹，他也渐趋开始以“口不言功心自适，吟诗酿酒待花开”的洒脱情怀与自然态度来对待生活和生命了。所谓“枪榆与水击，小大强为名”，世间的名利和人生的盛衰、穷达、沉浮、荣辱两极之间都是相对的，何况“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事物的存现和发展都处于永恒变化、盛极难继、否极泰来、极点转化的规律之中呢！明乎此理，刘禹锡也因此由哲学家的诗人变成了社会的哲学家，其哲学所思考的对象也由感于“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自然现象和“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人间荣谢递相催”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变迁而渐渐地转到了对人生与世情百态的关注上来了。正如其《秋斋独坐寄乐天兼呈吴方之大夫》一诗所云“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一样，人生与世间的盛衰强弱、忧喜悲欢虽然难以自主，但人生与生命的大方向和总趋势还是有道可循、有迹可循的，所以“翛然自有处，摇落不伤怀”。“养生非但药，悟佛不因人”，正如养生不一定非要是药物一样，即使一时沦落或终生被贬以致生命沉沦而不闻于世，但“燕石何须辨，逢时即至珍”，只要时机成熟、合适，就会有大展志向、施展才略的地方。处于晚年阶段，在关于哲理反思、晓示与心性自省、自明的思辨、讽喻活动中，刘禹锡的思想也更澄澈通达了。

（四）观化与酬赏

1.对个人理想与志节的酬赏

对个人的人格理想与志节的存赏，即对士人刚健勇为的人格精神与正直公诚的品格的自我酬赏、称勉、认同。刘禹锡可谓士人的典范，具有正直公诚的品格与刚健勇为的人格精神，且始终如一。具体如下：

其一，沉静适宜而又端雅有度的品性。此时，作者的讽喻精神与比兴艺术分别以“喻”和“比”为主，多以物喻人或托物言志，比兴、象喻寄意。刘禹锡似乎很喜欢植物和鸟类，大概与其受《诗经》和《楚辞》的象喻抒情精神与比兴方法的影响有关。《白鹭儿》诗约作于贞元十一年（795），时值刘禹锡24岁，已经考中进士。诗歌以白鹭儿借代自己，可见作者早年虽然生性刚正豪放，但同时又情怀高远、志向非凡，行仪端雅大方、沉静合度，有所期待而不失于矜持，有所幽怨而又不失于轻率粗豪，可谓取中而合宜，可见其人格、性情与君子品性。其晚年所作的《和仆射牛相公见示长句》一诗也说：“静得天和兴自浓，不缘宦达性灵慵。大鹏六月有闲意，仙鹤千年无躁容。”可知刘禹锡虽生性豪迈直爽、刚正谑婉，但理性冷静、沉稳有度才是其更主要的方面。

而《鹤叹二首》诗歌，是大和元年（827）时值刘禹锡56 岁时于洛阳所作。诗歌着力描写白鹤，借喻白居易和自己，古人常以鹤比君子人格，因为鹤可借喻超越凡俗的雅致高格：“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何其洁白；“爱池能久立，看月未成栖”，能持静守节；“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举止端雅，神态清远。如此高贵高洁，难免成为作者喻人和自比的对象。正如其《秋江早发》《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双鹤》《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诗中所写一样，以鹤喻人和自喻，彼此酬赏，物我酬赏，也不失其风雅情怀与讽喻精神的文人个性。

其二，高洁而坚贞的品格。在困境困顿中和地方任上，刘禹锡一面做着实事，一面存养士人的人格精神和心性志节。在创作上他广取前贤，既承《诗经》的“骚怨”精神以发愤抒情，又受《诗经》的比兴方法与香草美人意象的象喻隐喻模式的影响，经常以“骚人”“楚客”“谪仙”“贤人”自比，比如“若问骚人何处所，门临寒水落江枫”“骚人昨夜闻题鴂，不叹流年惜众芳”“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逢秋心更悲”“宁知楚客思公子”“贤人暂屈远人安”“老郎封寄谪仙家”，甚至直接自比古代的贤者潘岳、屈原：“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既明示自己的现状，又寄寓自己久处困顿而志节不改的情操。他还经常以“兰”“芷”“蕙”“甘棠”“藜藿”“流萍”“竹”“乔木”类植物或人造物自比，比如“北望长吟澧有兰”“西北秋风凋蕙兰”“兰在幽林亦自芳”“邻境诸侯同舍郎，芷江兰浦限无梁”“楚江多芷兰”“云雨巫山暗，蕙兰湘水清”“渚烟蕙兰动”“兴生红药后，爱与甘棠并。不学夭桃姿，浮荣在俄顷”“顾予藜藿士，持此空叹嗟”“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此类植物经过《诗经》尤其是《楚辞》作品的寓意抒怀后，其“象”多已凝定为对君子人格和美好品格的象征了，刘禹锡以此自比，也是志节的自喻自明。在《令狐相公见示赠竹二十韵仍命继和》《庭竹》诗中，作者更是以竹子自比其高洁的性情。古人常以梅兰竹菊自喻或喻人，高人爱竹，因为竹子“虚心宜待士”“风来韵清徵”“坚贞贯四候，标格殊百卉”“依依似君子”，竹子的虚心、直节之性，容易让人推想其格调坚贞、风韵清冷的品格，以竹自喻，以直节喻高洁，可谓中的。

其三，正直公诚而又超迈洒脱的心性与节仪。“永贞革新”运动中，面对反对声高涨、流言四起的情形，作者仍刚正无畏，持节守志：“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且这种精神气节伴随其一生。晚年因为“牛李党争”被牵连而外放（形同贬谪）苏州、汝州、同州期间，其大和九年（835）夏作于汝州的《昼居池上亭独吟》一诗云：

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

当时作者64 岁，历经世事沧桑与仕途幻变，表示自己要像蜜蜂一样勤劳刚毅坚忍，古语有所谓的“圣人为蜂”之说。同时要像白鹤一样有君子的形仪，古语“君子为鹤”，是说鹤的清静自持、形仪端雅、行止有度的品性和高格。如此，品性端雅，出处有道，动静合节，再有琴酒即可安乐地生活，世俗的机心早已荡涤殆尽了。

其四，刚健勇为而又道艺并存的精神。刘禹锡生性刚健豪爽、洒脱率真，天生一副傲骨铁骨，即使生命沉沦，身在贬所，也仍然坚毅不屈：“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齿衰亲药物，宦薄傲公卿”“笔锋不能休，藻思一何绮”“酒力半酣愁已散，文锋未钝老犹争”，可谓铁骨铮铮，志节不凡。在创作精神与风格上也刚健奇丽，至老依然。面对元稹不畏权贵的行为，作者写诗酬赏：“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鼓励其心志，又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以竹子的“端直性”“岁寒心”比喻对方傲岸高洁的品性，也是自喻自己的君子人格之美。两首诗写得很有文气，但有时也难免流于诗性的粗豪，但此种粗豪正合于其人格与言行。

在品性与言行方面，刘禹锡可谓“道艺”并存。虽然难免放浪、谑人或静谑自遣、谑浪诙谐的一面，但大多数时候其人生态度和主体人格精神还是端雅有节的。通过其自明心志的晚年作品《学阮公体三首》可知，刘禹锡一生儒道佛思想相融而以儒立身行世：“信道不从时”“忧国不谋身”，其人生态度与理想可谓忠正积极、奋发有为；其生性豪迈刚健：“少年负志气”，积极向古代圣贤看齐，又“心交上古人”，可谓沉稳练达、理性冷静。他一直持道立身，执节存志，力主有为，所以即使“百胜难虑敌”，也刚毅倔强而绝不退缩，他要像“昔贤”一样“多使气”，常以“老骥”“鸷禽”自喻，从不畏惧衰节秋气，反而老当益壮，愈老弥狂，“壮心”不已。有时，刘禹锡也还能自我赏酬、会心一笑：“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己知”，既有自我解嘲的自谑意味，也未尝不是道理所在，也许人生与生命处于困境困顿中时，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存养道义、志节、品性、人格精神。

对个人人生目标与仕途理想的酬赏与自砺。总体来说，刘禹锡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乐天、豪迈刚健的。具体而言：

在早年功名顺达与仕途显畅时期，刘禹锡生性刚毅豪迈、沉稳执着，进士科、宏辞科、礼部取士科三科及第，适值功名顺达、仕途显畅之际，作者豪迈激昂、意气风发：“功名希自取，簪组俟扬历”“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希望能“从星变风雨，顺日助陶甄”，大有作为。但随着“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他之后大半生的仕途生涯就一直处于地方“谪居”的困顿和虚废的状态中。但刘禹锡性格刚毅沉稳、坚忍执着，再加上唐代以来居官不论大小都有以进京为贵的文化心理和官场习俗，所以“谪居”状态之中的刘禹锡总希望能回京任职。

在一生三阶段的“谪居”时期，刘禹锡在忧愁之中一面在地方为百姓做着实务，一面渴望回京并做着积极努力。初贬之时，难免怨深而直抒胸臆：“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分庭展宾主，望阙拜恩荣”。后来渐趋能冷静自处后，就在讽喻抒怀中以比兴寄意：“乔木在天涯”“水朝沧海何时去”，更在《视刀环歌》中以“视刀环”谐音渴望还朝之意来表达自己的恋阙之心。有时在对朋友或同僚的期待或祝愿中也潜在轻微地寄托己意：“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既是慰勉同僚韦道冲，也是自勉之辞。有时又以比兴表达希望同僚援引的意向，在《和令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一诗中，作者以花喻人，托物言志、寓意，希望令狐楚援引自己。

宝历、大和年间闲居长安、洛阳和晚年以闲官洛阳中隐时期，刘禹锡的仕途理想仍很强烈。有时直接表达渴望回朝的愿望：“朝服不妨游洛浦，如今只是暂时闲”“鹏息风还起，凤归林正秋。虽攀小山桂，此地不淹留”“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有时在对朋友或同僚的期待或祝愿中寄托自己回朝之愿或老当益壮之志，在《奉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归阙》中，对同僚李珏即将重归尚书省入职表示庆贺，也有自我激赏的味道，“拄到高山未登处，青云路上愿逢君”；“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沧溟”，以鹏鸟垂天展翅的形象寄寓李道枢必有大用；“天下苍生望不休”“其如天下望，旦夕咏清风”“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它日登龙路，应知免曝鳃”，希望裴度能再度入朝主政，自己也可有所作为；在《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一诗中，既规劝老友，又自我酬赏，自我规划，自我抒发壮志情怀。有时又表达希望朋友或同僚的援引之意：“用材当构厦，知道宁窥牖。谁谓青云高，鹏飞当背负”“垂天虽暂息，一举出人寰”，希望和祝愿李德裕能入朝主政，以期能在仕途上给自己以援引。功业理想，至退不休，至老不衰，可见作者生命情怀的刚毅、态度的执着。

2.对个体生命存现状态的酬赏、谐谑与自嘲

在功名顺达与仕途显畅的激情状态体验的阶段，作者的讽喻精神主要体现在态度方面，其方式主要是激情酬赏。对功名的酬赏，在进士考试之前，作者对功名充满期待且壮志满怀：“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玥；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而“列科叨甲乙，从宦出丘樊”，在考取了功名并登上了仕途之后，作者难免踌躇满志：“云衢念前侣，彩翰写冲襟”“笔锋不能休，藻思一何绮”。而在京城又能广泛结交革新志士：“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此类活动可以说更便于存持、实现个人的仕途理想。于是作者就高瞻远瞩，拟想着珍惜时光：“风物清远目，功名怀寸阴”，希望能有所作为：“从星变风雨，顺日助陶甄”，可以说刘禹锡早年人生得意，其人生与生命存现状态基本处于哲理与激情交织共生的乐感体验之中。

在仕途迍滞与愁怨的阶段，作者主要以谐谑或自嘲的方式来讽喻，抒愤懑，遣怨情。如果说其前期重在对理想、功名、功业的酬赏与体验的话，那么此时则重在对仕途、生命、人生、哲理的思辨、存持、酬赏、嘲谑了。承上可知，刘禹锡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谪居”生涯，如果说其前期的讽喻精神以外向的“讽”为主、以“兴”为主的话，那么其此时就可以说是以内向的“喻”为主、以“比”为主了。

大半生三个阶段长期的仕途“谪居”生涯，刘禹锡几乎一直在愁怨和逆砥的状态中度过。宝历年间和大和初年，官罢和州刺史后，作者一直在江南闲游，偶有放情与疏狂的风咏：“濩落唯心在”“一醉尽忘机”，以自遣自适。正如其在《和裴相公傍水闲行》一诗中所说的：

为爱逍遥第一篇，时时闲步赏风烟。看花临水心无事，功业成来十二年。

诗歌作于大和二年（828）春的长安，时值作者57 岁，退居闲游的生活使作者可以“时时闲步赏风烟”而尽情地观化世间万象和哲理，还可以体验庄子式的进要有待、退可心适的生活与生命的“逍遥自在”的状态，这岂不正契合作者云出无心（“出山初似无心云”）的初衷和无住无忧（“有住是吾忧”）的生存智慧和禅思嘛！明白此理，以闲职闲居的刘禹锡才能在愁怨中更好地自我讽喻、自我酬赏、自我解嘲：“独笑无言心有适”“抢榆水击各逍遥”“花木手栽偏有兴，歌词自作别生情”“功业成来十二年”，在嘲谑中酬赏，作者便能更好地存持无待无求、自得自适的安乐生活。

当然，刘禹锡有远大的理想、哲人诗人才子的情怀、执着的精神、方正的态度、刚毅的志节、豪迈的性情、傲岸倔强的性格，再加上其仕途、生命、理想长期沉沦的虚废状态，必会激发作者的抗争精神——冷傲存节或谐谑自嘲。其《秋词二首》诗以“秋”为理象，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意而一反常格，一改古代“伤春悲秋”的文化心理和文人习气，而冠之以能“引诗情”和“清入骨”的雄豪清刚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刷新与聚显了其高昂的生命意志、意识和傲然刚毅的主体精神。

晚年闲隐与执着狷放的闲情阶段，在经历了大半生的仕途、生命、理想的沉沦虚废生涯之后，即使再刚毅执着、豪迈倔强的才子文人，也难免无奈和叹惋：“翛然自有处，摇落不伤怀”“世上功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在认识转向之后，“笑听咚咚朝暮鼓，只能催得市朝人”“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式的价值的重新选择就势在必然了。晚年时期的刘禹锡虽然还有执着的仕途理想：“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但总体而言还是看开了，甚至还有“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式的自我庆幸，这也是别有风味的遣怀、自嘲之词了。

开成元年（836），65 岁的刘禹锡以太子宾客之职分司东都洛阳故里。晚年闲居，刘禹锡虽然年老体衰，但情怀不减，愈老弥狂，风怀依然。他还一再申说“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要和白居易诗酒唱和、直节酬赏。如果说在生命与仕途的前中期，同僚友之间彼此往还的唱和活动以志节酬赏、劝赠慰勉为主，那么晚年洛阳闲居时，则是以嘲谑酬赏、娱情调笑为主了。“谑浪容优孟，娇矜许智琼”“衔杯本自多狂态，事佛无妨有佞名。酒力半酣愁已散，文锋未钝老犹争”“诗情逸似陶彭泽，风流虽老尚难当”，大家志同道合，患难与共，友情深厚，晚年聚首当是非常惬意的事，一方面可以诗酒酬唱、娱情调笑，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才名、性情、人格、命运的相互砥砺与欣赏。知音共赏，实乃人生幸事，尤其是晚年时分。

3.对宇宙自然的诗性观化与生命情怀的舒展、酬赏、认同

在儒家的正统观念与理性的功利主义思想、态度之外，刘禹锡还有哲人的情怀、思辨精神和批判意识，诗人兼才子的诗性人格、豪爽性情、谐谑个性，这些主客观因素合力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既使其能入世有为、公心济世，又使其能退守田园、狷放娱情，而后者更能展现其慧性而诗意的生命情怀。

老狂与狷放之态。在人生与仕途迍滞尤其是渐近晚年之际，刘禹锡仍然诗性十足、豪情满怀，刚正沉稳而又洒脱谑婉的个性至老未减，反而愈老弥狂。宝历二年（826），被罢官和州刺史，从江南游赏北归的途中，作者已产生归隐的想法。其《秋江早发》云：

纳爽耳目变，玩奇筋骨轻。沧洲有奇趣，浩荡吾将行。

刘禹锡时值55 岁，从诗歌可见其情思激越、兴致勃发、筋骨清爽的老狂之态。而面对白居易“头垂白发我思退”的想法，刘禹锡希望白居易能“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而晚达和直节长寿，还表示要“唯存浩然气，相共赏烟霞”“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寄托未来归隐后他们能一同悠游赏玩、畅怀适志、诗酒酬唱：“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坐听”“银黄游故乡”“送我游醉乡”“同醉城东桃李花”，彼此之间能心性安顿，才情、志节酬赏。

诗意酬赏之乐。人生百年，对生命与年岁的关注和体验，也许越到年老越关注，体验越深，感触也越多。其《酬乐天咏老见示》云：

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此诗约作于开成二年（837）或三年（838）的洛阳，时值作者66 或67 岁，叹老嗟卑乃人之常情，诗开头即感叹年老之难：体弱多病、行动不便，让人惆怅，但反过来想想：“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对世事人生的哲理体验更深更透彻了，这也算幸事了。面对余生，在“翛然”之外，刘禹锡还是刚健洒脱、正直倔强的不服老、不低头、不认输的态度。可谓老当益壮，愈老弥狂，但相对于被贬时的傲然坚贞之态，更多了些诗意情怀和自我酬赏的适然。

刘禹锡的诗意人生与现实生活不仅富有情韵和理趣，而且在对世态与物理的哲人情怀为基础的观化与审辨之下，更多了些深度和雅致。其在更早的《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一诗中云：

曾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

此诗作于宝历元年（825），时值作者54 岁被贬和州之时。整首诗歌弥漫着深厚浓郁的情怀与自我酬赏、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嘲谑、自得自适的韵味和理趣。作者观化万象与诸方哲理，已万事“尽忘筌”了，可偏偏还非要说是曾经习佛参禅的结果，好像是因为“曾向空门学坐禅”，所以自然而然地“眼前名利同春梦”“如今万事尽忘筌”了，实际是现实仕途的不得已状况所致。但作者特意曲婉致意，也许这种以轻写重、以喜写悲、寓庄于谐的方法非常适合表达深隐幽痛又不便明言直说的君子情怀和人格品行。明明自己心系红尘“芳草地”和“碧罗天”、心游物内的结果，却偏偏说是外物非常美好，外在光景吸引自己的情思，这种逆笔正写的构思方法和写作技巧正符合其哲人诗人与才子的情怀，也潜在地赋予了诗歌浓郁深广的哲理意味。而诗歌的结尾仍然正话反说、逆笔正写，明写白居易多才多艺，喜好饮酒作诗，实际也是借指自己的才华与情怀。可谓一举两得，一意双指，彼此互映。透过此诗，我们能很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到刘禹锡作为哲学家式的诗人的独特之处，也能体验到其刚正豪迈又自然洒脱、沉稳冷静又玲珑多情、坎坷幽怨又谑婉放达的诗性情怀与才子人格的精神，如此精妙的才情酬赏体验活动将自赏互赏融于一体，双向寄意，均达妙境，实属难得。

物我酬赏之乐。对文人而言，与人酬赏、才情对话实乃正常，情怀酬赏且自我酬赏，乃至于自我独白式地感应、因待、对话，也实属正常。而刘禹锡不仅如此，还物我酬赏、物我对话、寄情于物，可谓哲学家式的诗人。《唐郎中宅与诸公同饮酒看牡丹》一诗云：

今日花前饮，甘心醉数杯。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

此诗作于大和二年（828）春，时值刘禹锡57 岁且初至洛阳时。刚被官罢和州刺史不久，所以会备感愁苦，诗性情怀、骚怨精神与难言的忧愤，尽在对花的酬赏体验活动中。回首自己“二十四年流落者”的仕途生涯，可谓坎坷，而“故人相引到花丛”的晚年聚赏活动也似乎可略慰平生：“残春犹可赏，晚景莫相催；谁能拉花住？争换得春回”，可见作者自我陶醉的谑婉情怀与老狂艳赏的生命高歌。而在《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中，作者更把老年情怀推到极致：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在与游人的潜在对话中，作者多情且倔强，不畏流俗，花间老醉，自我酬赏，自我嘲谑，也自我认同，可见其外向风流谑浪而内向刚正傲岸的性情。其在《陪崔大尚书及诸阁老宴杏园》一诗中又云：

更将何面上春台？百事无成老又催。唯有落花无俗态，不嫌憔悴满头来。

自己年老登台赏花可能实在让人觉得有点难为情，但实在不是自己春心未老，也不是因为年华老大、光景有限、“老又催”或机会难得，而是因为满头白发却“百事无成”，世俗的人又那么多，真正能理解和欣赏自己的人太少了，只有落花情怀高雅、格调超逸：“无俗态，不嫌憔悴”，堪为知音，所以即使我年华老大、满头白发、功业无成、身心俱疲也要登台赏花。年老赏花，与花对话，物我酬赏，相互感发与认同，在此可见刘禹锡晚年所具有、可具有的哲学家的自然风雅的情怀和诗意的人生态度，及其所受道家万物一体、物我合一的齐一思想和佛家禅悦清修而心性自得自足自适自认同的生命境界的影响。

4.对同僚或朋友命运、志节的酬赏、慰勉、认同

对友情的酬赏与对朋友的慰勉之情。在仕途困境与生命困顿的状态之中，刘禹锡在自我砥砺、淬炼、解悟的同时，也不忘对身处困境的同僚或朋友进行慰勉。谪居连州时，面对杨敬之的被贬，刘禹锡写了《答杨八敬之绝句》相赠：

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今日知音一留听，是君心事不平时。

诗以秋天声音悲切的孤竹和燃烧的梧桐树所爆发出的焦脆悲彻的烈响来借喻朋友的心境，以竹子、梧桐的特性借喻君子的品行与格调，既喻人，也是自喻，在相知中认同，在酬赏中遣怀。

三、结语

基于上古以风俗存革为中心与以谣歌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化的形式、内容、活动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心理的状况，本文以对“讽喻”内涵的界定为开端，从“讽喻”可能的现存方式（即外“讽”称扬与劝谏，讽刺与批判，内“喻”反省与晓示，观化与酬赏）的角度，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讽喻精神与比兴艺术进行探索后发现，与很多作家不同，刘禹锡继承并拓展了儒家以诗歌为载体的讽喻教化的传统形式与习俗，将面向社会与苍生的外向的“功利—教化”目标与面向自我的内向超功利的“艺术—审美”和“情感—娱乐”活动相统一，将外“讽”与内“喻”相结合，最终实现了其人生功利目标与诗性情怀的统一与合一。

讽喻精神、方式与生命存现状态息息相关。总体而言，刘禹锡的人生态度与心理状态是积极乐天、豪迈刚健的。具体而言，在人生与仕途顺达的早年阶段，刘禹锡豪迈激昂、意气风发，其讽喻精神可谓以“讽”为主，方式上以外向称扬、劝谏、讽刺或批判为主，重在风时政或抒“豪情”；在仕途贬谪与理想生命沉沦阶段，他骚怨静持、浩气郁存，其讽喻精神以“喻”为主，方式上主要以内向的反思、批判或自喻、晓示为主，着重于纾“怨情”；而当大和年间以闲职闲居洛阳、长安和晚年以闲职于洛阳归隐时期，尤其是晚年吏隐闲居时老狂洒脱、谑婉倔强，其讽喻精神可谓外“讽”内“喻”兼重，以“喻”为主且“（吟）赏”为介，构成了“讽——赏——喻”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流程，将嘲谑、酬赏、存赏、观化、拟喻、反思相结合，以人际酬赏或物我观化、酬赏或自我存赏方式为主，内容上以遣“闲情”为主。

可以说，无论是一生，还是生命的各个阶段，刘禹锡都一直高扬着自然哲学的思辨精神、批判意识与强烈执着的生命情怀和主体人格精神，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对政局、国事、官场现象、世情百态、友情的称扬、劝谏、讽刺、批判，对历史现象与问题，自然理势的观化、追问、反思或批判，对个人理想与志节的拟喻、观化、酬赏或存赏，对人生哲理、个体命运与生命存现状态的嘲谑、酬赏、娱觉、反思或批判，对自然物象与个体生命情怀的观化、酬赏、存赏、思辨与认同的一系列的外在行为或内在心性活动。刘禹锡的讽喻精神与活动，以哲思沉落悲感，以诗意观化苦难，以豪情存养精神，以理想正守心源，以道义认存人格，正因如此也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消解形名困累、沧桑心态而使其能以道驭心、以理化情、以情存性，最终由执着于理想的功利主义走向生命自觉后人生看满的禅悦、美感与超然的境界。

①②③〔宋〕朱熹集注：《诗集传·诗卷第一》，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第4页，第6页。

④王梦鸥注译：《古籍今注今译系列·礼记今注今译》，王云五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⑤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阳货篇（第17章第9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8页。

⑥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 之《诗言志辨·赋比兴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