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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女性礼教化特征探析——兼论《郑风》是否淫

时间:2024-05-20

⊙郭迎迎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 230000]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真实地反映了其形成时代的现实生活。《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采自各方的风土民谣,为我们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审美趣味等提供了重要依据。《郑风》一共二十一篇,除《叔于田》《大叔于田》《羔裘》《清人》《扬之水》五篇外,其余十六篇都涉及女性形象。不仅如此,从内容来看,这十六篇都属婚恋诗。这些婚恋诗大约占了《郑风》总篇数的八成,比重之大为其他国风所难以比及,它们为研究郑国女性生存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郑风》女性阶级

如上所说,《郑风》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歌有十六篇之多,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郑风》中一些诗歌反映了平民女性的生活。如《丰》中女子出嫁时的衣着是“衣锦褧衣,裳锦褧裳”。郑玄认为这是“庶人之妻嫁服也”,“庶人”是与“士”阶层相对的平民阶层。再如《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朱熹注云:“缟衣綦巾,女服之贫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可见,这也是一位平民女性。

此外,《郑风》还有一些诗歌涉及贵族阶层的女性。如《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毛诗正义》云:“明缁衣,卿士所服也。”制衣是当时妇女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妇功”的一部分。诗作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予”为卿大夫改衣、授粲之事,可见诗中的“予”当为女性,且其与卿大夫关系亲近,应是卿大夫之妻妾。《女曰鸡鸣》:“琴瑟在御……杂佩以赠之。”“《鲁》说曰‘士大夫日琴瑟’……《公羊隐公五年传解诂》云:‘卿大夫御琴瑟未尝离于前。’”《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可见,“琴瑟”“杂佩”之属都是贵族所用之物。据此《女曰鸡鸣》中的女性是一位贵族之妻。《有女同车》则是一首表现贵族男女亲迎之礼的诗歌。胡绍曾:“其曰同车则扬镳奏鸾,曰舜华则芳膏醲态,曰翱翔则夭矫若神,曰佩玉则矩步中节,曰孟姜则甲族名闺,曰德音则韵流金玉,味泽诗书矣。”诗中女子可以与“孟姜”比肩,车服华美,行止雍容,必是贵族无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郑风》婚恋诗涉及的女性阶层较广,既有大量的平民女性,也有不少贵族妇女,故能较好地代表郑国女性群体。

二、《郑风》女性特征

《郑风》中的女性不仅数量众多,社会阶层广泛,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克己尊礼

诗歌多是诗人情感的表露,《郑风》亦多女性情感的抒写。《郑风》中的女性虽多情,但她们往往又“止乎礼”,以礼规情,而不纵情、任情。如《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诗中的男子“仲子”头脑发热、痴迷冒失,竟想翻过里墙、庭院等来与女子幽会。该女子则一再阻止“仲子”的非礼之举,“为此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及人言为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女主人公以礼节情,她站在情感失范的“仲子”的对立面,是一个克己守礼的形象。

再如《子衿》中的女子也是一个克己尊礼的典型人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据《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可知女子思念的是一位青年学子。当时的学校设在郊区,学子们居宿于此,四周有水池环绕与外界分隔开,用意是“防闲淫逸”,故女性不能进入与学子们相见。“水”在《诗经》中常常是具有阻隔意义的意象,“水限制了异性间的随意接触,在这一点上它服从于礼仪的需要和目的,于是它获得了与礼仪相同的象征和意味”。因此,阻隔在女子与学子之间的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水,更是礼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夸张地表达足见女子正饱受思念之苦,但即便如此她也只是在城楼上徘徊等待,未曾逾礼一步。

郑国女子在两性交往中能够做到以礼节情、克己复礼,遵守社会规范,达到了礼的要求。

(二)娴雅端庄

《诗经》中的淑女多行止有度、雅正大方。《郑风》有不少端庄娴雅、大方有容的女性,如《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翱翔”,是“雍容和缓之意”,“将翱将翔”一词将女子雍容娴雅之姿描摹得生动可感,这是“礼”对女性行止容度进行塑造的结果。古人多以玉比君子,以玉比德行。《大戴礼记·保傅》曰:“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行以采茨,趋以肆夏,步环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可见,佩玉是一种礼仪,人们用佩玉发出的声音来考察行止是否合乎规范。“佩玉将将”凸显了女子的雍容娴雅之态,可知这是一位举止娴雅的淑女。

(三)婉顺勤俭

为维护家庭的和谐,礼教要求女性柔和顺从、克勤克俭。《郑风》中的已婚女性大都具备柔顺勤俭的品质。

《郑风》中女性的柔和顺从首先体现于女性在家庭中需侍奉夫君,做好贤内助的工作。如《缁衣》: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制衣是当时女性的主要职责。早上丈夫将要外出去官署工作,妻子关注到丈夫的衣服有些许破旧了,便说:“你的衣服旧了些,我再帮你做一件,等你回来时就有新衣穿了。”平淡自然的语言将妻子柔顺勤劳的形象凸显出来。又如《女曰鸡鸣》,方玉润谓之“贤妇警夫以成德也”。诗中“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是丈夫对妻子的总体评价,也是诗歌对女主人公勤劳贤顺形象的总结。

《郑风》中女子柔和顺从也体现于当夫妻之间出现分歧时应夫义妇听。如《遵大路》,郝懿行说:“民间夫妇反目,夫怒欲去,妇惧而挽之。圣人取此者,见夫义妇顺,虽有小嫌,妇当降下于夫,不可自尊而失婉顺之礼也。”郝氏认为诗中的女子尊重丈夫,是恪守女子婉顺之礼的表现。

以上,《郑风》中女性多勤劳贤惠、温顺知礼,她们的这些美好品质是夫妻和睦、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

(四)诚挚忠贞

儒教要求女性忠贞,从一而终。郑国女子多重视感情、坚贞不渝。如《风雨》一诗先以“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等景观衬托女子等待丈夫时的忧虑不安。再用“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等反问句式,强调了女子见到夫君后无比喜悦之情,这种感情纯真、深挚,不假修饰,亦不见淫秽。

再如《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诗中以女子独白的口吻诉说其哀伤,恋人不理睬她,也不肯和她一同进餐,她为此伤心焦虑,竟至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女子恋情虽遭遇挫折,却不生二心,体现出她忠贞不渝的品质。

《褰裳》中的女子因为一句“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而常被人认为绝情、用情不专,但这实则是女子对爱人的激将之语,反而将女子对恋人思念和专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郑振铎评价这首诗时说它“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最得诗中意趣。由此可见,诚挚忠贞是《郑风》女性的重要品质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郑风》的女性多具有克己尊礼、娴雅端庄、柔顺勤俭、诚挚忠贞等良好品质,体现出浓郁的礼教化色彩。不无遗憾的是,这些美好品质往往为不少读者所忽视。

三、“郑诗淫”辨析

说起《郑风》,便绕不过对“郑诗淫”的讨论。自近现代以降,“郑诗淫”的观点颇受争议。想要分辨“郑诗”是否“淫”,需要厘清“郑诗淫”的观点是如何产生和发展演变的。

孔子是第一个将《国风》与礼教联系起来的人。孔子将《国风》作为推行教化的工具,他对《国风》的总体看法是“其言文,其声善”,“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虽则如此,孔子并没有对《郑风》另眼相看,更未言其淫。两汉时期,《毛诗序》最早将《郑风》与“淫”联系起来。《东门之墠序》:“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溱洧序》:“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序》指责《郑风》中的某些篇目内容淫逸,这只是对个别篇目的定性,并没有明确提出“郑诗淫”的观点。东汉许慎《五经异义》:“郑诗二十一首,说妇人十九矣,故郑声淫也。”许慎最早将“郑诗”与“郑声”混同起来,并将《郑风》中涉及女性的诗歌占比大的现象视作“郑声”淫的原因,但许慎只提出了观点,并未做过多阐释。南宋郑樵作《诗辨妄》,此书亡佚,只有少量佚文流传下来。朱熹为《将仲子》作注时曾引“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可见郑樵至少将《郑风》中某些诗视为淫诗。

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影响,朱熹论《郑风》时以“淫”为基本观点。朱熹认为“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并声称“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将批判矛头直指诗中女性。朱熹还有意将孔子“郑声淫”中的“郑声”与“郑诗”混淆起来,借孔子之语来做自己的理论支撑。至于“郑

声淫”与“郑诗淫”之间的关系,学者已多有论证,此处不做赘述。围绕“郑诗淫”的总观点,朱熹在具体阐释诗旨时将其中十五篇斥为淫诗。至此,系统的“郑风淫”学说便形成了。朱熹之后的王柏基本承袭了“郑风淫”的观点,认为“郑诗二十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间作于淫女者半之”,甚至表明这些淫诗“当放无疑”。

以朱熹为代表的“郑风淫”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它代表了南宋到明末学者对《郑风》的主流观点。“自是读《诗》者,几不知有《小序》矣。《小序》既废,《诗》义多晦。郑卫之风,悉为淫奔之诗,郑风尤甚。”而近现代人们囿于对《郑风》中女性热烈多情的阐释,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余波。从“郑诗淫”观点形成的过程可见,“郑诗淫”并非《郑风》产生时就有的评价,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故意进行的歪曲。朱熹等人将《郑风》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定性为“淫女”,并以此作为判定“郑风淫”的主要原因。

《郑风》是否淫呢?前文对《郑风》中的女性阶层以及形象特征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和论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郑风》十六篇婚恋诗中,至少有十余篇诗歌中的女性具备知礼守礼的品质。郑国未婚女性在两性关系中能够自觉遵守礼义约束,不越雷池,如《将仲子》《子衿》等;在行亲迎之礼时,郑国女性行止有度,重视礼节,如《有女同车》;已婚女性在家庭中勤于“妇功”,侍奉丈夫,恪守婉顺之礼,如《缁衣》《女曰鸡鸣》等;再者,郑国女性对待感情忠贞不渝,真切诚挚,更不见淫邪之意,如《风雨》《东门之墠》等。另有两三篇诗歌如《野有蔓草》《丰》虽未特别表现女子遵守礼义,但也未涉及女子淫乱逾礼之处。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郑风》有些诗歌中的女子确实热情大胆,如《溱洧》《萚兮》,两篇诗歌中都有女子主动邀请男子的情节,但并不能因此就武断地称其为淫女。《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一婚姻制度是使男女婚姻以时、增殖社会人口、稳定统治秩序的重要制度。春秋时期郑国沿袭了这种风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由此可见,诗中男女相会是具备一定合“礼”因素的。况且,这类诗歌在《郑风》婚恋诗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十五,故并不影响对《郑风》女性的整体评价。从整体而言,郑国女性知礼守礼,并无淫乱之行,将其定性为“淫女”显然是不妥当的,进而,“郑诗淫”的说法也是立不住跟脚的。

综上所述,婚恋诗在《郑风》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些婚恋诗使我们得以了解郑国女性群体生存形态。从阶层上来看,《郑风》中的女性既有平民又有中下层贵族,阶层分布广泛,能够较好地代表郑国女性群体。从特征上来看,《郑风》中的女性具有克己尊礼、娴雅端庄、婉顺勤俭、忠贞诚挚等品质,这些品质体现出浓重的礼教色彩。自汉代始就有学者将《郑风》与“淫”联系起来,南宋朱熹明确提出“郑诗淫”的观点,将《郑风》中女子定性为“淫女”。具体考察《郑风》中女性形象,发现郑国女性整体上知礼守礼,具有明显的礼教特征,这与“淫女”形象冲突,故“郑诗淫”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①③⑨㉔㉕〔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第278页,第314页,第310页,第321—322页。

②㉗㉘㉙ 〔明〕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1页,第62页,第72页,第72页。

④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1页。

⑤〔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4页。

⑥〔明〕胡绍曾:《诗经胡传》,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 辑第 4 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⑦⑪⑫⑭⑯⑱⑲⑳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2—223页,第254页,第239—240页,第220页,第237页,第251—252页,第244页,第246页。

⑧〔清〕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1页。

⑩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⑬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页。

⑮ 〔清〕 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1页。

⑰ 〔清〕郝懿行:《诗问》,见安作璋主编:《郝懿行集》,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623—624页。

㉑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㉒ 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8页。

㉓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页。

㉖ 〔清〕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2页。

㉚㉛ 〔宋〕 王柏:《诗疑》,朴社1930年版,第12页,第32页。

㉜ 胡朴安:《诗经学》,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1页。

㉝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3页。

㉞ 〔南朝〕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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