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郁离子》中所蕴含的大同色彩

⊙刘 涵 ［郑州大学，郑州 450001］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生，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逝世，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一方面为了立业扬名，一方面志在为国尽忠，刘基带着满腔抱负投入仕途。他经历了元朝末年的混乱，既有过忠心为国的入仕经历，也有过山野游学的隐逸经历。屡经宦海浮沉后，刘基写成《郁离子》一书，托郁离子之口言明自身心志。

《郁离子》共十八章，一百九十五篇，篇幅长短不等，各篇章相对独立，大约创作于刘基四十七至五十岁之间，这正是他历经宦海四起四落，被夺去兵权，弃官归隐家乡之时。感慨官场变化无端，处于人生低谷的刘基发愤著成《郁离子》一书。“郁离”二字意为文明，“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刘基创作《郁离子》的目的就是向统治者献出一部关于治国理政的谏书，以助长治久安。在书中，他借助寓言故事传达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提出各族平等的选才之法，推崇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不管是与天地自然还是社会友人相交，《郁离子》都传达出民本、和谐的思想色彩，这与古代社会所向往的“大同”有不少相似之处，而“大同”一词则由来已久，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大同思想的发展

“大同”一词始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物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者不必为己。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儒家对大同社会的具体描绘：反对君主专制，天下为公；重视领导者品质，选贤举能；民众道德高尚，和睦相处。具体来讲就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得到关爱，人得其所，社会安定和平，这里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一种绝对公有制的理想社会。

但是大同思想萌芽的出现要更早一些，《诗经·硕鼠》中就传达出先民对“乐土”的向往。剥削劳动者的统治阶层被比作“硕鼠”，劳动人民则发出了“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感慨。这里的“乐土”，指的就是古代人民的“乌托邦”，是他们理想的天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于大同社会的畅想。可这个“乐土”还只是存在于虚无之中，没有形成具体的描述。到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出现促使各种思想蓬勃发展，产生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都出现了关于“大同社会”的独特思考，描述也更加具体化，这其中要数儒、道、墨、农家的设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除了上文提到的《礼记》，儒家的大同思想在《论语》等经典文献中也有所展现。例如，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公孙丑上》中也有关于王道和霸道的论述，意在说明以力服人是口服心不服，以德服人才是心悦诚服，这是儒家主张施仁政行王道思想的体现。

倡导“无为而治”的道家显然更提倡“小国寡民”式的大同生活。《道德经》第八十章：“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道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倡导的一种理想社会面貌，而这样的社会并不利于社会进步。庄子也提出了“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在至德之世中，人民没有忧虑也没有欲求，大家友好相处，虽然君主依然存在，但已然成为虚君，这正是道家无为而治发展至顶峰的理想社会状态。

墨家认为，大同社会应该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公平社会。从小的方面来说就是：有力气的人应该赶快去帮助别人，有钱财的人应该努力分给别人，品德高尚有见识的人也应该教导其他人，即“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这一时期的农家提出了“并耕而食”的主张。在农家的理想社会里，人们靠农业、手工业生产可以达到自给自足，无论是平民还是君主，都需要耕作来获得食物。农家推崇以物易物的交换原则，他们认为不存在金钱交易，也就杜绝了商业欺诈行为。农家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落后的农民阶级小生产者从自己地位出发产生的理想化空想。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大同社会”的设想多种多样，虽比较稚嫩，但也有可取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君主专制使人民思想受到限制，关于“大同社会”的畅想也止步不前。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仁人志士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天堂。例如，东汉公羊学家提出“太平世”的观点；东晋陶渊明也让武陵人带我们体会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桃花源；明代刘基也在其寓言性散文《郁离子》中介绍了他的“天下贵大同”的和谐观；近代康有为撰写《大同书》以宣扬他的大同思想；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也是指向世界大同。大同思想的发展并未停歇，尽管名称不同，具体措施有异，可不变的是天下为公、平等诚信、安居乐业的内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理想。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刘基，在历经宦海浮沉与民族政权更迭后，将自己对大同社会的要求寄托在其散文集《郁离子》中。

二、《郁离子》中的大同色彩

刘基既继承儒道思想，而后又融合程朱学说，其经历的丰富与思想的广阔使他看到的不仅是治国，更是民生、万物、人才，等等。

（一）爱民利民、万物同生

刘基对君主的存在持肯定态度，这与他封建士大夫的身份契合，但他也继承了儒家民贵君轻与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倡导以民为本、爱民利民的君民关系。《灵丘丈人》中，父子两代养蜂人对蜜蜂态度不同，其收获也不同。父亲精心为蜜蜂创造良好生活条件，因养蜂而致富；儿子对蜜蜂不管不顾，导致蜜蜂举族离去。刘基借此比喻君民关系，当权者如一味压榨剥削人民必将造成叛离，统治者只有依赖人民才能生存。《齐伐燕》一篇，齐王安抚燕之降民，“燕人皆争归之”；齐军掠夺降民财产，“燕人遂不复思降齐”。这是刘基爱民与反侵略思想的体现，那么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呢？刘基提出了“人盗”与“天地之盗”的概念。

在刘基看来，国家的财富来源有二：人盗与天地之盗。人盗即剥削者“各以其所欲取之”，从人民处掠夺财富，天地之盗即人类依靠自然资源得以生存，“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斯可矣”。同样，刘基也注意到人与自然万物相处之道，他推崇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大同之道：“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愈滋，庶民之用愈足。”面对天地万物，人类有“善盗”和“不善盗”两种态度。善盗者掌握了世间万物的规律，懂得让自然为人类服务，又明白人类与自然的交往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教导人类借助自然规律进行农业活动以利民生。这不仅为人民提供了安居乐业之法——天地之盗，还揭示了天人相和、万物同生的道理。

（二）选贤举能、人人平等

《郁离子》一书以《千里马》开篇，意在说明选贤举能的重要性。要千里马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伯乐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贤明又爱才的君主才能使有志之士发挥出自己的光热。圣明的君主在选取贤臣能将时，不应被既有的规则所限定。因千里马不是河北产的纯种良马就不配被养在内厩，以凤凰为目标而树立远大志向的绀羽之鹊想要为国做出贡献，却被祸害国家的黄鷔、幽昌所害。《规执政》篇揭露封建统治者任人唯亲，以出身世家大族作为选官标准，提出“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

《八骏》篇从表面看，是在讲“马政”，可作者实际谈的是“人政”，借马讽喻执政者应爱惜人才。元代统治者将人分为四等，上等人毫无用处还能白白享用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有识之士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这种民族歧视的政策是万万不可取的，作者讽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倡导天下平等，无论是何人种，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

（三）讲信修睦、夷夏和谐

儒家讲求修齐治平，欲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刘基最重视的道德品质之一就是诚信。《寡悔》中郁离子有言：“言文而不信，行诡而不实，是专事为客而亡其主也。是犹构九层之楼，而以竹柱也。”《虞孚》篇记述了虞孚为牟取暴利在漆中掺假却被人识破，最终钱货两空沦为乞丐而死于异国的故事。这些都告诫人们诚信乃人之根本，切勿弄虚作假。关于人际交往，刘基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子侨包藏祸心》一篇记述子侨自己掉入粪坑后不仅不提醒朋友，还制止别人提醒朋友，致使二人先后落入粪坑，讽刺了这种对待朋友之道，认为朋友之间重在仁义。

为人处世要讲诚信，与朋友交要讲仁义，那民族之间的交往呢？刘基的夷夏观存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刘基早期的看法比较偏激，在《春秋明经》和《春秋义》中他都表达出强烈的尊夏攘夷的民族思想。但经历元代盛衰之后，他在《天下贵大同》一文中又做了如下论述：“世之抱一隅之闻见者，何莫非是哉。是故众醉恶醒，众贪恶廉，众淫恶贞，众污恶洁，众枉恶直，众惰恶勤，众佞恶忠，众私恶公，众嫚恶礼，犹鸱鸮之见人而赫也。”每个地方的民众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性，例如海岛之人喜好鱼虾，裸壤之人不喜穿衣。众人都认为自己的才是正道，所有与自己取向不同的都应该摒弃。殊不知天下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各个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的斑斓文化，并无优劣之分。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贵在求“大同”，而不是狭义的寻求一致。刘基借郁离子之口发出感叹：国与国交往的时候，不应该把对方视为敌人而选择唯我独尊，应互相尊重。这种看法将各国交往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更应为众人所接受。

三、刘基大同思想探源

刘基思想中大同色彩的形成与发展，与他自身素质、家庭环境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都有所关联。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记载刘基在读书上有过人之功：“人未尝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也，为文有奇气……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熟读经典对他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帮助。

除了自身因素，刘基这种崇尚道义与和谐思想的形成，也与他的家庭背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从家世来看，刘基的远祖以军功闻名，却不精于文墨，自六世祖刘尧仁开始偃武修文。刘基的曾祖刘濠官至宋翰林掌书，祖父为元太学上舍，父亲刘瀹任遂昌教谕，家学深厚。刘基自幼受到祖父及父亲言传身教，也养成了乐善好施的优秀品格，朱元璋《父永嘉郡公诰》中就说：“世为右族，人服令名，蕴设施之才，而无求干时，贻文学之传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义方于古人，某猷著于实用。”可以说，刘基父亲在文学、道义方面的品格直接影响了刘基的为人处世，助其形成崇尚和谐、邻里友好互处的思想准则，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其日后创作中。

从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元朝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大一统王朝。与前朝不同，元代统治者身为游牧民族，马背上的磨练和广阔草原上的奔腾使他们形成了粗犷的风格。在此之前，一直在政府官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崇尚“礼”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千百年来的丧葬祭祀、交往嫁娶等都遵循一定的道义，“礼”就是指导这一切有序进行的准则。元代统治者将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以及南人四类，分而治之。四类人地位不同，在日常生活、科举入仕等方面都享有不同的权利，以蒙古人等级最高，南人等级最低。虽然元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积极学习儒家思想道义，将之运用在治国理政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前代相比，礼义的影响在元朝减弱。故元代统治在某些方面会出现与儒家思想相悖的地方，所以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会感到不适，并想要寻求改变。刘基或许是被迫地接受了蒙古文化的熏染，但这令他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夷夏观。他意识到各民族之间应求同存异，不应争得你死我活，只有互相尊重，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但是，刘基生活的元朝末年不仅自然灾害不断，当权者也黑暗腐败，其官场经历更是十分坎坷。刘基二十五岁赴江西任高安丞，虽对官场黑暗、豪强猖獗已有所准备，可现实的残酷还是使他无能为力，中间起起落落几度辞官，甚至被羁管，最终愤而归隐南田。当一个庞大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候，它积累已久的贫弱会瞬间地展现出来，加速他走向灭亡。这种种社会历史现象使刘基对治国理政产生了不少的感慨，于是撰成《郁离子》一书，讽喻现世并寄托自己的大同理念。

四、刘基大同思想的现代启示

从憧憬到构想，从描绘天堂到追求人间，从仰望神明到依靠自己。中国古代人民不断地探索更好的生活之道，以求建设出有益于天下大众的理想天堂。以当今的目光来审视，刘基在《郁离子》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社会等多个方面，并依然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刘基提出的各民族应处于平等地位、人种不应有高下之分的观点以及“天下贵大同”所倡导的夷夏和谐观，正是当今社会重视并希望实现的，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各国平等、互相尊重。其次，文章中体现的诚实守信的道德观与互助和睦的交友观对国际交往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只有在发展自己的同时顾及别国的发展，才能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一枝独秀的妄想在当代社会是行不通的。最后，刘基提出的天人相和、万物同生的生态观更是值得传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都应具备的“善盗”智慧。

这种自古传承而来的大同思想，在21 世纪的今天已然发展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相信这不仅能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世界发展也会功不可没。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明〕刘基：《郁离子评注》，傅正谷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第212页，第217页，第217页，第217页，第9页，第335页，第373页。

⑨〔明〕刘基：《刘基集》，林家骊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

⑩〔明〕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 陈正炎,林其锬：《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