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郎显奇[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黔南 551300]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在研究领域大约被叙述为:20 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和革命现实题材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80年代的“儿童问题小说”和“儿童教育小说”叙事模式;90年代的非理性小说叙事模式和诗性小说叙事模式等。这些关于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的历史叙事,构成我们当前成长小说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忽略的是与上述历史叙事构成的边界游移状态的叙事模式。
比如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孩子王》《棋王》(阿城)、《哦,香雪》(铁凝)、《魔笛》(笠平)等成长小说,构成了与50—70年代和80年代的成长小说构成对话关系的叙事模式。
张洁、阿城、笠平的这些作品,所采用的叙事模式可以称为“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是历史人类学的一个概念。“英雄徙边记”是“英雄征程记”叙事模式的变体。如果说“英雄征程记”叙事建构的是一个核心的空间与人群意象(比如司马迁《史记·黄帝本纪》,通过黄帝的四方征伐,确定了早期华夏疆域和人群血缘关系),那么“英雄徙边记”则用以描述此空间与人群的边缘。这种叙事模式在边疆史文献当中比较常用,比如“太伯奔吴”“箕子王朝鲜”“盘瓠与帝女”等等的“历史”。在中外文学、影视中也常见这种叙事模式,比如《西贡小姐》《蝴蝶夫人》《风中奇缘》《阿凡达》《阿拉伯的劳伦斯》《放牛班的春天》《启功》《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孩子王》《棋王》《哦,香雪》《魔笛》等。就这些作品看,“英雄徙程记”与“外来者”叙事模式相似,但是本质上是不相同的。“外来者”叙事模式的功能,在于新视角新目光的“还乡者”的介入,揭示“老中国”愚昧、麻木和奴化的精神面貌。而“英雄徙边记”的文本结构即是一个失意或者失败的英雄,自中心远走边远他乡,而成为他乡的王,并为当地带来文明教化。其叙事功能是“历史心性”的建构。
同样的对应关系,在中国当代文学里,20 世纪50—7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近似于“英雄征程记”。革命历史题材成长小说,比如《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讲述的是少年主人公在战争中被遗弃,最后跟共产党走的成长过程。革命现实题材成长小说,比如《罗文应的故事》和《陶奇的暑假日记》,讲述的是少年主人公发现自身“毛病”,战胜“毛病”,进而“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50—70年代的这两种成长小说叙述模式一种“英雄征程记”,叙述少年主人公征服(征程)自身“毛病”,征服(征程)被遗弃,最后成为英雄或者革命接班人。80年代的“儿童问题小说”和“儿童教育小说”相对复杂,但是也可以把这两个主要的叙事模式看作是“英雄征程记”叙事模式。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等成长小说,借助“问题儿童”来触摸一系列深刻问题,进而打开一些领域的空间境况和认识(比如“犯过错的孩子应该怎么办”),最后“问题儿童”成长为健康、可爱、阳光的少年少女。
然而,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由张洁、阿城、笠平的成长小说采用“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应该值得注意。张洁1978年于《北京文学》发表的短篇成长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文本结构是“黑线人物”梁启明老师被下放遥远的森林,成为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的音乐老师,并为边远的林区伐木工人和孙长宁带来了文明和教化。阿城80年代的成长小说《孩子王》,叙事“情节”是1976年,在生产队干了七年的“我”,被安排给上语文课,“我”不教课文,教识字和表达,并教化多数学生学会表达。《棋王》叙述了“下乡”的知识分子王一生,成为生产队那一带的棋王,并通过王一生的高超棋艺和修养给那一带带去教化。笠平的成长小说《魔笛》,叙事“情节”与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相类似,即被下放的梁老师,在边远地区成为沈铁犁的老师,给沈铁犁音乐的教化,使得沈铁犁成为后来的音乐家朗风。
阿城、张洁、铁凝、笠平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与50—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种叙事模式构成怎样的差异?一方面,“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突出了新时期文化“历史心性”的空间和由来,另一方面该叙事模式在重新建构、唤醒人的文化“历史心性”的诗意向度。这与50—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种叙事模式形成对话的状态。第一,“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的成长小说,是以认同诗意的知识、文化来重塑“历史心性”为主,而“英雄征程记”叙述模式的成长小说则以自我“克服毛病”或者被挽救为主。第二,“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的成长小说,其叙述的文化渊源和空间,主要是来自有“瑕疵”的知识分子。因此,“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的成长小说有可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长小说诗意“历史心性”建构、思索、创新的探索方式。
为什么选择这种模式化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化叙述构成的意符传达了什么信息?
“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成长小说史”,这句话很好地反映了成长小说是作为一种文化表征的存在。所谓“表征”,是相对于“本相”而言。人类社会的共性,表现在环境、经济生业、社会结群、文化与其表征四个要素,前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人类生态,即社会情境的本相,而文化及其表征,是人类文化行为和建构,称作表相,具有强化和遮掩本相的作用。这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各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小说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将在这人类社会基本面貌中,将“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的行动抉择列入考虑,可以让我们由此了解成长小说的社会面相。
从《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棋王》《孩子王》《魔笛》等成长小说作品看出,这些作品是“英雄征程记”成长小说的新变化,表明了“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的成长小说与“英雄征程记”成长小说的文化和空间关系。但是,创作主体在其社会认同情况下,基于某种考虑,自有他情感、意图与行动的抉择。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通过孙长宁的成长叙事,突出新时期文化根性记忆,以什么样的“传统”作为参照,回答“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的问题;《魔笛》通过对沈铁犁的成长叙事,解决当代或未来本民族的诗意“历史心性”建设问题。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棋王》《哦,香雪》和《魔笛》,充满了抒情和诗情画意的描写,是在建构一种古典诗意的“历史心性”。比如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通过梁启明“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伐木工人和孙长宁等“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梁启明的笛声,使孙长宁丢掉孩子的蒙昧、混沌、模糊,找到了明晰的形象。也就是唤醒和赓续了孙长宁的诗性“历史心性”的记忆。《棋王》和《魔笛》,王一生痴迷棋艺并做到极致,沈铁犁痴迷长笛演奏,都是唤醒或者构建新时期人们诗性的根基性记忆。
需要特别注意阿城《棋王》和《孩子王》的成长小说,在建构诗性“历史心性”记忆方面的独特创造。比如《孩子王》的下边文段:
一九六七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这一段,是阿城成长小说文体的缩影。阿城有很强的传统文体意识:短句,白描,闲笔,本色表达。这是从文体意识方面唤醒诗性“历史心性”记忆了,读着这样的文句,就像触摸到了《论语》《史记》的安全和稳定。更重要的,是《孩子王》通过“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抗拒损坏“历史心性”记忆的方式。
这些“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的成长小说,在同一叙事模式下传递的信息都一样:来自城市或文化中心的知识者,虽然身上有“瑕疵”,但终究还是靠他们给边缘人群带来教化。古人说“礼失求诸野”,可是从这些成长小说来看,现代知识分子极自信,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持认同态度。他们不从乡野边缘地方寻求“历史心性”记忆,他们本身就携带根基性记忆。
不过,在“英雄徙边记”叙述模式表征下,这些成长小说之间的差异,需要辨析。这些差异,很能体现这些成长小说的独特意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棋王》《哦,香雪》和《魔笛》传达的信息是来自文化中心的知识者如何重新建构或者赓续边缘地区的人群或者孩子诗意的“历史心性”记忆;《孩子王》传达的信息是知识者进入一个教育新环境,采用有效的方式去“挽救”边缘人群,但是行不通,最后知识者走了。
“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的成长小说,除了可以抉择、重构文化的“历史心性”记忆,身份认同的建构之外,还可以作为叙事方式做宽广深入的探索。特别的,“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如何讲述在“新时代”成长,如何讲述在后全球化时代成长,将是一个时代性、现实性的艺术探索。
①⑤⑦ 徐妍:《70年成长小说:由统一、经多样、抵达新气象》,《文艺报》2019年12月2日。
②⑥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8页,第27—28页。
③张春燕:《鲁迅“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海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④⑧⑨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第50—51页,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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