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作品及其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 红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晋中 06069］

赵树理的作品主要以山西农村农民生活为题材，创作风格独树一帜。由于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赵树理对农村与农民有着最真实的情感和最真切的了解，这使得他在创作过程中，能够站在读者的立场运用现实主义进行创作。他“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他的作品，不论是早期的《小二黑结婚》，还是后来的《登记》以及《三里湾》都真实而深刻地记录并反映了我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农民的生活状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学含义，而且因为对现实主义的运用，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越来越受到重视。

根据高尔基的说法:“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谓之现实主义。”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基本上都体现着现实主义。他主要是以农村为背景，讲述农村发生的变化、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讲述他们面临社会的变化时接受、抗争、顺应的各种故事；以农民为主要阅读对象，用农民的语言讲述他们的身边事。细读他的作品不难发现，每一部都是作者多年农村生活经历的概括、升华，都有其不同的主题，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形态迥异，多姿多彩，所用的语言，地方特色十足，透着浓浓的乡土特色，极具亲切感和真实性。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不但正面人物形象能够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非英雄的、处于中间状态的，抑或是落后的人物形象也依然是那么逼真，处处都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下文将重点分析三部作品及其中的非英雄人物，揭示他们当中所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小二黑结婚》与“三仙姑”

《小二黑结婚》发表于1943年，是赵树理的成名作。这部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是山西左权的两个青年在封建传统的束缚下以及父母的阻挠下，积极追求自由恋爱，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小说中所涉及的农村自由恋爱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是个新话题、新事物。对于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过的父辈来讲，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对于处在爱情懵懂阶段的青年来讲，这是渴望而又不可即的事。因此，对于自由恋爱的冲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展开，并不断升华，最终在党的指引和领导下得以圆满解决。有着农村生活经历的赵树理意识到，“当时农村有个几乎与土改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反封建思想、封建习惯，因为那时不但地主维护封建，即使一般农民也是如此”。这部作品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农村景象和农民生活状态，包括地主和农民家长在内的旧封建保守势力试图打压并消灭新鲜事物——自由恋爱的矛盾被真实再现，作品中处处体现着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之一，女主人公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她是文中的非英雄人物，她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三仙姑”十五岁嫁给于福，本是庄上的第一个漂亮媳妇，但当时的农村社会环境和家庭因素迫使这个漂亮的对生活有美好憧憬的媳妇变成了“仙”。她爱美，她希望被爱，但生活却给了她一个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丈夫。因此，她便以“下神”为业，借着这个由头，尽情装扮，涂脂抹粉，使得那些对她感兴趣的青年围着她团团转。然而俊俏的媳妇和那些青年人都逃不过岁月的洗涤，终有变老的一天。可是“三仙姑”既然是“仙”，便不会老去，即便老了，也是个“老来俏”，依然注重穿着打扮，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女儿小芹来吸引庄上的青年们，还将小芹许给死了老婆的退职军官。在小芹被抓到区武委会后，她被传唤到区上，但她没有表现出一个母亲应有的担心、焦急和不安，而是不急不慢地吃了早饭，精心打扮一番后才出门。从这些举动，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母亲，因为她是“仙”。直到被区长以及众人议论穿戴不合适时，她才觉得“羞”，才觉得不好意思，才答应了小芹和小二黑的婚事。“三仙姑”这种不满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安排却又要为自己的女儿安排婚姻的人在当时的农村应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她以一个反面形象在作品中出现，却将当时农村存在的封建思想和愚昧落后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极具真实感，从而产生共鸣。

二、《登记》与“小飞娥”

《登记》是1949年后赵树理的第一篇小说，于1950年发表。《登记》像是《小二黑结婚》的续集，讲述主人公获得祝福后，在法律的保护下登记结婚的故事。从创作时间来看，《登记》的发表正好与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婚姻法》相呼应，但这却“是脑子里早有了生活原料并经不断提炼过的”，这表明了作者不但具有丰富的农村生活阅历，同时也一直在关注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问题，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加以概括表达。《登记》中的艾艾和小晚生活的时代比小芹和小二黑的时代更加进步、开明和幸福，因此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恋爱，而是在新《婚姻法》背景支持下的婚姻自由和自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他们积极响应了国家的政策，与传统的封建思想大胆搏斗，最终进行了合法登记。小说叙述了艾艾和母亲“小飞蛾”两代人由于所处不同年代背景而爱情和婚姻境遇得到完全不同的结局。尽管现实的矛盾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但作品不仅批判了封建思想对人的束缚和迫害，更是歌颂了新中国为老百姓谋幸福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小飞娥”，《登记》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艾艾的母亲，一位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位继续要为女儿包办婚姻的母亲。她是一位传统的女性，虽然渴望自由和幸福，却也只能默默忍受包办婚姻带给她的无情摧残和折磨，变得麻木不仁。她有意中人，婚后都一直保存着那枚“罗汉钱”，以示对意中人的思念，即便被自己的丈夫殴打后，依然在心里不放弃自己对爱情的念想。她又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和母亲，在艾艾恋爱的这个事情中，她开始是计划着为艾艾安排相亲，走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老路，但当得知媒婆也建议要通过“打”的办法来降服艾艾时，她意识到不能让女儿再重蹈自己的覆辙，“难道这挨打也得一辈传一辈吗”，进而勇敢地站起来，与传统说不，与包办婚姻说不，与封建势力说不。她终于在斗争中逐渐苏醒，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女儿不能走她走过的老路，应该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小飞蛾”的不幸经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但“小飞蛾”的觉醒，却是作者对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愿望。

三、《三里湾》与范登高

《三里湾》是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三里湾四个大家族（马多寿、范登高、袁天成、王宝全）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纠葛，反映了农村中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之间的冲突，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两股势力、两条道路的斗争，揭示了农村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以及必胜的趋势。支部书记王金生是先进的代表，认真落实国家的政策，以大局为重，遇事首先会考虑“影响不好”而放弃自身的利益，能够按照事情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村主任范登高，是个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中间人物，时时刻刻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和自己的生意。中农马多寿是封建势力的典型代表，他的家长制作风，最后导致马家四分五裂。老党员袁天成，脚踩两条道，不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不能一心一意为民服务。小说中的故事围绕着这四个家族展开，进步与落后之间形成冲突，改变与保守之间构成矛盾，无私与自私之间形成对比，但最终，落后的、保守的、自私的势力毕竟只能代表一小撮人的利益，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需求，因而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被击败和抛弃。《三里湾》真实再现了我国在进行合作化运动过程中的农村历史风貌。

作品中的中间人物——村主任长范登高，是个老党员。他因为在土改中的积极表现而担任了村主任一职，在合作化运动中却是个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不关心村务的村干部，与支部书记王金生形成了鲜明对比。范登高这一人物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首创的意义”。首次出场的村主任范登高既不是在为民众调解事请，也不是在为村子的发展而殚精竭虑，反而是个贩卖物品的商人形象——“范登高的骡子回来了，贩了好多东西”。他虽然担任村主任，但却更关心自家的生意，连开会都得女儿催促。他只关心自己的生意赚钱与否，却不能给“合作伙伴”王小聚放假，让他回家秋收。在调解马家矛盾时，本着“糊涂事糊涂了”的原则，让马家维持现状，实际上他担心的是分家后，菊英会入社，也有可能影响马家入社，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利用职务之便，打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在支部会上，当大伙儿已经点名道姓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他依然借着“自愿原则”的幌子为自己开脱。检讨会上，虽然口头上承认了自己走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愿意入社，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态度上却依然是“老爷”的姿态，不能被党内外的同志所接受，而让两头骡子提前入社的原因也是为了省下些草料。这样的党员形象在之前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赵树理把范登高刻画得惟妙惟肖，探寻到他内心深处，揭示了他内心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这更加有力地体现了在当时的背景下，发展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之艰巨之复杂，也表明了党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以及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

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能够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农村问题和农民生活，与他深入农村，长期在农村生活，与农民直接接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关心农村发展，尊重农民生活习惯，希望帮助他们进步，因而在创作中不仅要揭示社会变革中农村出现的问题，还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赵树理的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也是时代的真实。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丰富多样，语言使用具有地域特色且与人物身份相适应，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发展变化将读者带回到那个时代，重温那段岁月。赵树理作品能够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形成文学流派，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关系密切。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运用这种创作精神，关心国家发展，关心民众生活质量，勇于承担起批判不利社会发展、不利于人民幸福的现象，提出解决矛盾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①〔美〕杰克·贝尔登:《赵树理》，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②〔俄〕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第5页。

③董均伦：《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黄修已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④康濯：《忆赵树理同志》，《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第132页。

⑤陈娟：《简论赵树理建国后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