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计文君小说中女性主体精神的皈依与寄托

⊙张玉琼［西北大学文学院， 西安 710127］

论计文君小说中女性主体精神的皈依与寄托

⊙张玉琼［西北大学文学院， 西安 710127］

“70后”作家计文君在小说中频繁涉及女性的成长问题，既有婚姻恋爱方面的挣脱，也有精神方面的成长。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女性摆脱无爱的家庭生活，从无所依托到找寻自己的价值和主体精神。在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中，计文君小说中的女性作为主体的意识开始觉醒，最终回归自我，完成蜕变，实现救赎。

计文君 女性 主体精神 成长

作为“70后”作家的计文君，没有“50后”“60后”作家拥有的集体记忆，相反，她经历的是中国社会在经济方面的现代化转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女性的生存与选择问题成为她笔下屡次被提及的话题。不同于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男性，女性独立与获得主体精神的过程总是更为艰难，计文君的小说正是聚焦于这一问题，探索现代女性的成长历程以及精神上的回归之旅。

一、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社会转型的大浪潮中，城市成为出生于乡村和小城镇的年轻人的向往之地，他们抛弃乡土，进入城市，但是更多时候，他们苦苦挣扎，却依然有一种漂泊感以及身处异乡的感觉。“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悠久、都市经验欠缺的国度里，都市多被传统观念认为是泛滥的欲望和‘人性恶’的发源地，有着‘罪恶’的色彩。”都市中的生存经验给予他们的是孤独感和焦虑感，他们最终只能依附传统，寻求内心的平静。计文君笔下就有这样一类女性人物。

《开片》中的殷彤，出生在小城镇、单亲家庭的她在母亲和祖母的庇护下，学舞蹈，上大学，进入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她像其他年轻女子一样，恋爱成长，但是给别人做保姆的母亲不能为她提供更多优越的条件，她就依靠自己的美貌为自己寻求更好的出路。无论是在母亲羽翼下没有成熟的张伟，还是大学教授苏弋，代表的都是殷彤对男性的一种依附和渴求，然而，软弱自私的张伟无法给殷彤一个容身之所，苏弋对殷彤更多的则是逢场作戏。值得托付的男性在计文君笔下是缺席的，张伟和苏弋都是被“阉割”的男性形象，并不是理想男性的代表。《剔红》中的秋染，也是从小镇进入城市的代表。秋染遇到了文化商人江天之后，在现代化流水线的帮助下，创造出了迎合市场的一系列“伪小说”，迅速成名，而她和江天的感情纠葛也是维系这一利益关系的纽带之一。在风月场上游刃有余的江天是像范柳原一样的情场浪子，而秋染却不如白流苏幸运，等不到一场让城市陷落的战争来成全她的爱情。《白头吟》中的谈芳以及《芳邻》中安老师的女儿却是另外一种女性，她们谨小慎微地维持自己的婚姻，对丈夫的不忠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女性的隐忍成为婚姻得以维系的关键。如此理性地维持“白头到老”的婚姻是不是真的能幸福不得而知，所谓的“白头吟”和“芳邻”却成为莫大的讽刺。《你我》中的支瑾和丈夫周志伟表面相敬如宾，私下却因为距离产生隔膜，分别有自己的情人，他们之间的这种隔膜间接导致支瑾母亲的死亡，但是周志伟却缺少最基本的担当，他惧怕情人和妻子怀孕。传统的家庭生活被解构了，男女之间淡薄的感情只能假借家庭的名义来维系。

从古代的三从四德，到“五四”时候的“娜拉出走”，再到计文君笔下的现代社会，尽管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但是女性的生存困境仍然存在。她们从传统的闺阁中走出，进入社会，寻求出路，还是陷入不幸的家庭与婚姻之中无法挣脱，不知心在何处。

二、困惑之后的艰难成长

成长是每个人的必经历程，无论是身心的成熟还是主体精神的养成，但是女性在很多情况下，缺失自己的主体意识，无法纯粹地追求自己的独立价值和自由平等的权利。张爱玲笔下的很多女性都有这一特点，不管是将婚姻当作救赎之路的白流苏、为金钱丧失基本人性的曹七巧，还是为了爱情委曲求全的葛薇龙，这些都是浸润在传统文化中没有真正被启蒙的女性形象。长久以来被当作男性的附庸以及客体的女性总是返回婚姻家庭中去找寻精神依托，但是在计文君的小说中，当男性无法承担这一使命之后，她们开始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走上艰难的成长之路。

《开片》中的殷彤在男性那里碰壁之后，开始回望自我，重新关注自己的内心，“但如果我们开始撕裂真实的自我，哪怕因此得到了整个世界，人生依旧是无从收拾的一地羞耻而痛苦的碎片”。她最终醒悟，真实完整应该是自己给予自己的一种感觉，如果依靠别人，委实可笑。殷彤的主体精神开始醒悟，随之而来的是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对世界的重新认知。

《剔红》中作为秋染好友的林小娴代表传统文化中古典与雅致的女性，从传统到现代，再回归传统是林小娴选择的道路。经历了世俗的爱情与婚姻之后，再次返回古镇的林小娴过着安静朴实的生活。在红尘俗世中为了金钱和爱情挣扎生存的秋染，最终只能从返璞归真的林小娴的小院中获得平静。殷彤和秋染都是在城市中生活许久的人，尽管在表面看来，她们早已融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但是她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孤独而封闭的，而具有古典女性特征的秦素梅和林小娴自然而然成为给予她们精神救赎的人。与现代世俗社会不断斗争的女性意识到男性的不可依靠后，开始寄托于另外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恰恰能让女性保持独立人格，获得成长。

《天河》中的秋小兰在姑妈秋依兰的庇护下开始唱戏，姑妈的名声和地位让秋小兰的演艺之路畅通无比，但是当姑妈退休后，单纯的秋小兰再也无法继续享受与世无争、平淡无奇的生活了。遇到窦河，秋小兰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但是之后的打击让秋小兰无法逃避，海选织女一角失败，碰到丈夫与情人偷情，姑妈去世，这时的秋小兰才真正开始成长。

计文君笔下的女性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成长问题，还有现代女性离开故乡普遍存在的一种漂泊感和精神困惑，背井离乡的无奈和艰难谋生将生存问题放大，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方面的无所皈依。成长过程中肯定会伴随着伤痛，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解决这一冲突，避免现代女性产生幻灭感则是计文君需要解决的问题。“历史在‘七十年代人’那里全面隐退，历史不在，却是令人不安的寂静，‘七十年代人’承受了这空虚的重负，他们在小说中义无反顾地成长，哪怕‘成长’成为迅猛的苍老。”计文君自身作为一名“70后”作家，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转变和飞速的城市化进程，将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体验与感受倾注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众多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

三、精神上的皈依与救赎

计文君笔下的女性要么走出小镇，在社会中摸爬滚打，要么在婚姻和事业遭受失败后，开始反省，关注自己的内心。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成为计文君笔下多次被提及的话题，而深受《红楼梦》影响的计文君，为这些女性找到的救赎之路又是什么呢？

《开片》涉及三代女性的经历，作为传统女性代表的祖母与母亲是被现代浪潮裹挟着前进的，祖母和母亲最终选择回到小镇上的旧院，则是回归传统的象征。殷彤的钧州之行也让她开始觉醒，美丽的人生不见得一定要完整，保持独立的自我才是关键。回乡之行是殷彤精神成长中的一笔财富，甚至缺席的父亲也让殷彤隐隐生出一种崇敬。钧镇的钧瓷则更有指向传统的意义，殷彤正是从瓷器文化中体会到“开片”的内涵所在：“‘不器’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指向性的；而‘开片’含有对自我的反思——如何确认自我，远比跟全世界作战更重要！”殷彤在确认自我之后返回北京，以更加成熟的心态投入现代都市的生存当中。

《剔红》中的秋染同样因为一次回乡之旅被好朋友林小娴的生活状态所触动。避世的小娴和入世的秋染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小娴在事业和婚姻的挫败中选择回乡经营小药店来解脱自己，远离喧嚣，回归最传统的生活方式是计文君为小娴选择的救赎之路；而秋染也在小娴的小院中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这种平静是对回归传统的一种认同，再次返回城市的秋染以更加独立的自我找到了自己在爱情和事业中的位置。

秦素梅和林小娴身上具有的传统女性的特质或者生活方式可以慰藉在现代社会中打拼的女性的心灵，让她们获得精神救赎，不管是殷彤还是秋染，在认识自我、精神有所皈依之后，她们能够以更加强大的内心再次投入城市中，捍卫自己的独立自我和主体精神。

计文君是红学研究者，她的文字古典考究，隐隐折射出传统文化的意蕴，但是她笔下被困在世俗爱情与现代生存里的女性形象如张爱玲笔下的女子一般，被荒凉与压抑的生活异化为失去独立意识和主体精神的空洞形象。现代生活的逼仄让她们服从男性话语，依赖传统的婚姻与爱情。在遭受挫折之后，作为现代女性的她们逐渐挣脱原有的角色设定，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应该具有自我的主体精神和价值。在成长的过程中，男性的神话被破除，女性开始建构自我，最终，她们依靠传统文化，真正成长为精神有所皈依的独立个体。

[1] 乔以纲.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计文君.帅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

[3]李敬泽.穿越沉默——关于“七十年代人”[J].当代作家评论，1998（4）.

作 者：张玉琼，西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