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北京现代文化

北京 李玲

老舍与北京现代文化

北京 李玲

老舍作品流淌着浓郁的京味，他写的多是北京的人和事，他以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为基点思考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存亡问题，他以精心锤炼的北京话作为创作语言，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老舍是现代京味文学最富有代表性、成果最为卓著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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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对乡土北京的眷恋之情

老舍创作一般不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个角度去彰显北京的重要性，而是从本地居民的视角去抒写北京人的乡土眷恋之情。

（一）直抒平民的乡土眷恋之情

老舍时常在散文、诗歌中直抒自己对故乡北京的眷恋之情。1936年他在青岛遥对古都写下散文名篇《想北平》。他抒情的对象不是一般游客瞩目的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这些皇家园林、名胜古迹，而是“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是安静的积水潭。他说：“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老舍对北京的情感是一个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眷恋。在他心中，北京不是彰显皇权或施展政治谋略之地，更非猎取奇景之所，而是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的温馨家园。所以，他把北京比作自己的摇篮，把自己对北京的爱比作对母亲的爱。他说：“……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故土北京给他的审美感受，不是由陌生化所产生的震惊感，而是因熟悉所滋养出的亲切感。人与家园在老舍的乡土怀念中形成一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共在关系。

正是在北京书写中融入了安放心灵的需求，老舍珍惜的是北京生活的平常诗意。从日常人生出发，老舍体会到北京是最宜居的城市。他说：“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他还说别人可能喜欢北平的“书多古物多”，而自己则只“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这里可以看出，老舍在《想北平》中审视北京风物的视角是一个本地居民的视角，而不是一个外来猎奇者的视角。老舍所体会到的北京风物的美感都与日常生活中的舒适感、便利性相关联。“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从日常起居、瓜果蔬菜中寻找“诗似的美丽”、体验人生的“清福”，老舍的北京风物书写中透出对普通人生活方式的诗意阐发。这种诗意没有出尘避世的意味，而是直接从贫寒的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以日常生活为根基，与平凡人生密不可分。由此可见，老舍审视北京风物的本地居民视角还具有平民特色，而不同于钟鸣鼎食的王公贵族的视角或不问柴米油盐的文人墨客的视角。虽贫寒而不忘诗意，能将生活便利性与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这亦隐约可见其满族旗人身份的特点。老舍笔下的北京诗情，是都市平民日常生活与乡土田园诗意的融合，决然不同于海派文学中的都市摩登、西洋风味。

（二）老舍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有着执着眷恋北京的乡情

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乃至于在外国，心头上往往都萦绕着浓郁的北京乡情。长篇小说《二马》中，北京人马则仁到伦敦继承哥哥的遗产，但是，“伦敦买不到老绍兴，嗐！还是回国呀！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回到让人可以赏识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地方去”！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洋车夫祥子被虎妞逼婚，走投无路，这时，“最好是跺脚一走。祥子不能走。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上别的都市？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长篇小说《离婚》中，财政所科员张大哥听说同事老李竟然离开北京回到山东老家，立刻判断说：“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老舍笔下的人物眷恋北京的理由丰富多样，马则仁是留恋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祥子则有一种非理性的乡土固守情感，张大哥则以北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为自豪。尽管老舍对他们无法接受外乡的保守心态不无揶揄，但同时也深切理解他们的这份乡土执着。

（三）老舍往往以北京城的实景作为小说、戏剧中人物的活动场所

据舒乙先生考证，常被老舍写入小说的北京真实的山名、水名、胡同名、铺店名有二百四十多个。写得最多的前三十名的有北海、小羊圈胡同、中山公园、护国寺、德胜门、东安市场、护城河、龙须沟、西四牌楼、西山北山、便宜坊、天桥、积水潭（又称净业湖）、正阳门、海淀、西直门、西单牌楼、鼓楼、土城、雍和宫、天坛、中海、静宜园(香山)、颐和园、西安门、新街口、太庙、后门、白云观、南海。老舍笔下人物行走的路线往往也符合北京的地理实际，综合《骆驼祥子》中祥子的七条行动线路，甚至能大致勾勒出北京的立体地图。《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这几部长篇小说也都有虚构性人物在北京城行动的准确路线。

老舍的出生地——新街口小羊圈胡同是老舍写得最充分的地点之一。不仅老舍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以小羊圈胡同为主要背景，而且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故事也主要在小羊圈胡同展开。《四世同堂》是反映北平沦陷期生活的虚构小说。《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中写道：“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个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仑布看到海上漂浮着的东西才敢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前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以外来者探幽的视角先写小羊圈胡同之不引人注目，再写小羊圈胡同之令人“眼前一明”，先抑后扬，表达了老舍对自己出身的敝帚自珍式的情感认同。

感慨北京市民在乱世中的悲剧命运

老舍作品充溢着浓郁的悲凉感，这来自于老舍对北京平民命运的体悟。老舍创作刻画了现代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各种人，既有车夫、巡警、艺人、暗娼、佣人，也有教师、学生、科员、掌柜、主妇，还有大兵、侦探等。老舍着墨详写的那些车夫、巡警、商人、暗娼，往往都是苦人，而不是恶人。他们一般都老实勤勉，却不得善终。老舍由此抒发了自己的生命悲感，控诉了缺少公平正义的乱世，也表达了建立良序社会的渴望。老舍是现代北京中下层市民的代言人。

（一）同情车夫、巡警的不幸命运

车夫、巡警是老舍笔下最富有代表性的北京下层市民，也是唯老舍创作独有而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很少关注的人物形象。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叙述的是青年车夫祥子逐步走向人生末路的故事。祥子初由乡下到北京城时体面要强、勤勉自律，一心想通过劳动和节俭添置一辆车子，但他的愿望一次次破灭。第一次是乱兵强行征走了他三年早出晚归、节衣缩食才买下的新车；第二次是侦探敲诈走了他辛苦存下的三十几块买车钱；第三次是妻子虎妞难产而死，他不得不卖了车子来葬妻。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打击终于使他认同了老车夫的沉痛感悟：“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于是，“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地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这应验了作者的一句沉重叹息：“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

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原是个利索能干的裱糊匠，妻子随师兄跑走后，他觉得丢不起脸，便换环境而改行当了巡警。几十年在巡警岗位上，他亲历了乱世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眼看着辫子兵烧杀掠夺，乱民趁火打劫，官员胡作非为，却无能为力。他沉痛体会到“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是多余”。尽管他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从没有一点懒惰与疏忽，却始终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及至老年，儿子病死，自己失业，他便只能靠打各种零工给小孙子找粥吃。他预见自己的晚景是：“我等着饿死，死后必定没有棺材，儿媳妇和孙子也得跟着饿死。”他发出无奈而辛酸的笑声：“笑我这一辈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

（二）诉说商人的穷途末路

老舍笔下的商人多是勤勉本分的小生意人，大都不同于茅盾小说《子夜》中的大资本家。他们兢兢业业，却一律时运不济，无论怎么努力也挡不住走下坡路的厄运。长篇小说《牛天赐传》中，牛老者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老字号福隆被乱军的一把火烧得“只剩下点焦炭与瓦块”，他存钱的源成银号不久也倒闭了。牛老者受不了这些致命打击，不久就病故了。短篇小说《新韩穆烈德》中的父亲是个果贩子，因洋货冲击，三辈子祖传的买卖，两三年的工夫全赔空了。小说以不明事理的儿子的视角来叙述父亲的故事，作品既表达了对生意人的同情，也讽刺了不知生计艰难的大学生。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是个老实规矩的布店掌柜，受日本占领者诬陷，被戴上“奸商”的白布条游街，最终不堪其辱而投河自尽。

话剧《茶馆》更是一部本分商人的衰亡史。王利发从晚清到抗战胜利一直经营着京城的裕泰大茶馆。几十年来，虽然世事艰难，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但他凭着自己的精明与勤勉，在同行业中一枝独秀，总算维持下来了。可是，抗战胜利了，他的茶馆反而被恶势力霸占了。上吊自杀前，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感慨道：“我呢，做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最后，他悲愤地质问道：“我可没有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三）悲悯以卖淫谋生的穷苦女性

老舍笔下靠卖淫谋生的女性主要有《微神》中的“她”，《月牙儿》中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白面口袋”，《鼓书艺人》中的琴珠。其中只有琴珠因缺少道德操守而自甘堕落，成为老舍鄙夷的对象。老舍深切同情那些因生存无奈而不得不卖淫的穷苦女性。通过想象她们的悲惨命运，老舍也抒发了自己悲凉的生命感受。

短篇小说《月牙儿》中的“我”自小失怙，母亲靠卖淫养活“我”。“我”为此感到可耻，恨过母亲，甚至于“要拒绝再吃她给我的饭菜”，但“我”后来明白了：“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是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我”小学毕业后，找不到事做，又在恋爱中受骗，终于体会到“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不得不去做暗娼，最终被收容到狱中。“月牙儿”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抒情意象，它见证着女主人公的不幸，映射着女主人公悲凉、无奈、希望、绝望时的种种情绪变化。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是车夫的女儿，醉鬼父亲把她卖给一个军官做临时太太。军官走后，她回到娘家，母亲已经死了，“看看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子只剩了哭。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她得拿出更实在的来”。她只好去做暗娼养活两个未成年的弟弟。邻居祥子丧妻，小福子便希望能跟祥子一起过日子。“‘我没法子！’她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句，这一句话总结了她一切的困难，并且含着无限的希望——假如祥子愿意娶她，她便有了办法。”可是，祥子虽然喜欢小福子，却由于她家庭负担太重而狠心离开了她。小福子后来沦落到下等妓院“白房子”继续卖淫，最终不堪其苦而上吊自杀。

老舍作品中的车夫、巡警、商人、妓女这些苦人均命运不济。这种悲观的艺术想象展示了老舍对底层人的深切关怀，也投射了老舍自己悲凉无望的人生慨叹。这些苦人走投无路的原因，老舍给出了多种解释，或是乱兵抢劫放火，或是日本人侵略，或是恶霸欺压，或是家庭成员逼迫，归根结底就是社会缺少良性秩序。可见，在对底层北京市民悲苦命运的诉说中，老舍还表达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渴求。

弘扬北京市民文化的正面价值

老舍是北京现代中下层市民的代言人，这不仅由于他的创作多方面揭示了北京市民的生存艰辛，还由于他的创作弘扬了北京现代市民文化的正面价值，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敬业奋斗精神与自尊自爱品格

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方面，老舍创作一般不主张暴力反抗。老舍最为赞赏的品质是人的敬业奋斗精神与自尊自爱品格。《二马》中的李子荣、《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骆驼祥子》中堕落之前的祥子、《我这一辈子》中的“我”、《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鼓书艺人》中的方宝庆、《茶馆》中的王利发、《正红旗下》中的福海，都是老舍愿与之共呼吸的敬业良民。他们自律自为，积极向上，不贪恋他人财物，渴望按照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勤勉奋斗。

《我这一辈子》中的失业巡警“我”晚年到处打零工。“五十多了，我出的是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牛天赐传》中的京郊农民纪老者极为贫穷，却坚决不接受富家子弟牛天赐赠送的一块洋钱。牛天赐觉得“这些人，穷，可爱，而且豪横；不像城里的人见钱眼开”。“豪横”一词，在北京方言中是“刚强有骨气”之意。老舍用这个词赞美优秀的北京人在贫困中自我奋斗、自尊自爱、把人格置于利益之上的品格。《四世同堂》中，布店被日本人无理罚款，掌柜祁天佑就当了自己的狐皮袍，悄悄凑钱还给柜上。他的信念是：“时运虽然不好，他可是必须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毫不负责的给铺子乱赔钱。”

老舍创作所褒扬的人对自己的岗位负责，对自己的尊严负责，不贪恋他人钱财的价值取向，显然区别于“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江湖义气观念，也区别于“打土豪，分田地”的造反意识和革命观念。

（二）爱国情怀与民族抗争精神

老舍出生在晚清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父亲就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殉国的旗兵。家国情感认同自小就是老舍思想意识的重要内涵。日本入侵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民族抗战事业中。老舍创作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抗争意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话剧《国家至上》《张自忠》，短篇小说《浴奴》《人同此心》，都是表达爱国主题的作品。

百万字的《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沦陷区人民惨痛生活的长篇巨著。该书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日本人入侵，“整个的北平变成了一只失去舵的孤舟，在野水上飘荡”！老舍从实际生活损害和精神屈辱两方面详细谱写了小羊圈胡同居民的亡国之痛。祁老太爷和孙媳妇韵梅本都是不问国家大事的普通市民，以为“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但惨痛的现实让他们明白了：“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八年沦陷，祁家失去三个亲人：儿子祁天佑受日本人侮辱而自杀，孙子祁瑞丰在汉奸的倾轧中被秘密处死，曾孙女妞儿在饥荒中吃了日本人配给的“共和面”，得急性阑尾炎而死。祁家的邻居中，车夫小崔不明不白地被日本人砍了头，京剧名票小文太太被日本人枪杀在舞台上，剃头匠孙七和汉奸冠晓荷因病在日本人的“消毒”活动中被活埋，无奈当了里长的李四爷被日本宪兵打死在院子中。作品还从爱国知识分子祁瑞宣的内心体验出发，充分书写了日本人庆祝攻克南京等活动给北京人所造成的精神屈辱。

《四世同堂》还歌颂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刚毅精神。老舍在这部长篇史诗中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形象。司机钱仲石把拉着三十多个日本鬼子的车开到山涧中，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大学生祁瑞全放弃学业，逃出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日队伍，后来又潜回城中，亲手掐死了曾经爱过但后来却当了汉奸的女特务招弟。诗人钱默吟更是《四世同堂》所塑造的民族脊梁。钱默吟本是闲云野鹤般的诗人，“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他不问柴米油盐，不管国内政治，但在抗日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爱憎鲜明、立场坚定。他支持儿子为国捐躯。他被日本人抓到狱中，受尽酷刑，出狱后便完全抛开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与侵略者斗争。他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走到哪里就工作到哪里。只要手中的钱够买两个饼子、一碗开水，他就不顾个人生计，抓住一切机会悄悄宣传抗日思想。他给学生讲历史上的忠义故事，教车夫把喝醉的日本人摔下来掐死，鼓励冠家二太太尤桐芳见机杀汉奸，还亲自到演艺现场向日本人投掷手榴弹。

（三）传统审美文化精神的现代延续

老舍对北京的审美文化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他一方面从民族危亡的角度，痛切批评北京人耽溺于日常审美文化而忽略了生存大计；另一方面又发掘北京审美文化的正面价值，为中华传统审美文化在现代文化建构中寻找延续之路。长篇小说《二马》中，“伦敦的第一个闲人”马则仁种完花后，“来了一阵小雨，他站在那里呆呆的看着那些花儿，在雨水下一点头一点头的微动；直到头发都淋得往下流水啦，才想起往屋里跑”。这雨中种花看花的马则仁显然已经进入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物我两忘境地。对于这一细节，老舍既批评马则仁不认真对待商业经营工作，不直面自己生存困境的缺点，又借助英国房东温都太太的反应来肯定其正面价值。小说中，种花的马则仁显然深深打动了温都太太的心。他们俩坐下谈了一点多钟，由花草的共同爱好谈到各自亡故的伴偶，固然由于文化差异，“两个越说越彼此不了解，可是越谈越亲热”。种花、遛狗这些超越生存功利的爱好，成了马则仁与温都太太这两个异族男女的爱情基础。这样，爱花、爱狗在作品中就被赋予了普世的人性价值。《四世同堂》中闲适无为的诗人钱默吟和安恬自在的票友小文夫妇都被老舍视为中华文化高洁人格的代表，这也显示了老舍对北京审美文化的喜爱。

短篇小说《老字号》《断魂枪》更是典型地体现了老舍延续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价值立场。《老字号》写的是北京老字号布店在现代商业营销策略的冲击下无可挽回的失败命运，但作者的态度不是批评老字号抱残守缺，不知与时俱进，而是超越生存功利，从审美情调和商业道德两个层面对老字号的衰败唱了一曲无限眷恋的挽歌。《断魂枪》的主人公神枪沙子龙，面对现代社会，知道“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所以他断然拒绝带徒弟，但是“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老舍倡导敬业自律的北京市民文化精神，歌颂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弘扬中华传统的审美文化精神，为北京文化乃至于整个中华文化的现代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反思北京市民文化的负面价值

作为一名杰出的北京现代市民，老舍还在自己的创作中承担了北京文化的自我反思责任。

（一）批评对生计不负责的生活态度

老舍笔下不对生计负责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沉湎于生活的艺术而忽略了生计问题，以《二马》中的马则仁、《鼓书艺人》中的“窝囊废”、《正红旗下》中的亲家爹和大姐夫为代表。他们多是老派的北京市民，老舍对他们既有批评也有理解。另一类是因不明事理而把自己的生计责任推给父母，以《离婚》中的张天真、《末一块钱》中的林乃久、《新韩穆烈德》中的田烈德为代表。他们一般是新派的北京市民，是家庭中的子辈，老舍对他们的态度是纯粹的否定。

《正红旗下》中的亲家爹、大姐夫是旗人武官，却“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而忘了生计，忘了职责。年关债台高筑，父子俩都不操心，“两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纽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放完一阵，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应得到四邻的热情夸赞”。对这类因沉湎于生活的审美艺术而不愿顾及生计的人，老舍对他们的嘲讽，往往显得温存而力避犀利，有时甚至是批评与欣赏相交织。《鼓书艺人》中，“窝囊废”方宝森，“爱弹又爱唱，爱艺如命”，但却“不肯卖艺吃饭”，靠弟弟方宝庆养活，是不计生存、只爱闲适的典型，而作者仍然借方宝庆之口赞美他说：“全家只有大哥有理想。其余的人都受金钱支配。”显然，老舍既欣赏方宝庆“靠作艺挣钱养家”的勤勉踏实的人生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京旗文化将不屑于关注生存视为清高的价值标准。

对那类因不明事理、贪图享乐而把自己的生计责任推给父母的人，老舍的批评显然要犀利得多。《离婚》中的张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钱老是不够花，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半点钟课”。他又懒又懦弱，从小学到大学，都是靠父亲请托的人情升学。他成天挖空心思只想多挤出父亲的钱来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花费远超出父亲的供养能力。老舍经常以漫画化的方式来嘲讽这类不能体谅父母、不知生存艰辛、只知花钱享乐的摩登儿子。

（二）批判自私、贪婪、伪善等道德缺陷

老舍创作一般不注重从政治立场出发评价人，而擅于从伦理道德角度评价人。在老舍眼中，北京市民中既有恪守仁义礼智信的自尊自爱者，也有自私贪婪的道德缺失者。抗战前，老舍创作着重从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揭穿伪君子的自私、贪婪，短篇小说《善人》《新时代的旧悲剧》便是这类代表作。抗战爆发后，老舍往往把反面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私、贪婪与其在民族大义上的卖国行径之间建立起同构关系。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阳、高亦陀，都是老舍笔下既缺少日常道德又没有民族气节的小丑。

《新时代的旧悲剧》中，自诩为“儒生、诗人、名士”的陈老先生，熟练地操纵中国传统文化话语，风度翩翩地表演父慈子孝、儒士风雅，背地里却纵容儿子陈廉伯在侦探长的职位上非法揽钱，最终送了儿子的命。“老先生心中的学问老与作官相联，正如道德永远和利益分不开。儿子既是官，而且能弄钱，又是个孝子，老先生便没法子不满意。只有想到自己的官运不通，他才稍有点忌妒儿子，可是这点牢骚正好是作诗的好材料，那么作一两首律诗或绝句也便正好是哀而不伤。”闲适的诗情与有为的壮志，都成了陈老先生表演的道具；而且他的表演出神入化，既博得他人的钦佩景仰，也引发他本人的自恋自傲。然而，无论是儒生壮志还是名士风雅，在这里都丝毫没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向度，只有利益上的斤斤计较和虚伪的人格表演。《新时代的旧悲剧》寓讥讽于庄肃笔调中，庄肃与讽刺浑然一体。

（三）反思平庸的生存状态，批评软弱的生活态度

卓越的京味语言艺术

老舍是京味文学语言大师。老舍文学创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深邃的思想情感上，也体现在其卓越的语言艺术上。老舍的语言具有如下特点：

（一）幽默的风格

老舍的语言充满民间谐趣，其幽默格调不同于林语堂所倡导的绅士阶层的冲淡式的幽默，而更多语言狂欢的意味。

（二）俗白的词汇

（三）声调上的诵读性

老舍创作抒发了对乡土北京浓郁的眷恋之情，刻画了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群体形象，弘扬了北京文化的正面价值，反思了北京文化的不足之处，也充分展示了京味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老舍的文学创作是现代京味文学创作的高峰。新时期以来，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陈建功、韩少华、刘心武、苏叔阳、刘绍棠、赵大年等新京味文学都深受老舍创作的影响。

本文为2017年7月9日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老舍：《老舍文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第63页，第63页，第62页，第63页，第64页，第64页，第64页。

⑨㊱㊲㊳老舍：《老舍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1页，第551页，第474页，第475页。

⑫这些统计数据来自于舒乙的论文《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舒乙：《老舍著作与北京城》， 《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⑰⑱⑲㉙老舍：《老舍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第125页，第125页，第125页。

㉔㉕㉖㊴㊵㊼老舍：《老舍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第272页，第282页，第333页，第338页，第352—353页。

㊶㊷老舍：《老舍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第194页。

㊸㊹㊺老舍：《老舍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页，第444页，第432页。

老舍：《老舍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9页，第530页，第537页。

本文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课题名称：老舍创作与北京现代文化建构，项目编号：17WXB002

作者：

李玲，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辑

：张玲玲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