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美学与松竹体十三行新汉诗实践

广东 黄永健

人生论美学与松竹体十三行新汉诗实践

广东 黄永健

人生论美学紧贴中华美学“主情论”的思想文脉，升华了传统“德情论”的理路意向。松竹体十三行新汉诗的日常化写作和互动，包括它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多声部合唱，都可视为中国当代人生论美学精神在互联网时代的实践操作，也是当代人生论美学目标艺术实现的重要手段。

人生论美学 美学实践 美情论 十三行新汉诗创作

松竹体十三行新汉诗与人生论美学精神的内在关系

作为当代中国美学新崛起的重要流派之一，人生论美学融通今古，和合中西，欲为中国当代本土美学理论大厦建基立脊，其“美情”范畴的创设，起因于当下中国的社会需求和国家需求，同时回溯历史的河床，有返本开新的朴茂气象。“美情”立足于人生日常生活，同时，“美情”又从“常情”中炼情提升，在“善情”与“粹情”之间，创化思维理路，从而促成了西方认识论美学与我国道德论美学的双道并轨和化合创生。既非“援西入中”，更非“援中入西”，而是在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智慧观照之下，将西方始自柏拉图的所谓“绝对美”“理念美”，转述为趣味、情趣、哲思，内化为人生“美情”的本质要素。要之，“美情论”发端在人生日常，升华为“真、善、美”三原质的和合圆相，“美情论”的起点是流转迁移的“常情”“不定情”，而“美情论”的鹄的在情的美感传达——通过炼情圆情沉淀艺术内容，而出之于妙合无间、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美情论”以情会通人生，以美攀升“真善”之境，体现中华美学务实品性，同时在文化创新层面，采西入中，立足本土，试图别开坦途，实现中国当代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松竹体十三行新汉诗产生于微信平台，从内容到形式皆具备汉诗的音乐性、齐整性和形象性诸特征，追根溯源，它来自生活现场，表现人生百般况味，虽则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变了，但是它的写作方式更灵活了，居家、旅游、车站、机场、地铁车厢甚至早起晚眠片刻闲暇，临屏触思感怀偶有灵感皆可以划屏成诗，朗朗成诵，所谓“才下眉头心头，倏已出击八荒”，此体可不用笔(毛笔、钢笔)书写，而用手指触屏成诗，古言心手相应，而不说心笔相应，以指代笔，心手相应，作品的现场感和及物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松竹体诗雅俗兼容、易于上手，可以快速互动，其所表现之“情”直通人生现场。如网络第一首松竹体诗：

怎么写

愁死鬼

手执圩灯

伊人等谁

终南积雪后

人比清风美

古来聚少离多

常恨望穿秋水

知音一去几渺杳

暗香黄昏浮云堆

不如归

不如归

好梦君来伴蝶飞！

（黄永健：《不如归》）

这首似诗非诗、似词非词的“诗”，表现了作者的“常情”——常人之情，人之常情——对发小同学的挂念、担忧、怜悯、痛惜、内疚等复杂情感，甚至有调侃、玩味。总之，这首看图速成的诗，不是用康德的审美静观所求得的，因为它是当事人在彼情彼景之下的真情实感而非只存在于理性之域的“粹美”，并以高度意象化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诗形”加以提炼超拔，来自人生现场的常人之情和人之常情，在这种趣味化、调侃化的网络互动之中，实现了审美的飞跃，即由“常情”蝶化为“美情”。

松竹体诗诞生以来，在数以千百计的网络作品中，其上乘者，往往都是能将内容与形式无缝黏合、音声天成、意境超脱的佳作。当然，诗有别趣别才，松竹体诗的“善美”二维往往需要学问和品性的积累，而其“真趣”之维，得自童心才情，所以，有时候畅晓如白话口语的作品，同样一超直入，形神兼备，获得读者的广泛点赞。

松竹体诗与“美情”

如何将“常情”转化为“美情”显然是人生论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常情”按西方分析心理学的看法大致相当前意识和潜意识的情绪或情感结构，尚未进入佛家唯识之情识境界，谓阿赖耶识者，阿赖耶识如如不动，圆转自照，自生自灭，非生非灭。老庄及孔子皆不轻视情之为物，是因为中华先贤早已觉察，人之“常情”实内藏天理，所谓天理人欲，人欲天理，而不似西哲向来蔑视“感性”和“常情”。美学创始人鲍姆嘉登宣称“感性学”乃人类低级认识论，在中国先哲看来，七情六欲貌似伧俗低下，其实不然，七情六欲后天地生，而先天性地与天地同构，因此，“常情”才有可能通过主体的审美洞察力，转化为“美情”，“常情”的深层结构是美妙的，“常情”的浅层结构可能昏暗无明，而通过主体的炼情节情创育生发，“常情”可望穿透浅层结构而蝶化为既“情”且“美”的表象结构——“美情”，具备形式(形象)的理式，同时天然地散发着、蕴含着人类的情性。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实际是人伦道德文化，礼约束欲望情感，乐复激活平和欲望情感，乐不止音乐，包含了文学、舞蹈、戏剧等一切艺术形式，诗歌为其中荦荦大者。《诗经》来自民间，所谓桑间濮上，“风、雅、颂”中“雅、颂”为庙堂艺术，已从日常生活中抽离而出，而其中的“风”——十五国风，抒发性情，雅俗共赏。若以“美情论”的观点加以打量，则“美情论”所提示的“挚、慧、大、趣”四情尽在其中，真挚、理性、大关怀和趣味化，此乃《诗经》化情为美，贴近人生而又升华人生的美学秘诀。要而言之，西方美学和诗学有从“理式到理式”“为美而美”的思辨传统，发展至极则出现了瓦雷里等人的“纯诗”，而中国“为人生”的哲学和艺术始终从人生和生活出发，叩击生死两端，过去是现在的映照，未来是现实的同构，道在其中，其乐悠悠，羊大为美，不是说以肥大为美，而是说集中了羊的优点者升华为普遍美，所以“美”这个字不离现实欲求而又超越现实。“美情”出自“常情”，但是又从七情六欲中观审了自我，情趣化了自我，意象化了自我，使之趋向“真我”意境，刹那间，“常情”摆脱了负累，变为涵情、正情。

吴思敬认为当代汉诗不必固化形式，因为每个人的情感——“常情”，千差万别，每一缕情感——当下情感，千差万别，因此，不能强求每个人每种情感来迁就某一种或某几种诗歌之形，自由乃第一要义，如当下的新诗和散文诗的存在状态。历史地看，这是人类诗歌演化史上的“殊相”——现代化过分压抑人性和人之常情，遂出现逆反的、惊悚的、歇斯底里的人类情感反弹，以反审美的反形式的“常情”大游行，来抗议社会对人之“常情”的异化，这是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悲哀。可是，一旦人类对这种外在的压迫产生了文化的反思和觉醒之后，必然会采取最大的主观努力来对峙外在压力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困惑，如目前陆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和谐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等，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化解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对人类造成的外在压迫。人类的情感结构与天地结构一样，本有其“真趣”“真味”(梁启超)，一旦人性的压抑被解除之后，人性的光辉、美善及真宰必然获得新的审美确认，而由“殊相”回归“共相”，诗歌之“常情”，由“千江之月”而辗转回环为“千古之月”，“常情”转化为“美情”之后，复以美形美体发明当下，内容与形式、情感与结构互为体用，从而实现诗歌传情达意的诗哲显现。

当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松竹体诗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显现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汉字汉语的视听知觉表象，二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构对应性质，因此，网络上作者的第一首松竹体诗出现了“怎么写/愁死鬼”这样奇异的诗句，汉字以其音、形、义三者暗合客观对应物，松竹体诗也是以音、形、义三者暗合汉民族的情感结构，因此如果说“美情论”的美学理念源自传统，又会通了西学，那么，松竹体诗的“整体美”“回环美”和“音韵美”，就是中华“美情”在新的手机写作条件下的天机绽放。

人生论美学尚真而不唯真唯美，以情统知意，其蕴真含善立美的美情观，突出了人类情感的建构性及与其他心理机能的有机联系，昭示了人类情感提升的理想方向，既是扬弃种种贬斥感情的虚伪的封建伦理，又是抗拒种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工具理性、实用理性、反理性、非理性的有力武器。人生论美学的“人生”二字既指向生命和宇宙，同时指向人类的现实生存境遇，指向日常生活的当下，指向柴米油盐酱醋茶，指向的既是审美的标准和艺术的尺度，也是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信仰，由此它不仅对我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品趣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将对我们的生活实践和生命境界产生积极的领引。因此，人生论美学既坐而论道，也起而践行，相互促成而密实无间。

松竹体诗坚持我国传统艺术论中的“情本体观”，以情驭真，以情含善，变情为诗，成松竹亭亭十三行，与西方十四行诗并比而立，相互对话，隔洋对唱，而成彼呼此应之势。

松竹体诗作为新出诗体，主要依托互联网写作，传播、弘扬古诗懿范，融合新诗自由德性，可极典雅如诗词，可文白相间风流蕴藉，可脱口而出若打油顺口民谣竹枝词。三年多来网络成百上千作者的松竹体诗作品，证明纯粹的按韵合辙很难奏效，简单的打油顺口也很难奏效，成功的作品必出自作者的激情抵达，情发为第一，理至而诗成为第二，这本身已说明松竹体诗的创作心理机制是知情意合一的产物，松竹体诗创作遵情导情，以既不同于古典诗词又不同于现代分行新诗的“松竹之形”和“完形结构”将“常情”“不定情”加以“美情”化并外显为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新汉诗，可以说松竹体诗源于日常情感，而成就于美情的进一步美形化。

试以2017年立夏网友钱仲炎发表的即兴松竹体诗为例：

春渐归

立夏到

春雨滋淫

月季正俏

三鲜始上市

五谷齐嫩娇

清流耸翠迎瑞

黄鹂白鹭鼓嘈

一年之季步高潮

九宇娇阳当头照

勿等老

惜今朝

来日总比今日好

2017年5月5日立夏作

（钱仲炎：《立夏》）

立夏也就是寻常日子，但是这位作者，从立夏的日常景物中，提炼诗情，化而为韵味趣味十足的十三行诗体，且语语如在目前，句句颇耐品味。立夏这个寻常日子里作者经历的较为欢快闲适的感受经诗语诗体的凝形美化，忽而蝶化为一个超越寻常日月的“人间词话”。

松竹体诗与“美形”

美情之美内发于美情结构而外显于美形，古希腊客观论美学，以“数理结构”“圆”“椭圆”等为终级形式因，后来又有所谓“比例、平衡、色彩说”“格式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说”等，中国古代文论诗论所谓“起承转合”“平仄协调”“抑扬顿挫”“对仗工整”等，也是从外在形式上对诗文的美学规定。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主观与客观天人同构，宇宙间的合目的性结构与人类的情感结构一而二，二而一，今天已经分行书写并诉诸视知觉的汉语(汉字)诗歌，必须有形，自由诗分行书写，形式上自然与散文划清了文类界限；古代汉诗主要以“句数”(一句诗的字数)与总段数确立文类准则，如七律，以七言八句确立外在形体，西方标点及分行引进之后，七言八句加分行又成为今天的视知觉习惯。今天的自由分行新诗与散文的唯一区别只剩下分行，所以写出来的文句只要加上“分行”这个外形，就成了诗，并沿着西方的文化输入路线演化成为痞败不类的“口水诗”，如近年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咆哮体”等。

汉诗一百年来取得了应有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现代表现手法抒发中国人的现代情感，如现代的荒诞、孤独、疏离感等，到了今天复又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来表现生活中的离散、穿越、拼贴感等，在理念的维度上追求“真”而宁可淡化或无视“善、美”二维，具体表现为泛形式主义甚至无形式。“五四”以来出现的现代诗中的杰出之作尚能贴近情感之真，复能出之于“美、善”之形，如《再别康桥》《雨巷》等，近年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咆哮体”等在理念的维度上追求“真”，而在形式上宁可淡化或无视“善、美”二维，虽然博得了一时的“热评”，却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美学生命。

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包括其诗歌艺术的反本体论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人类情感在科技理性压迫之下出现的情感反弹、情感宣泄，其反美学反形式化理路在这样的时代是必然的，也是自为的，有它的合目的性和“形式因”，但是在一个拥有数千年诗歌美学传统的诗歌大国，移植这种带有原始野性思维的“泛形式主义诗歌”，必然会遭遇强大且持久的文化阻力和阻击。随着中国文明的重新崛起，作为中国新文明的重要象征符号的汉诗必然要重申它的文化身份、心理结构和形式标志，就文化心理结构而言，汉文化中的对立统一阴阳转化生成结构、起承转合轮回演化结构以及整饬统一以简驭繁结构模式等，必然要重新伸张它的智慧魅力，诗歌外在形式亦必在遵循图画视觉美的前提之下，进行可能的创新和别造。松竹体诗的两两对出偶合、起承转合、长短回护特别是最后一行的高峰突出余响不尽，都是在遵循汉诗传统美情美形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情感结构和外形结构的创新和转化，因为现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已不同于前现代时期，其繁复化、细节化和张力化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松竹体诗以七段(相当于七个音符)十三行以及多种变体打破古典诗词的固定格式，对当代汉语习得者的情感结构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审美呈现，这就是人生论美学中的美情诗化表达和形式凝定。

松竹体诗的形式是固定的，字数是固定的，押韵、平仄、对仗以及锤炼意象、升华意境也有其基本的美学要求，全诗前面十二行两两对出，是中国传统阴阳对转哲学和诗歌对仗美学的本来面目，但是最后一句高峰突起，整合全诗意境并回应前文，就打破了两两对出的作诗规矩，在平衡中打破了平衡，从而抵达现代社会中人类情感的繁复混茫层次和非对称性结构，无论如何，它有形，有象，有根基，在手机屏幕上依次写出，如同长松披竹或高山飞瀑，如果多首松竹体诗接龙而下，又如游龙接云，矫捷自如，具有视觉上整体美和形象美等特征。因此相对于自由分行新诗，松竹体诗多出了形式美的优势。如果说当代中国艺术创新必须遵循“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国表达”的实践理路，那么，松竹体诗就是在形象和表达两个方面取得了相当优势的当代汉诗新诗体。

总之，现实人生中的生活境遇及由其而激发出来的人的情感、情性是创意引擎，但是，如果没有暗合着宇宙结构和中华文化善美逻辑的诗形导引，则生活化的情感就会肆意泛流，欧美自由诗及当代中国的现代汉语自由诗的最大危机就在这儿。吴思敬说每一个人当下写成的一首自由诗，自成唯一形式自成宇宙，不无道理，但这只是追求审美之真，而罔顾善美，中国古诗词也追求真，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无言之诗才是大诗，可是中国哲学和宗教并不蔑视善美，由此诗词曲赋说部导善立美，举凡诗词典赋说部皆在崇真崇道的前提下，回向人生伦常之善和言辞文章之美，不回避生活现实同时又美言之，曲言之，喻言之。

松竹体诗的诞生具有鲜明翔实的人生内容和生活故事，松竹体还有一个俗名——手枪诗，“手枪”二字取其形似，颇具现代感(手枪是现代兵器)，其学名“松竹体”则从容雅化。无论“松竹”还是“手枪”，都是日常事物，而以十三行篇幅浓缩升华中国三千年主流诗体，松竹体诗浑身流淌着中华美学和诗学的血液，尤其是中华美学中注重形神合一、美善同构的思想得到了应有的凸显和强化。

松竹体诗来自生活，不回避生活，其中有情，有思，有味，在压韵、平仄、节奏和回环照应及整体观的诗体有效约束之下，写作者的“常情”化为诉诸形式的诗的“创构”。例如下面的作品：

微信撒

长话拉

爱注四海

情投一家

春望匆别路

校迎当年娃

热手喜慰愁容

快相乐赞泪花

姿影俊貌陪蓝天

甜言美语赏白发

老同学

新脸颊

久看痴问品香茶

捧杯祝酒敬师友意深深

情悠悠

凝望慈脸爱太多

感叹闹桌趣不够

追忆喜添韵浓

畅想乐增淳厚

靓女露小饮

帅哥藏豪口

今朝欢聚

明天谢走

观潇洒

赏风流

（张治国：《毕业四十周年大聚》）

人生美育论与松竹体诗的美育涵成

人生论美学倡导美学的人生践行和生命体验，与今日正在热议的对话、体验、互动等话语相颉颃，而人生论美学的实践品性贯彻到底，不止乎个人的独善其身，更延伸至“兼济天下”，人生论美学“自觉觉他”“自美美人”，是菩萨情怀，是沂上风度。由人生践行和生命体验进一步延伸，人生论美学走向对人的教育，也即对于人的美的教育和情的教育(蔡元培)，以艺术之心和情韵之美教育国民，陶冶国人普遍的超脱的情感。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人人成为“美术家”必无可能，但是通过“趣味教育”，人人可成为生活向上并能够享用艺术的“美术人”。在一个艺术的国度，人人以情度理，以理约守，和平相处，美善共容，共守道德的底线，艺术行不言之教，艺术就是没有教堂的宗教，宗教就是诗韵朗朗的艺术。

虽则梁蔡二家的美育观、艺育观有些“理想化”，但在今天并未过时，今日社会经济独大，金钱称雄，实用主义淹没了理想主义和远方的呼唤，加之大众文化的价值同化，使得人人自甘沦落尘俗，自陷于俗情、媚情、浅情、虚情以至于无情而不自知，生活在物质丰富的当下，经由对于“欲望至死”的反思之后，人类的心灵渴望美的提升，渴望真情、善情、美情的滋润。毕竟，生命不是过一把瘾就死，生命是花的绽放期待果的圆实，人生也不是过山车，人生是格物致知，立己成人。

松竹体诗形式严整，有其基本的格律要求，但是并非高大上，不拒绝也无法拒绝“低门槛”，其创作特点——人人可抒，弘美击弊，相互酬唱，不亦乐乎。但是，我们也并不主张无边放任，搞泛形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有美情的内在提炼和诗韵的外在推敲双重要求。就美情的内在提炼而言，创作者须诚心正意真情而待，以传播正能量为第一要义，目标在情生智觉，由情转识；就诗韵诗格的外在推敲而言，须由辞达意，形象、意象与音韵、音声以至意境、境界和合浑成，雅不避俗，俗自雅化。有了这样的可感知不成文的写作规矩，有一些大家都认可的佳作范本，无论高手还是初学者都可以在临屏指写的时候，倚情而待，有章可循，有时披情入境，自由畅放，貌以大白话、顺口溜，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奇和美意。

网络上每逢节假日都有网民自发组织松竹体诗接龙，妇女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元宵节、光棍节、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都出现过同题接龙，有的数首，有的长达数十首。里约奥运会期间，有人倡议以松竹体诗接龙助阵中国运动员，于是每诞生一个金牌，旋即有人接龙，场面火热，热闹非凡。笔者2016年发动以松竹体诗接龙写水浒一百零八英雄，以“武松打虎”起首，两个星期内写毕一百零八将，共得二百多首，网友迅即插图编为诗集，并于微信平台广为推送，以武松打虎比况当下“打虎灭蝇”。松竹体诗关注当下，这种诗体形式的寓意和网络接龙的互动体验性快乐，激发了网络作者的诗歌写作热情，其中高手连韵典雅流美固获激赏，即便是草根新手上路，有时也因情真意切不假思索，“脱手”而成佳作。

松竹体诗“坐而论道，起而践行”的实践品格，还表现在它的文创产品的开发之中。首先，松竹体诗通过网络连通世界，为企业、品牌和个人服务，传播文化正能量，励志导情，有益于社会。网上周阳生、刘祖荣、湘涵、刘永国、简敦亮、祝飞、徐杉、罗培永、朱哲、杨洛、王启成、周海燕、尼言等网络诗人创作了大量松竹体诗，黄永健、周阳生、祝飞、徐杉、刘永国出版松竹体诗的个人专集或合集，网上网下酬唱接龙讨论交流飞花击鼓不亦乐乎。其次，松竹体诗的知识产权IP，授权给各行各业进行“文化+”的产品开发，已生产或设计生产各类衍生产品，依托网络的传播效应，迅速与当代文化产业密切结合，在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下，以积极主动的诗学姿态，融入生活，融入民间，激活诗情，让美重新回归，让生活从负累中升华，让生活更具趣味、趣韵和创造的力量。

因此，人人可以写、可以发、可以评论互动不断提高创作水平的松竹体诗，是当下人生美育的艺术途径之一。自由诗太自由，美情匮乏，古典格律诗词太传统，压抑新感性，松竹体诗创始三年多来，渐获同情之理解及创作上批评上的呼应。因此，松竹体诗或可为当代人生论美学探辟出一条美情化美育化的诗歌实践道路。

①此处参照婆罗多牟尼《舞论》及印度美学中有关“味”“常情”“不定情”的说法，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40df931a0102wmpz.html.

②③金雅：《论美情》，《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美情”的概念，由金雅第一个在上文中从学理上明确和系统阐发。

④金雅：《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

本文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13BH081）,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艺术地理学与当代中国城乡发展的艺术干预”（41471124），及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000050701）阶段性成果

作者：

黄永健,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艺术理论、艺术文化学、文化产业研究。

编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