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感与美感含混成快感——《诗八首》诗疗解读（上）

时间：2024-05-20

江苏王珂

肉感与美感含混成快感

——《诗八首》诗疗解读（上）

江苏王珂

写诗是现代诗人治疗焦虑感与荒诞感融为一体导致的“现代孤独病”的重要手段。穆旦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上的贡献主要在“现代主义”和“颓废”上，他通过现代诗写作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现代人。《诗八首》是穆旦青春期写作的代表作，采用的是适度抑制原欲冲动的理性写作，具有现代主义诗歌“逃避感情”的特点，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又有些“放纵自我”，尤其在冷静抒情中获得了本能的审美需要。

现代诗疗诗颓废肉感快感美感

如果说现代汉诗的两大重任是培养现代人和打造现代国家，穆旦的新诗写作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写作。他通过现代诗写作使自己成为一个精神健康和人格健全的现代人，他的诗呈现出一个“现代人”及“现代诗人”的典型形象。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和治疗功能是百年新诗的三大主要功能，穆旦的“爱国写作”和“苦难写作”具有较多启蒙功能和宣传价值，为现代汉诗打造现代国家做出了贡献。他的青春期写作中的“快感写作“和“肉感写作”，即“颓废写作”和“情色写作”具有较好的抒情功能和治疗价值。《春》是原欲冲动的非理性写作，具有浪漫主义诗歌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裸露”风格。《诗八首》是承认却又适度抑制原欲的理性写作，具有现代主义诗歌“逃避感情”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隐藏”风格。两首诗都属于诗疗诗中的情色诗，尤其是《诗八首》如同由多种中药组合成的一剂中药，对当代青年，特别是失恋中的青年具有较好的诗疗效果。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诗八首》特殊的诗人生态及创作生态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诗疗功能，也决定了它在写什么、怎么写和如何写好等方面的文体特征。

人天生就有焦虑感，在现代社会，尤其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人的命运多舛，生死未卜，人们甚至相信生死由命，这就容易产生荒诞感。正是群体社会的荒诞感和个体生命的焦虑感造就了现代诗人的“病态”特色：他们抵触社会，人格分裂，心理不健康。马泰·卡林内斯库总结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分别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写诗是现代诗人治疗焦虑感与荒诞感融为一体导致的“现代孤独病”的重要方式。“通过披露和表达与个人重要经历有关的感受和想法，由此促进心理健康的心理干预方法统称为书写表达……研究结果显示，身体健康的个体参与书写表达可以长期有效地保持健康，降低焦虑和抑郁，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效能感。”诗疗正是一种特殊而有效的“书写表达”。恰当的书写表达可以让患者偏执的激情和狂躁的情绪冷静下来。诗疗书写表达的“恰当”主要指在三个方面的“恰当”：一是在写什么上要选择合适的题材。主要写自己的情绪、情感、愿望和冥想，恰当处理四者的比例，要重视自我，又不能放纵情感。二是在怎么写上要重视写作的伦理。“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未得到满足的人才这样做。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单一的幻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纠正。具有动力的愿望随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而发生变化，但是它们天然地分为两类，或者是富有野心的愿望，它们用来抬高主体的地位，或者是性的愿望。在年轻女人身上，性的愿望占有几乎排除其他愿望的优势地位，因为她们的野心通常被性的倾向所同化。在年轻男人身上，自我中心与野心勃勃的愿望与性的愿望相伴随，这一点极其明显。”要将“自我中心与野心勃勃的愿望”与“性的愿望”有机“相伴”，要有效地宣泄出自己的低级情感，满足七情六欲，还要用高级情感来升华低级情感，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前者让患者敢于正视身体饥渴的现实，让自己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后者让作者敢于超越社会残酷的现实，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通过寻找生存的意义获得生存的勇气，通过寻找事物的本真甚至终极意义来重新认识与体验事物，这是一些爱情诗，特别是情色诗被写作成，或者被阅读成哲理诗的重要原因。三是在如何写好上要运用恰当的技巧。诗歌写作过程是重要的诗疗过程，患者要寻找合适的语言形式来表情达意，尤其要寻找合适的意象和复杂的结构来表达本能情感，用“高级体裁”（贵族文体）来表达“低级题材”（平民素材），遵守社会“谈性色变”的伦理规范和汉语诗歌要写得美的写作规范。“诗歌艺术最根本的诀窍在于一种克服我们内心反感的技巧，这种反感无疑跟起于单一自我和其他自我之间的隔阂相关联。我们可以猜测到这个技巧所运用的两种方法。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而软化了他的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他通过纯形式的——亦即美学的——乐趣取悦于我们，这种乐趣他在表达自己的幻想时提供给我们。我们称这种快乐为‘额外刺激’（incentive bonus）或‘前期快乐’(fore-pleasure)。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使产生于更深层精神源泉中的快乐的更大释放成为可能。在我看来，所有作家向我们提供的美学快乐都具有前期快乐的特征。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实际享受来自于对我们精神紧张的消除。甚至有可能是这样，这个效果的不小的一部分归功于作家使我们开始能够享受自己的白日梦而不必自我责备或感到难为情。”使作品富有想象力是一种技巧，如何让丰富的想象力与复杂的诗歌形式相得益彰是更高明的技巧。患者在钻研写作技巧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由人（身体）到物（文字）的“移情作用”，由“恋人”到“恋物”甚至“恋文”，还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这一过程是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转化、低级情感向高级情感升华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写作能力选择写什么（内容）和确定怎么写（形式）以及如何写好（技巧），让诗的内容、形式和技巧的各自选择成为一次诗歌疗程中的三次具体治疗或三种药剂，尤其要遵守诗歌疗法的先驱，美国心理学家、诗人阿瑟·勒内的诗歌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说教的原则。“勒内倾心于文学，特别是诗歌，这使他相信，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在于语言，而生活是一种‘诗的解释’。为了阐明这一主题，他写了《韵律、无韵律、领会、起点》一书。勒内将所有的文学样式都看作是理解人类行为的主要来源，他认为一个人的认知和无意识理解是由影响人的成长和发展的语言、符号、隐喻和明喻构成的。他还将诗歌用于治疗和咨询的实践，认为‘诗歌在治疗过程中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说教’，从而创立了诗歌疗法。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诗歌在治疗过程中的运用》。”不能因为中国诗歌具有强烈的“诗教”传统就过分强调诗的启蒙功能和诗人的写作伦理，过分追求写作的难度和思想的高度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情，病人眼高手低，写不出好诗，会更难受。

穆旦的《诗八首》是在诗的内容、形式和技巧上都颇有治疗效果的诗疗诗。华兹华斯和艾略特分别总结出浪漫主义诗歌的抒情方式：“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静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能更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那样的一些思想和感情，它们的发生并非由于直接的外在刺激，而是出于他的选择，或者是他的心灵的构造。”“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抒情方式都有利于诗疗，分别适合于不同的病人。病情较重和诗歌写作能力较差的病人适合采用浪漫主义的诗歌写作方式，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方式适合病情较轻的和诗歌写作能力较强的病人。“浪漫主义者更重视的是感情、想象，而不是古典主义的理智，感觉取代了理由……谁感觉对就对，决不否定自己的直觉。济慈在他的一封信中说：‘我只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感受和想象的真实，想象力获得的美就是真。’自然，浪漫主义不相信理性和科学。”

现代社会相信理性和科学。“在我们的文化中，逃避焦虑有四种方法：理性化，否认，麻痹，避免可能会产生焦虑思想、感受、冲动的情景。第一种方法——理性化——乃是避免责任的最佳解释方法。它包括将焦虑转化为理性的恐惧。”在新诗史上，很少有诗人像穆旦这样用“组诗”方式写爱情，而且一组诗多达八首。有个成语是“一咏三叹”，《诗八首》是“一咏八叹”。每首诗都如一味中药，八首诗组合在一起，如同八味中药组成了一个有效的药方。无论是《诗八首》的写作还是阅读，都能够让人达到逃避焦虑的诗歌治疗效果。“我们的文化体系包含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诗人精细的情感上起了作用，必然产生多样的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导致了现代人情感的敏感性，从而导致了现代人比古代人有更强烈的焦虑感。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诗人创作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代诗创造了条件，诗歌语言的多样性和诗歌意象的复杂性也为诗疗提供了更多的治疗方案和手段。

《诗八首》有每个诗人的青春期写作常有的浪漫主义情调，如对个性的重视，但采用的更多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方式，尤其是对感情的逃避。现代主义诗人放弃了浪漫主义诗人直抒胸臆的写作方式，采用重视形象和思想的理性写作，甚至智性写作，来扩大诗的象征性，增加诗的含蓄性。尤其是在写生命甚至写身体时，在逃避情感的冷静抒情中获得了本能的审美需要，将写作中的肉感与美感“含混”成了美感，产生了语言的含混、意义的含混、情感的含混、美感的含混……肉感、美感和快感都既有身体上的，也有语言上的；既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既有自然性及情感性的，也有社会性及审美性的。“人类不仅是性生物，而且还有比性更高贵更高级的欲望冲动。然而，我们也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有关这些高级冲动意识的浸染，人们常常想当然地以为有权利思考荒唐之事而忽视事实。诸位很清楚，我们一开始指出人类的病态，是起因于本能生活的要求和人类本身所产生的反对本能生活的抵制之间的冲突，我们一刻都未忽略这种抵制的、反抗的、排斥的因素，我们认为，它是由自己种种特殊的力量即自我本能装配起来的，它和一般心理学中的自我相一致吻合。”色情诗因为诗的形象语言和理性思考升华为情色诗，通常意义中含有贬义的颓废写作在写作伦理上得到宽容，“颓废”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成了中性词，在“诗疗”中成了褒义词。穆旦的《诗八首》正是这样的颇有哲理性的情色诗，是现代主义诗歌中杰出的诗疗作品，是穆旦青春期写作的代表作。诗人写作和读者阅读这首诗都可以获得肉感、美感和快感。

在不同时代，都有一些诗人对日常世俗生活过度重视而导致“性诗”“艳诗”“色情诗”“情色诗”等“低性写作”流行。他们过分关注个人的命运甚至自己的身体，缺乏对生存意义及人生价值的哲学思考，即过分重视诗疗中的低级情感，忽视高级情感。穆旦是百年新诗史上少有的能将两者处理得较好的诗人，他的青春期新诗写作与惠特曼年轻时的自由体诗写作有些异曲同工。“惠特曼宣布：‘我是身体的诗人，我是灵魂的诗人。’作为‘身体的诗人’，他大胆地让性进入诗的领域……他的两首写性的诗让很多人难堪和愤怒。两首诗是1860年出版的《草叶集》第三版中的Children of Adamt和Calamus……惠特曼让他的文体适合他想传达的信息和他希望拥有的读者，他的写作不采用通常的诗的修饰（poetic ornaments），而是采用朴素文体，因此普通读者可以读懂。他坚信美国将在人类的未来中扮演特殊角色，尽管他经常指责美国社会，但是他肯定美国民主的成功是人类未来幸福的钥匙。”惠特曼的诗歌写作既是“个人化写作”，也是“社会化写作”，既有“生命意识”，也有“使命意识”，既关注个人的身体问题，更关心国家的发展问题。今天的美国人高度肯定了惠特曼诗歌的两大功能：一是“诗教”功能——启蒙或宣传功能；二是“诗疗”功能——治疗心理精神性疾病的功能。

今天也应该肯定穆旦的诗的启蒙和治疗功能，尤其是适度淡化前者强化后者。穆旦也公开以《我歌颂肉体》为题写过诗，诗的结尾是：“男女的仙子倦于/享受，和平底美德和适宜的欢欣。”他也很喜欢惠特曼。香港《大公报·综合》1940年3月3日刊发了他给艾青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写的序《他死在第二次》，他提到了惠特曼：“读着艾青的诗有和读着惠特曼的诗一样的愉快。他的诗里充满着辽阔的阳光和温暖，和生命的诱惑。如同惠特曼歌颂着新兴的美国一样，他在歌颂新生的中国。这里自然有一些不愉快，但这些不愉快不过如无边的阳光下躲藏着的阴影，在强烈光线的鞭击下不久就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只要斗争下去，而诗人艾青所有的热情就正趋归于这一个方向上。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那是怎样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怎样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向上的力量。也就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比着惠特曼那种中产阶级的盲目自足的情绪，诗人艾青是更进步更深沉的。”

穆旦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上的贡献主要在“现代主义”和“颓废”这两副面孔上。1972年，1949年迁居香港的新诗理论家林以亮选编了《美国诗选》，这部诗选由张爱玲、余光中、林以亮、邢光祖四人翻译，译介了美国十七位现代诗人的诗作。所选诗作颇能显示出美国现代诗及世界现代诗的特色，让中国的现代诗有小巫见大巫之感，所以林以亮在作序时感慨说：“老实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广阔的领土限制在抒情和高度严肃性这两道界限中间。我们自以为解除出了旧诗的桎梏，谁知道我们把自己束缚得比从前更紧。中国旧诗词在形式上限制虽然很严，可是对题材的选择却很宽：赠答、应制、唱和、咏物、送别，甚至讽刺和议论都可以入诗。如果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的眼光看来，这种诗当然是无聊，内容空洞和言之无物，应该在打倒之列。可是现代诗早已扬弃和推翻了十九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现代英国诗人，后入美国籍的奥登（W.H.Auden）曾经说过：‘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最能代表现代诗的精神。”穆旦深受奥登的影响，穆旦的青春期诗作是新诗史上少有的具有奥登所说的“现代诗的精神”，尤其是他《诗八首》《春》等诗作，是奥登所言的“淫荡而又纯洁”的诗，含有较多的“颓废”与“情色”。这些抒写情欲、思考爱情的青春诗歌摆脱了林以亮所说的新诗的“高度严肃性”，从流行的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中挣脱出来，具有特殊的抒情功能及治疗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他把中国古代汉诗的“诗教”改为了中国现代汉诗的“诗疗”，因此才受生活在和平时代的青年读者的喜爱。穆旦的青春期“快感”及“肉感”写作与“颓废”写作及“情色”写作才是一位诗人的真实写作，正是因为诗人高度重视身体及生命，他写的“爱国”和“苦难”题材的现代诗，尤其“战争诗”，才既真实又深刻。

在百年新诗史上，有两位诗人曾获得同时代伟人的极高评价，其中一位是冯至。他因为20世纪20年代写的浪漫主义诗歌具有高度的浪漫性，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被称为现代主义诗人，源于他30年代去德国留学受到里尔克等诗人的影响，诗风才由浪漫主义的青春期写作向现代主义的中年写作转变。另一位是穆旦，他因为40年代初期创作的诗歌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在西南联大成为闻一多等著名诗人的“高足”。他俩在年轻时代都写出了自己一生中的代表作，冯至的《蛇》写于1926年，他生于1905年，写这首诗时二十一岁。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收录了《蛇》，诗的文字与冯至在北新书局1927年4月出版的诗集《昨日之歌》完全一致。穆旦的《诗八首》写于1942年，他生于1918年，写这首诗时二十四岁。“《诗八首》,是诗人穆旦(1918—1977)的一篇很有名的经典性的作品，写于1942年2月。这时，他是二十四岁。刚刚毕业不久的著名的西南联大‘校园诗人’。”“《诗八首》可以视为中国现代的《秋兴八首》。不同的是，杜甫的《秋兴八首》是各自独立而又关联地抒发秋之情怀的，而穆旦的《诗八首》是作为一首诗连续在一起写爱情的。这一组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以十分严密的结构，用初恋、热恋、宁静、赞歌这样四个乐章(每个乐章两首诗)，完整地抒写和礼赞了人类生命的爱情，也包括他自己爱情复杂而又丰富的历程，礼赞了它的美、力量和永恒。《诗八首》是一篇爱情的启示录，也是一首生命的赞美诗。它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闻一多先生大约很欣赏这首诗，早在1945年就收入他所编的《现代诗抄（钞）》一书中，这本身就是对这首诗的无言的赞誉。”

不可否认，鲁迅与闻一多的鉴赏力都是超强的，都是慧眼识珠的伯乐，《蛇》与《诗八首》分别出自二十一岁和二十四岁男子之手，确实显示出了两位青年诗人的早慧与才气。但是因为后来两位作者都成了新诗史上的著名学者型诗人，这两首诗又被收入大中学教材，中学语文教材及大学文学教材又重视教书育人，中国诗歌长期存在的“诗教”传统受到高度重视，一些诗作的“思想性”被拔高，一些抒情诗，尤其是一些为了“诗疗”目的写作的“情色诗”被极端拔高为“哲理诗”。这两首完全可以被称为“青春期写作”的诗便被“圣洁化”了，甚至被“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些著名诗人或学者的研究者往往是他们的朋友或学生，即使两者都不是，也是诗歌界的同道，绝不可能否定甚至“妖魔化”他们的前辈。加上百年新诗一直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导致在革命、战争、运动此起彼伏的20世纪中国，不管是把文学视为“人学”还是“美学”，不管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作家诗人都有强烈的功利性，新诗的三大现实功能——启蒙（诗教）、抒情（诗疗）和审美（诗教与诗疗）几乎一花独放，启蒙功能成了“功能霸权”。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作家的社会意识远远大于生命意识，文学的审美性常常让位于文学的政治性，一些文体甚至成了“宣传文体”。如梁启超在1902年11月14日写出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呼应“小说界革命”的“诗界革命”及“白话诗运动”产生的汉语诗歌中的独特文体“白话诗”及“新诗”，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新小说”一起承担起了改造旧国民和打造新中国的启蒙重任。宗白华在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发表的题为《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的文中说：“白话诗运动不只是代表一个文学技术上的改变，实是象征着一个新世界观、新生命情调、新生活意识寻找它的新的表现方式……白话诗是新文学运动中最大胆、最冒险、最缺乏凭籍、最艰难的工作。”美国历史学家格里德甚至认为文学革命是彻底的反传统运动：“最初，这场革命仅是一场反对古旧书面语言形式即‘文言’的运动……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着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甚至在旧的政治制度于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

无独有偶，这两首分别由二十一岁和二十四岁的“年轻男子”写的抒情诗在百年新诗史上都颇有争议，甚至都被视为情色诗，两首诗的已有评论文章都采用了涉及人的本能欲望的词汇。百年新诗史上，在著名诗人的经典诗作中，也只有冯至和穆旦的诗作被诗论家视为“欲望写作”，冯至的代表性作品是《蛇》，是否是色情诗至今还在学界有争议。穆旦的《诗八首》及《春》在20世纪40年代和今天，都有诗论家强调是“身体写作”，认为是情色诗。

著名诗论家骆寒超分析《蛇》时采用了“欲望”甚至“性变态”等与身体相关的词汇。“这一阶段的现代主义追求者因而对性变态的心理做了隐喻表现，从而使新诗中的超现实抒情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郭沫若在长诗《瓶》中的《春莺曲》就很动人地隐示着主体的性变态，不过在奇想联翩中那一道隐示的帷幕透明度还是大的。冯至的《蛇》可就透明度极有限了。‘蛇’的冰凉、阴沉、无声的潜行，给予人的只能是恐惧而神秘的感觉联想，在冯至这首诗中，却竟然说‘蛇’是‘我’忠诚的侣伴！还‘潜潜地’向‘你’走去，把沉睡中‘你’的‘梦境衔了来’，这些表现潜在地反映着《蛇》里没有正常人怀春的艳美，而是心灵严重受损者病态的阴郁的抒情。但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的。想把人郁积的心力发泄于适当的行动就是欲望；人心成为欲望同社会影响的激斗场，而当后者取得了胜利，就会造成欲望的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压抑，欲望只得逃入潜意识里躲起来，但它又随时要想乔装一番，通过检查作用而闯到意识中去，以求得满足。可是又毕竟出不去，这时它只有通过求梦或白日梦——幻想来获得满足。于是，这些以具体的意象为标志的梦或白日梦，作为一种欲望的满足，以显象代表隐义，就出现了象征。现在对《蛇》要进一步考察的，就是白日梦中一个蛇的显象意象究竟象征什么意义或者情绪。不妨注意一下诗人写‘蛇’对‘你’的示爱：‘它在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还有：‘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如果承认该诗梦中的图像都是睡眠中器官状态的象征，梦中的‘戏剧化’都是以具体的形象来表现抽象的欲望的话，那么《蛇》中这些图像和‘戏剧化’表现就可以解释为某种白日梦中性行为的象征，而隐义则是追求超文化的动物本能之意这一主体怪异情结的泄露。”

穆旦的好友，著名诗论家袁可嘉评价穆旦等“九叶诗人”时石破天惊地用了“肉感”一词。“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情诗，用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来对待多少世纪以来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其冷静的、自嘲的口吻在新诗史上是少见的。徐志摩的情诗是浪漫派的，热烈而缠绵；卞之琳的情诗是象征派的，感情冲淡而外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穆旦的情诗则是现代派的，它冷酷尖锐，使人感到刺疼……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在穆旦那些最佳诗行里，形象与思想密不可分，比喻是大跨度的，富于暗示性，语言则锋利有力。”“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并把肉感的形象和抽象的观念、激昂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挛生体（即所谓‘思想知觉化’的艺术方法）是这批诗人努力从西方现代诗里学来的、颇有成效的一种手段。”

穆旦的另一位好友、著名诗史家王佐良用了与“肉感”同义的“肉体化”一词来总结穆旦1941年2月写了《诗八首》后时写的同样题材的诗《春》。“当然，他还有别的境界，别的形式。《春》(1942)是一例……不止是所谓虚实结合，而是出现了新的思辨，新的形象，总的效果则是感性化，肉体化，这才出现了‘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和‘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那样的名句——绝难在中国过去的诗里找到的名句，从而使《春》截然不同于千百首一般伤春咏怀之作。它要强烈得多，真实得多，同时形式上又是那样完整。”

当代诗评家吴投文在2016年解读《春》时也采用了“情欲”一词。“春天作为自然季候实际上也是精神季候的幻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穆旦（1918—1977年）的《春》，春天的景深就不是由一连串板结的表意性符号粘贴而成的呆滞面孔，而是生命被禁锢的悲哀中，获得力之美的深度照亮，而显得峻拔的一幅剪影。这就是《春》所展开的纵深领域，春在一首十二行的短诗中，被穆旦不动声色地转换到生命的幽暗之中，但又显得透明、纯净和含混，如深山中的一片湖泊静止在内部的凝固之中，而天光云影又来折射湖泊内部的骚动。此诗的起首两句铺排在春天的热烈与奢华上，‘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春草如绿色的火焰燃烧，鲜花繁茂，大地一片生机，呈现出一种令人恍惚的动态之美，但在一派繁花盛景中，又透露紧张的情绪。这来源于诗中由整体情境所形成的暗示，是诗人内心受压抑情绪的流露或折射……对生命的某种特殊状态来说，‘满园的欲望’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和暗示，可以理解为情欲的酣畅或自由的激情，也可以理解为美好的憧憬和人性的圆满……”“《春》的旨意是逐步打开诗人心中的镣铐的，诗人的苦闷有迹可循，都落实到意象的巧妙铺排上，而又把苦闷的抑制，化解在对自由的渴求中。因此，诗中峻急的情感是两极对抗的结果。烦恼与欢乐、现实与幻影、理性与情欲、紧闭的肉体与赤裸的自然，都是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两极，在诗中相互冲突与胶结，构成青春的阵痛和对自由的热烈趋附。”另一位当代诗评家陈超在他著的《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把《春》视为穆旦的代表作，分析这首诗时采用了“原欲”一词。

①王永、王振宠：《书写表达促进身体健康》，《文摘报》2010年4月8日第4版。

②③〔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常宏、徐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第102页。

④http：//www，hudong，com/wiki/%E9%9 8%BF%E7%91%9F%C2%B7%E5%8B%92%E5%86%85.

⑤⑥〔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第11—12页。

⑦⑩〔英〕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第24—25页。

⑧Charles R.Hoffer：The Understanding of Music.Belmont,California：Wor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5，pp.276—277.

⑨〔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陈收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32页。

⑪〔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程小平、王希勇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330页。

⑫Peter B.High.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reature.NewYork：Longman Inc.1986，pp.72—73.

⑬穆旦：《他死在第二次》，李怡：《穆旦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287页。

⑭林以亮：《序》，林以亮编：《美国诗选》，今日世界社、菲中文化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⑮⑯孙玉石：《解读穆旦〈诗八首〉》，《诗探索》1996年第4期，第48页，第5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