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宇澄小说《繁花》的女性悲剧形态

时间：2024-05-20

⊙裘蕊蕊肖向东［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试论金宇澄小说《繁花》的女性悲剧形态

⊙裘蕊蕊肖向东［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上海女性形象，她们或天真，或世俗，或困窘，或风光，围绕着这些女性人物，作家一方面描写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生活与遭遇，同时也揭示了笔下人物所内含的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通过诸种悲剧形态，凸显了生活在上海这一现代都市天空下的不同女性在历史动荡中的沉浮、在欲望漩涡中的挣扎、在命运巨轮碾压下的叹息以及难逃宿命的悲情故事。小说在富有历史深度和时代力度的书写中，既暗喻了人生的虚无与无意义的现代性主题，又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上海这一东方都市半个世纪惊心动魄的历史蜕变。

金宇澄《繁花》女性人物悲剧形态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繁花》因为对上海市民生活和都市情态的深度描写，被认为是“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迄今，学者和评论家对其话本说书人叙述特色、双线叙事结构、吴语书面化写作所展开的专门研究比较深入，然而，以女性形象和女性个体命运为出发点，探析女性人物及其悲剧形态与城市历史蜕变关系的研究较为鲜见，这构成了本文观察小说的一个视点。因此，本文拟从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三个角度，探察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悲剧表现及其社会内蕴，透视作家写作深邃的思想内涵。

一、社会悲剧：历史动荡中的个体劫难

《繁花》描写生活的时间跨度很大，纵贯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期间，中国社会变化巨大：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登场人物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地下党到知识青年、从菜场小贩到饭店老板，各式人物涵盖了上海的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便在这样复杂的历史场景下各自演绎着自己的遭际与命运。

少女蓓蒂是纯洁的象征，“蓓蒂”二字，字面上看，代表着花朵的稚嫩与成长，更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可能，但这种娇嫩的生命也极易遭到摧折，因此，在历史动荡的年代，这些幼小的生命也可能被摧残。小说告诉我们，蓓蒂是听着绍兴阿婆的故事长大的，她和阿宝青梅竹马，天真单纯，喜欢钢琴，心爱的钢琴是她的“马”，伴随着她一起长大。然而在1966年，蓓蒂的父母遭受隔离审查，留下她与阿婆相依为命，接着，心爱的钢琴也在一次抄家中被收走，随后，她和阿婆也消失不见了……小说中蓓蒂的消失令人不可捉摸，第十三章姝华的叙述似乎透出了一点现实的端倪：

完全乱梦堆叠，看见裙子变轻，分开了，是金鱼尾巴，水池旁边，月光下面有一只猫，衔了蓓蒂，到外面走了一圈，再回来……姝华说，当时，天完全暗下来了，蓓蒂身上发亮。蓓蒂讲，姐姐，我跟阿婆走了。

蓓蒂的消失是金宇澄给读者留下的一个谜。小说中有她们多次变成鱼游走了的预言，而在姝华的梦中，也存在着她们消失的童话般的隐喻。金宇澄为何不直接对读者交代蓓蒂和阿婆的去处，而以设置一连串的梦境来暗喻其消失，这背后其实蕴藏着深厚的生活寓意。小说多次出现了“梦”的描写，蓓蒂和阿婆的消失，似乎是因为变成了两条鱼，且被猫给叼走了，蓓蒂的梦中甚至提及阿婆变成了一只死鱼。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类真实生活的征兆和体现，蓓蒂的梦境，显示出了现实世界中阿婆和自己的孤立无助，她们抵挡不了“猫”——现实世界外在力量的入侵与摧残。作家以“梦”写“真”，以“虚”写“实”，其实是不愿将现实生活的残酷以真切的方式展露于人前，人生如梦，梦境的背后更多地蕴含着对于现实的深深无奈，也艺术地表达了个人命运在复杂的政治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下的一声叹息，体现出文本无限的张力。

如果说天真烂漫的蓓蒂在“文革”中遭遇的不幸是金宇澄对历史动荡降临在个体生命上的悲叹，那么在激越的时代影响下，本来十分美好的生命遭到现实的毁灭，也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走向悲剧的不可避免。沪生的初恋姝华，作为地道的上海女青年，文静优雅，喜欢看书、写字、抄诗，通晓人情世故，本是纯洁无瑕的一位女性，然而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她摇身一变成为东北插队的知识青年。随后，她嫁给了当地一个朝鲜族青年，生了三个孩子后精神失常。数年后回到上海，沪生碰到她时，她已经变成“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手拎人造革旅行袋，棉大衣像咸菜”“眼神恍惚”“完全不像样子了”。蓓蒂、姝华等人的悲剧使我们看到，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人”的力量的渺小与无助，人物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政治的激流与流向决定了人物命运的沉浮，人的悲剧多由残酷的社会所造成。

二、性格悲剧：人性深处的欲望追求

《繁花》描写的另一种女性悲剧来源于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与不合理的现实追求。这种悲剧虽然也带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子，但人物性格的走向与发展，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将这类女性的“性格悲剧”安置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人性深处的贪婪、对情欲和物欲的无底线追求，成为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主因。

梅瑞是这类性格悲剧最为典型的例子。她一出场，读者就可感知这是一个有心机有城府而又贪婪的女性。梅瑞原是沪生的女友，因爱上沪生的朋友阿宝而见异思迁，但阿宝并不为之倾心，于是又与“北四川路有房子”的男人结婚，但婚后又以婚姻不幸为借口，勾搭康总。当与康总的暧昧无疾而终后，她又卷入与继父“小开”的私情中，最终继父卷款逃走，母亲也抛弃了她，使之由以往的风光无限沦落为“面子衬里，样样剥光”“上海滩最吓人的女瘪三”的地步，最终只能寄宿在自己无比嫌弃的瘫痪的前夫家中。从梅瑞与这五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中，人们看不出她对真爱的追求，她的爱，只集中在对于外在的物质欲求上，谁能给她更好的生活，她就依附谁，她对宝总的崇拜，也是崇拜其身上的物质光环。内心深处的贪婪、人性深处对利益的追求不仅扭曲了梅瑞的灵魂，而且最终毁灭了一个都市社交女性的一切。

汪小姐的形象可谓是梅瑞在现实中的另一个影子，她早已嫁为人妇，却不满意现有的家庭，更看不上自己的老公宏庆，老是想着攀上更好的枝丫，结识更有钱的男人。一场饭局中，她公开对小姐妹说：“做女人一辈子就是要找到一个优质男人，最好是嫁给有钱的日本人、台湾人、香港人或者新加坡人，像白萍那样嫁给澳洲人，像兰兰嫁给香港人，像红菱包给日本人也行，从此过上有钱人的风光体面生活。”为了这种欲望，她通过另一次饭局勾搭上常州徐总，无奈徐总本身就是个花花肠子只图风流，不负责任，她欲借怀孕要挟徐总，最终宏庆和徐总都不承认这个孩子，且胎儿双头畸形，她只好一人在医院等待不可知的命运。汪小姐与梅瑞都是现代都市虚荣而逐利的悲剧女性，她们的命运与现实的利益社会有一定的关联，但她们不幸的结局，完全取决于其个性的选择，其悲剧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反而让人觉得这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是为自己的贪婪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繁花》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尤其是情感纠葛串联在一起的。女性对爱欲和物欲的追求，不仅仅是围绕个体命运展开，也是她们在其依附的男性个体层面，试图用自己的资源，来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与梅瑞和汪小姐类似的，还有小琴等女性人物，她们个个费劲心机，最终未得善终。《繁花》的女性刻画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上海都市图景——“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基于性格深处的自私和贪婪，所导致的必然是她们对物欲和情欲的追求。失去内心操守、灵魂的腐败，是这类人物走向个体毁灭不可忽略的内在因素。

三、命运悲剧：命运巨轮下的徒劳挣扎

艺术上《繁花》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繁花”的命名富有深意。“繁花”一词，不仅暗示了花之繁多，小说人物形成了一种熙熙攘攘的众生相；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人物的一种命运现象：“人”就像“花”，花开花落，如同自然规律，而世事无常，不管曾经如何风光无限，最终都要走向衰亡，归于虚无。这也正是命运悲剧的内涵所在。

就女性人物而言，在众多女性中，最富故事性，也是小说重点刻画的是李李的命运。李李的一生无论怎么发展，都与“佛”相关，充满了浓郁的宗教宿命感。小说第四章写道：“李李相信花菩萨，吃花素，一直有这方面的朋友。”她的全家都信佛，弟弟甚至因为家里不同意其出家而自杀身亡。李李与佛的联系，似乎也有一种命中注定的色彩。小说叙述其早年模特出身，“高挑身材，明眸善睐”，被小芙蓉出卖带到澳门，私处被刻字，为了报仇染下血债，因此，血红的玫瑰一直在她的心头萦绕，成为她最厌恶的花。背负血债使她活得并不安稳。来上海开饭店使她成了至真园老板，追求者无数，充满都市红尘女子的色彩，但其内心充满无奈，她爱着男主人公阿宝，却因为身份和情感等重重障碍走不进他的心里。小说结尾，李李终于看破红尘，削发为尼，在宗教中寻求安慰，表现出中国式的“复活”。而阿宝则看到“亮一亮，有玫瑰色的红光。一切平息下来。李李消失”，这里的描写颇具禅意。李李生于信佛家庭，自小与佛亲近，虽然在红尘中摸爬打滚，经历种种坎坷，获得成功，但最终还是选择皈依四大皆空的佛门，这种命运的归宿似乎是佛的意旨与冥冥的安排，微弱的人力是难以逃脱的。

《繁花》告诉人们，“繁花”的盛开，是自然的，但一切又会归于“不响”。不仅人物“不响”，作者本身也是“不响”的。金宇澄并没有对笔下的女性做出任何的道德评判，作者仿佛置身事外，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客观记录下这些人物所发生的故事，真实的背后是世俗与琐碎，但恰恰是无意义的琐碎背后深蕴着风云变幻的虚无。金宇澄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自己想通过《繁花》来表现“这阶层的上海女人，怎么爱人，或怎么骂人，她怎么俗，怎么雅，怎么笑和悲，生存是如何轻浮和沉重，滋润中伴随怎样的困扰，这类人如何强硬、如何安之若素，怎么蓬勃生活”。但“蓬勃”之后是衰微与落败，金宇澄借助诸种女性从“繁花似锦”到“繁花落尽”的悲剧，所要言说的其实就是“不响”之“响”，一切都要读者自己去追思。

①②③④⑤⑥⑦ 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第299页，第423页，第108页，第58页，第11页，第427页。

⑧ 黄文婧：《上海是一块经过文学电镀的LOGO——对话金宇澄》，《江南》2014年第3期，第77页。

[1]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周航.繁花落尽，戛然而止[J].中国图书评论，2014（3）.

[3]陈亚亚.春与繁花俱欲谢,愁如中酒不能醒——《繁花》中的性别意识解析[J].中国图书评论，2014（3）.

[4]江胜信.从世俗风景背后看到时代内里——京沪作家研讨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N].文汇报，2013-10-25（13）.

[5]王春林.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艺术交融——评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J].当代文坛，2013（6）.

[6]张英.金宇澄其人其事[J].美文（上半月），2013（8）.

[7]陈建华.世俗的凯旋——读金宇澄《繁花》[J].上海文化，2013（7）.

[8]黄平.从“传奇”到“故事”——《繁花》与上海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13（4）.

[9]周景雷.市民主义的复活及其批判——简评金宇澄的长篇新作《繁花》[J].当代作家评论，2013（4）.

作者：裘蕊蕊，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肖向东，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