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守常与流变——评刘仁前小说《香河》

⊙卞秋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基础部， 北京 102442］

⊙王连英［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乡土小说研究

——评刘仁前小说《香河》

⊙卞秋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基础部， 北京 102442］

⊙王连英［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以汪曾祺为旗帜的里下河文学流派近年来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都呈现出成熟的态势。刘仁前作为该流派在乡写乡的代表作家，其淡然悠远的小说风格体现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典型审美特征。本文从分析其代表作《香河》入手，管窥里下河文学流派如何通过对这方水土风俗人情的书写，梳理生命守常与流变，旨归整个乡土中国的裂变与发展。

里下河 守常 流变

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无论是在创作还是研究上都逐渐呈现出成熟的态势，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里下河并不是一条河流的名字，而是纵横于广袤的苏中平原上的四条水系所圈定的一块区域，它关联了江苏省的扬州、泰州、盐城、南通四个行政区。这个流派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有种“追溯”的意味，其流派中的作家在创作风格和审美底蕴上也都有着明显相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汪曾祺是最早把这片水域带入文学视野的作家。他以风俗为笔描绘了一个大水茫茫、芦苇苍苍的里下河平原世界。以其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受戒》《大淖记事》为旗帜，集结和引领了曹文轩、毕飞宇、鲁敏、刘仁前、顾坚等一大批在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写作风格各异，但是，透过文字，我们总是能感受到那股湿湿凉凉的水汽流淌在“油麻地”“王家庄”“香河村”……不论这些作家们是在乡还是离乡，故乡的水早已融入了他们的生命，成为一抹永恒的印记。水文化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底色。

在当前的里下河文学创作中，把水文化体现到极致的，当属一直生活在里下河地区的泰州籍作家——刘仁前。和很多作家远离故土，在遥远的都市回望家乡的写作模式不同，刘仁前一直是在乡写乡的典范，正因为距离上的融合，他的作品总是能深刻地把握古老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裂变与阵痛，正因为身份上的认同，他惯以悲悯豁达的姿态、平等理解的视角，淡化时代背景，去观察和表现生活在历史夹缝中的个体命运。在里下河流派色彩斑斓的文学创作中，刘仁前的代表作《香河》无疑是独特的存在。

在一个以追求小说情节为目的的快速阅读社会，《香河》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没有千回百转的故事，仅仅是讲述了香河村几代人的日常生活，其间，风土人情占据了绝大篇幅。《香河》的叙事结构也极为简单，线性结构，平铺直叙，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本本分分地使用着全知全能视角，娓娓道来。小说甚至还大量使用里下河地区特有的方言俗语，在有意无意之中，铺设着阅读障碍。由此看来，相较于市场上众多的“畅销”书，《香河》注定是寂寞的。但也无妨，因为它原本也就不属于这个喧嚣而嘈杂的现实社会。如果说《边城》是沈从文构建的一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那么《香河》则是刘仁前描画的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梦幻。这个梦或许原本就是作者打算自己珍藏的，一帧一帧的过往只是为了记住在生命中烙下深深印记的，那方水土之上活着、死去的父老乡亲。

不施粉黛的《香河》，近乎执拗地书写着江苏里下河流域独有的风景、习俗以及人事。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河流划分和连接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里的房屋大多依水而立，一代代的香河人傍水而生。为着吃喝拉撒，为着婚丧嫁娶，为着生老病死，快乐着、痛苦着、满足着、无奈着。生活就如同香河的水，表面上波澜不兴，但是内在却暗流涌动，永不停歇。作者凭借自己对于这方水土的熟稔与钟情，构筑了一个个属于香河的小故事，却旨归出整个乡土中国农民的大归宿。

一、恒常与守旧

刘仁前笔下的香河世界似乎是个独立于时代洪流之中的绿岛。尽管小说背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是，作者显然着意“淡化”和模糊了时代特征。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没有震耳欲聋的口号，也没有尔虞我诈的揭发、你死我活的揪斗。生命在此似乎是守旧而与世隔绝的，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香河村的人们依然遵循着内在的伦理秩序与道德法则，惯性般地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因此，如果忽略小说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时代痕迹，香河的故事或许还可以推置到更为遥远的过去。

面对历史的无常，唯一不变的大概是香河人稳定的生存状态。而维系这种状态更多的是源于一种长期集体无意识形成的道德伦理观——一种均衡稳定的乡村秩序。

在那个疯狂践踏文化与人性的时代，香河村却保留着对于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最为原始的崇拜与信奉。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延续着亘古不变的习俗。逢满栽秧，五月裹粽，中秋送礼……说媒、望亲、订婚、迎娶、闹洞房、还碗……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组成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部，而这些并没有因为政治的介入、时代的流转而得以改变。

尽管是集体制的劳作方式，但是家庭仍然是共同劳动的经济单位。因此，传统家庭伦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姑慈妇顺”“守望相助”等等依然在香河村得到奉行。乡土是一个以血缘和土缘为纽带缔结而成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里，一切都是以亲密情感为基础而存在。再加上里下河地区四通八达的水网式地理特征，共同造就了香河人独特的生活态度与文化性格。善良、淳朴、宽容以及隐忍，成为香河人的生存态度。他们以一种仁义豁达的姿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与灾难。小说中的三奶奶幼年时就被卖为童养媳，情窦初开的年纪，托身他人，怀有身孕。面对婆家的责打，她却守口如瓶，甚至直到年迈老去也没有吐露出心中的秘密。在之后的人生中，她接连遭遇丧子失夫的一系列打击，却也从未怨天尤人，依旧坚韧地生活着。乡间文人柳安然显然是整个香河村的道德典范，于乱世中，独善其身，依然坚守着“诗书传家”的古训，与世无争，超然物外。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对于已经逝去、不可挽回的传统农耕社会道德文化的追忆。“好好过日子，好好做农活”，成为香河村最为质朴的生存意识与人生追求。

生命的守常一方面是文化礼仪的传承，另一方面也带来文化守旧与人伦沉滞的深深隐忧。在生命一代又一代的轮回中，文化的陋习同样也得以繁衍生殖。在这里，香河村女人的命运似乎是恒定的，她们的人生不过是水中的倒影，易碎而虚幻。“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柳安然等老一辈香河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在陆根水等新一代农民的思想里也依然畅通无阻。此外，种族的绵延、传统的生育观念，也使得女性成为受害者和牺牲品。小说中的李鸭子是个嘴上抹油的媒婆，说成了无数桩的姻缘，却盼不来自己的孩子。因为不能生育，她成为村里人嘲笑、丈夫折磨打骂的对象。而当坚持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丈夫得知是自身的原因时，非但没有对于妻子多年的忍辱负重产生愧疚与疼惜，反而是逼迫着妻子出去“借种”，延续香火。李鸭子却也认为这种事应该“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主动引诱小叔子，顺利怀上孩子。因循守旧的文化心理和伦理观念也造成人性的麻木与失落。

二、流动与变异

读刘仁前的作品，总是能捕捉到汪曾祺小说的影子。这一点，也毋庸讳言，同属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二者，本身在文脉上就是一脉相传的。但是比照汪曾祺童话般的道德观，刘仁前的《香河》影影绰绰地呈现出几许新变。

《香河》以柳春雨等一帮年轻人的人生际遇为主线。其中柳春雨与琴丫头、杨雪花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是重头戏。与《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遭遇一样，柳春雨与琴丫头两情相悦，互定终生，不料琴丫头却遭遇被陆根水强暴的噩运。琴丫头也如巧云般自觉道德破损，无颜面对自己的恋人，决心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柳春雨也如十一子一样，企图用肉体的交融去抚慰爱人破碎的心灵。但是，那仅仅是种告别和安慰，无关乎道德，琴丫头的受害始终成为横亘在他心头的一根刺。他无法忘却，也不能坦然接受。最终，他虽然心怀愧疚与不舍，但还是迅速接受了杨雪花的爱情，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而施暴者陆根水却并未受到世人的谴责与抨击，反而顺理成章地娶了暗恋已久的琴丫头。相比较汪曾祺笔下那种不食人间烟火，充满了浪漫色彩与迷人光芒的乡村伦理道德，香河人的道德伦理观更为现实。香云、来娣子等农村妇女为了逃避劳动，多挣工分或者为了解决儿子工作，可以随意并且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肉体，与香河村的权力执掌者香元、祥大少们进行性交易，之后非但毫无羞愧，反而感恩戴德。这一切在香河村并非是不可言说的秘密，在一种公众的默认与许可中，一切都如同吃喝拉撒般理所应当。性关系的随意与混乱显然有悖于传统的贞节观，而颇为吊诡的是，香河村对于未婚女性的约束和要求却甚是严苛。水妹未婚先孕成为父亲香元的心病，使得他想方设法地为水妹寻找婆家，企图掩盖不可外扬的家丑。而柳翠云仅仅因为受到一同劳动的年轻人的挑衅，一时意气冲动，脱了上衣，赤裸了胸脯，便从此名声受损，成为全村指责的对象，甚至自寻短见。琴丫头被强暴后，也失去了寻求幸福的权利和资格，只能委身于施暴者，别无他法。

作品最后以香河村柳安然的葬礼结束。这无疑是一个隐喻，预示着原本那个“诗书传家”的传统乡间秩序的崩塌以及一个恒常时代的结束。逝者如斯夫。在城市化的强大进程中，现实中的乡土不断沦陷，而记忆中的乡村情感也在逐渐模糊和褪色。在《香河》之后，刘仁前又继续以柳家的第三代为主角创作了《浮城》，尽管仍然是香河子孙的故事，流变的脉络更为清晰，但是，它已经是一个新时代的故事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香河》不只是属于里下河，它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

作 者：卞秋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基础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王连英，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及语文教育。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