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探析

⊙向佩佩［湖北大学楚才学院， 武汉 430011］

《极花》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探析

⊙向佩佩［湖北大学楚才学院， 武汉 430011］

在贾平凹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极花》中，二元对立模式被广泛运用。这种模式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本文拟从灵魂与肉体、反抗与接受、梦境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等四个方面，分析《极花》中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而探讨小说的主题和建构方法。

《极花》 贾平凹 二元对立模式

二元对立模式是发源于结构主义的一种分析体系。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人类生来就有着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因此，具体到文学作品中，也必然会存在着二元对立项。在贾平凹的小说《极花》中，一系列二元对立项不仅将文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而且丰富了人物形象，凸显了故事主题。小说讲述了在进城打工途中被拐卖到偏僻乡村的女孩胡蝶，从被拐之初的极度反抗，到与丈夫黑亮生育一子后逐渐接受并融入当地的故事。作者贾平凹透过被拐卖女子胡蝶的视角，在叙述中穿插了灵魂与肉体、反抗与接受、梦境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等对立项，在审视“拐卖妇女”这一社会问题的同时，更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边远农村所面临的残酷现实，表现了作者对日渐凋敝的乡土世界的沉重关切。

一、灵魂与肉体

小说中，主人公胡蝶总共经历了三次“灵魂出窍”。第一次是在新婚之夜，胡蝶逃跑失败重新被抓回窑洞，在遭受村里一帮男人的集体痛打和言语侮辱之后，她的魂“跳出了身子，就站在了方桌上，或站在了窑壁架板上的煤油灯上，看可怜的胡蝶换上了黑家的衣服”。恍惚中，胡蝶被断裂成了两个，一个是现实中的胡蝶，一个是脱离了肉身、正冷眼旁观着一切的魂魄。在这里作者采用一种虚实相生的叙述手法，并直接转变故事的叙述者和叙事角度。“灵魂”的冷静陈述，看似是在以轻盈的力道置换由屈辱和伤害带来的沉重感，实质上是把之前暴行的疯狂与不合理给予最大化的对抗和反攻。不久后，如此惨绝人寰的施暴场景，又一次发生在了胡蝶身上。为了逼她就范，黑亮爹和黑亮，找来了村里的几位帮手，合谋策划了一次强奸。整个过程充满了血腥的气息，凶残得令人发指。胡蝶再次掉了魂：“我在那时嗡的一下，魂就从头顶出来了，我站在了装着花的镜框上。”和之前类似，整个承受暴行的场景不是由小说中的“我”本人描述的，而是借胡蝶的魂魄之口说出，魂魄对肉身的痛感的讲述几乎冷漠到没有温度，仿佛成为了一个陌生的“他者”，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关系。无论身体正遭受什么，就当她已经是死的。第三次，胡蝶生孩子时因胎位不正承受了非比寻常的剧痛，此时她的灵魂再次出窍，游离在肉身周围，不仅目睹了自己的分娩过程，还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观察着参与接生的满仓娘、黑亮、黑亮爹忙碌的行动：“我这回是坐在了窗子的第三个格子上，看到了满仓的娘，嘴里还叼着烟锅子，把胡蝶的两条腿分开了……我再次站在窗格上，瞧见黑亮在掐胡蝶的人中……”此时，灵魂仍旧是和前两次一样的木然冷峻。

那容易被抽离的魂魄，实际上暗示了胡蝶被动的处境和悲剧命运。每一次的“灵魂出窍”，都是对肉身的难以承受之痛的逃离，是对个体生命之悲的绝望反抗。唯有用这种魔幻癫狂的方式，才能使自己摆脱无尽的屈辱、恐惧和无助。此处，作者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魄体分离”的叙述方式，刻意建立灵魂与肉体对立的模式，而且刻意地将叙事角度从有限视角转换为全知视角，从而真实地展现出被拐卖的妇女所遭受的沉痛苦难。

二、反抗与接受

反抗与接受的对立，体现在主人公胡蝶被拐前期与后期的意识中。小说一开篇，胡蝶已经连续六个月“在窑壁上刻了第一百七十八条道儿”，以此来作为自我警醒和抗争的外化手段。但随着外部环境对她的不断剥蚀，尤其是在老老爷和麻子婶的启示下，渐渐地，她的反抗变得越来越虚弱，“指甲在窑壁上的刻道还在继续，我已经不再哭泣，不再就突然尖叫一声，不再摔东西”。而后，怀孕的胡蝶逐渐被黑亮一家的体贴入微的照顾而感化，最初与周围环境之间建立的紧张关系走向了松弛，她甚至愿意主动与黑亮做爱。直至生下孩子后，胡蝶“养着娃，剪着纸，我竟然好久没有在窑壁上刻道了”。她开始叫黑亮的父亲“爹”，学着剪纸花花、侍弄鸡、做搅团、做荞面疙瘩、做土豆、骑毛驴，几乎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从被拐之初千方百计地试图逃跑，极力反抗自己被拐的命运，到慢慢接受周遭的环境和人，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胡蝶经历了一个“领悟”的过程，而这背后，有一张缜密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在发挥着作用。老老爷的“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的道理给了胡蝶生的希望，让胡蝶放弃了暴力抵抗，开始关注自己的存在问题，而后老老爷组织村里人为胡蝶举行“送娃”仪式，又给她讲述一系列关于生死、仁恕、归属的问题，使胡蝶受到了感化，最终在圪梁村上空的黑夜里找到了属于自己和儿子的星，获得了某种存在感和认同感。麻子婶用剪花花的方式召回胡蝶的灵魂，她既是巫师又似慈母，不仅教给胡蝶传统巫术之道，还为她提供母性的庇佑。妓女出身的訾米一方面满足了胡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己诉求，又教授了她一套现世安稳的处事法则；而后与黑亮生育的孩子更成为了胡蝶的精神支柱，直接让她找到了归属感，进而进化为黑亮口中的“圪梁村媳妇”。这张无形的关系网，不仅直接导致了胡蝶对自我命运的认识的改变，更成为了故事情节构造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反抗/接受这个对立项的设立，实际上预示了胡蝶被拐后的蜕变。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由愤怒、痛苦到隐忍、宽恕,再到感动和爱。而这样脱胎换骨般的巨变隐含着主人公对人性认识的深化。在与周遭相处的过程中，胡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善意和温暖：丈夫黑亮的温柔体贴、吃苦耐劳，黑亮父亲对自己的真心爱护，麻子婶母亲般的庇护，与訾米之间惺惺相惜的友谊……小说中，作者没有以浓墨重彩渲染拐卖的罪行之恶劣，而是以一种悲悯的心态，将乡村世界的淳朴人性和文明传统展露出来，反映了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

三、梦境与现实

梦境与现实，是小说另一组重要的对立项。在故事末尾，一次偶然的机会，胡蝶用村长家的电话与老伯取得了联系，虽然只匆忙地留下模糊的一句话，但她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等待家人的救援。不久后，希望如期而至，通过警察和村里人一番惨烈的“抢人”斗争后，胡蝶成功逃出圪梁村，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回到城市的她成了裸露在大众视野中的“被看”对象。一批批电视台、报社的记者拿着摄影机和照相机对她进行咄咄逼人的采访，她总是被问到自己是怎么被拐卖的，拐卖到一个如何落后野蛮的地方，那个男人是否是老光棍，残疾人，问她生了一个怎样的孩子，为什么叫兔子，是不是因为有兔唇等一些她避之不及的问题，感觉那些人好像在扒她的衣服，把她扒个精光，故意给她羞辱。不仅如此，她还成了左邻右舍茶前饭后的谈资，城市里的“怪物”，总会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甚至连最亲的弟弟都嫌她丢人。和被拐卖前一样，她再次被这个城市抛弃了，她割舍不下对孩子的思念，于是，这个城市的弃儿最终踏上了“回家”的路。正当读者为胡蝶这样的结局唏嘘不已之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我一时糊涂，不知在哪里，等一会儿完全清醒，我是在窑里的炕上，刚才好像是做梦，又好像不是做梦，便一下子紧紧抱住了兔子。”读到这里，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逃走这一情节，不过是胡蝶的一场梦，而现实中的胡蝶，仍然没有在村口等到自己的母亲，最后，还是一步步走回了黑家。

在这梦境与现实的对立中，作者刻意营造出了一种错乱。人物梦境的周详、细致和写实性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梦的范畴，而相反，现实场景的描写中却时常夹杂着一些超现实的幻觉、意识流以及非理性的场景。这以梦境作为叙述对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位真实的叙述者——作者。作者直接代替了主人公本人，以梦的名义对主人公命运的走向做出了相对安全的探索与假设。这既是作者苦心营造的一个叙述圈套，又是作者对现实的另外一种暗示。在《极花》的后记中，贾平凹讲到他老乡的女儿被拐卖的故事：“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而《极花》便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之上，梦境中的胡蝶和现实中被拐卖的那个女孩一样，最终都主动回到拐卖自己的地方，这样的相同选择，蕴含着被拐卖女性的悲剧命运。她们在城市生活中显得无所适从，一步步沦为城市的“弃子”，唯有“回乡”，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四、乡村与城市

作为一位“恋土型”作家，贾平凹在《极花》中秉承了他一贯的乡村/城市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这首先体现在主人公胡蝶身上。胡蝶虽出生于农家，却对城市有着无限的向往，当她为帮母亲干活来到城市时，她觉得“我已经是城市人了，我就要有城市人的形象”。她学着像城里人一样染头发，走小步，说普通话，穿高跟鞋，把过上城市生活视为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刚刚跨入城市的她，在“钱”这一欲望的驱使下，被一个以招聘工作为由的人贩子拐卖到了圪梁村。被拐之后，她仍旧没有放下自己的“城市梦”和自以为是“城市人”的姿态。圪梁村里诸如把鞋放在水井里、手的中指不能指天等各种讲究让她觉得“荒唐和可笑”；她不愿穿黑亮娘生前做的布鞋，坚持要穿自己买的“城市人才穿”的高跟鞋；她还让黑亮从镇上给自己带城里人用的化妆品……她以城市人的眼光蔑视着圪梁村的陋俗、光棍和性，可自己却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圪梁村人。事实上，她从未真正融入到她所憧憬的那座城市：她那以收破烂为生的母亲被城里人称为“破烂”，她长得漂亮，城里人让她去做保姆……乡下人以饱满的热情走进城市，却被阶级固化的“离心力”狠狠甩弃，只能生活在城市最底层，成为城市的“零余者”。

城市的繁荣兴盛是以农村的衰退为代价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城市化进程促使农村村民外出打工，而那些留守在村里的人，则面临着“光棍”和“断代”的风险。买了胡蝶的男人黑亮，是个有头脑、踏实肯干的人，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拥有了村里唯一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并且清晰地规划了未来的事业。然而，在被城市极度压榨的农村，甚至连他这样的有为青年都很难找到媳妇，所以，他对城市的憎恶之情何其强烈：“我骂城市哩！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这句义愤填膺的骂，映射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在极度繁荣发展着的城市背后，横卧着一个个已“身染重疾”的乡村。圪梁村这个传统、贫困的乡土世界，正处在一个被城市文明蚕食殆尽的尴尬境地：村里光棍数量越来越多，人口买卖数见不鲜，更有甚者，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妇女，过去一直信奉的礼义价值观再也无法安抚村民躁动不安的灵魂。传统的乡土伦理秩序，在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下名存实亡。曾经“精神栖息的田园”，也不知流浪去何方，留下的只是衰败和孤独。

城乡的二元对立，不单是作品的表现方法，更是故事的主题所在。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不难看出，作者不愿意纯粹地讲一个妇女被拐卖的故事，他的关注点并不只是社会生活的表象，更在于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无处安放”的生存现状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极易被社会所忽视的阵痛。这个阵痛就是中国乡村被极度城市化所掠夺后的荒芜与凄凉，尤其是荒芜与凄凉中隐含着的文明的消逝与变异。

贾平凹怀着厚重的历史忧患感和对乡土中国的沉重关切，运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写下了这个“从来都不仅仅讲拐卖妇女”的故事。这是一部真正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并为现实而发声的作品，字里行间，饱含了对被拐女子命运的惋叹，对我国农村日益衰颓的感伤，更包含了对当今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病症”的焦虑与反思。这“病症”，伴随着乡土文明的苦痛，叩问着中国社会的灵魂。

[1]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钱艳丽.论李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中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J].边疆文学，2016（6）.

[3]闫倩.“断裂”阴影下的梦魇与伤情——关于《极花》[J].创作与评论，2016（16）：44-47.

作 者：向佩佩，湖北大学楚才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