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迷思——评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时间：2024-05-20

⊙马登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24］

现代性的迷思

——评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马登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24］

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讲述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历史和社会价值观念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北京爱情故事。本文以反思现代性为切入点，从时代的悲哀——现代性的迷思、个体的渺小——人与机器的战争、精神逐渐矮化的男人们、女性为现代性付出的惨痛代价等四个维度，探究《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现代性对人的异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破坏。

现代性精神爱情《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引言

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正如她在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曾说道：“这部书，是我居京十年的眼泪，是我流浪在北京的生活，有我自己的影子，有半自传的色彩。”从另一角度讲，这部可称为自传体小说的作品，却有着更为广阔的视角，书中的毛榛和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实际上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一代人的生活缩影，徐坤在另外一次访谈中，也曾说到这本书“一点也不‘私人’，而是一代人，或者说一群人的共同体验和生存遭际，就是那群带着80年代精神理想和文化资源走进北京、走进90年代的一群年轻人，他们面临这个巨大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观念转型时所面临的困惑，以及向上行走时所付出的精神和肉体代价”。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徐坤对现代性问题、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具自身特性的反思。

一、时代的悲哀——现代性的迷思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席卷世界各大洲，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全球化无疑会带来对本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冲击，但此时中国大陆看到的更多的是机遇。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力图打破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接轨。中国社会经历了十年“文革”创伤之后，又被带入一个商品化时代，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过去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被金钱意识形态所取代，而这也带来了种种危机，人们陷入一种迷失的状态。世俗现代性的风潮席卷了中华大地，日益强大的工具理性使现代性逐步显现出异化特征，而对价值理性日益忽视。“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孕育了背叛理想目标的对立物，理性在僭越中不断将自己推向极端。”现代性陷入了一种悖论的境地，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却又对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桎梏作用。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给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更多的享受和实现成功的机会，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也就是说现代性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多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人追求发展的欲望会无限膨胀，这就要求人对物质世界中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崇尚成功，崇尚实用主义；但是在人妄图“控制”所有一切来实现“实用”的最大化的同时，人自身也被“实用”所“控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悲观地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的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

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毛榛和陈米松的关系由恋人到爱人、亲人，再到婚姻破裂的过程，反映出一代人的情感生活和生存遭遇，当时代的车轮从20世纪80年代轧向90年代，曾经的浪漫、理想与激情变得那样脆弱不堪、黯淡无光，取而代之的是为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1986年，毛榛和陈米松都还是大四的学生，他们两人懵懂地来到北京，在北京的三天里，他们住在一个最便宜的旅馆中，每天一大早出门，天黑才回来。那些能参观的地方全被他们走遍了，只要回到旅馆，陈米松和毛榛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偷情做爱，但是当他们疲于奔命地忙着追求自己的事业、追求自己的成功时，不但身体的接触变少了，而且日常的语言交流都日渐变少，甚至后来陈米松为了写作海峡对岸出版史跑到旅馆去专心创作。1996年，他们终于告别筒子楼宿舍，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的家，但看似平静的生活却隐藏着危机，陈米松忙着海峡对岸出版史的资料收集与写作，毛榛则为了单位评职称而选择考博，每天疯狂地做题、复习、预习，家里的氛围异常地沉重与紧张，两人几乎顾不上说话，各自伏在桌子上，不再互相交流。而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陈米松不堪重负，选择了离家出走，两人的婚姻最终也没能挽回，走向破裂。在现代性汹涌来袭的时代转型期，毛榛和陈米松两人为了追求成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的欲望，但最终却被成功、实用、欲望所控制，牺牲了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变得身不由己，陷入功成名就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就像书中所说的：“就是这本出版史，就是这本倒霉的、该死的、狗日的出版史，断送了他们的幸福生活、断送了毛榛和陈米松的幸福婚姻。”

二、个体的渺小——人与机器的战争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可是啊，这北京啊，无边无沿、无洲无际、日益全球化了的北京，让人生长的欲望太多了！让人能奔的目标太高远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目标总是长着脚，自己总在往前跑，让人总是能追上，却又总也够不着。”北京作为一个巨大的城市机器，可谓现代文明与文化权威的化身，没有人敢说他和北京这个对手是势均力敌的，北京，它太强大，太优越，它负载了太多额外的东西。对于一个“不属于”北京的闯入者，北京是个倨傲的都市。它首先就不自觉地以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心理优势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小说中北京司售人员的小把戏何止是陈米松个人受的一点闲气，正如书中所说，那是“外省人进北京时的创伤性体验”。在这样一个看似个体性的事件背后，却暗含着一个共性问题，它事关生存的抗争、自我的打磨、未来的认同，“从此以后每一个外省人就要为成为一个北京人、一个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北京味的北京人而抗争”。北京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努力成为北京人，就意味着努力地趋同现代文明，似乎这样才能为北京这座城市所接受。

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机器之中，行走着若干为了“跻身上流”的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型机器。在“向上”这个伟大堂皇的奋斗目标的支配下，个体所需要的抚慰却极少获得伸张和关心。而当“向上”已经远远超出激发才智、力争上游的积极意义时，人性就要发生可怕的畸变。人在偌大的都市，突然成了一架安装了指定程序的机器，个体被清空了。自己没有了，性情没有了，生活没有了，爱的能力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不停向上飞旋的车轮，欲罢不能。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与机器之间的战争无休止地展开了，人为了实现自身欲望和追求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城市的莽莽洪流之中，寻求改变现状，试图去改变、控制自己的人生轨迹。但可悲的是，在奋斗的过程中，人往往被身外之物所控制与支配，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逐渐丧失了精神的自由，人自身也成为一架机器，每天过着重复的生活，却不问这种生活有无意义。在各种资格的获取与精神的健全发展之间、在生活内容的盈满与内心的空洞之间、在骄人的成功与朴素真实的快乐之间，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有些残酷的命题。而可悲可叹的是，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身不由己，无可奈何，毕竟一切都要让位于生存这一首要条件。于是，选择成为城市机器的奴隶，成为现代性的奴隶，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三、精神逐渐矮化的三个男人

从陈米松开始，毛榛经历的三个男人一字排开，渐次串联了她的生活，每一段之间似乎没什么纠葛，都自有其道理；从情感的强度及其与生命的关联来看，则是渐次衰弱，几尽熄灭。然而这三个男人的出现又因为事实上的逻辑而纠结在一起，用毛榛自己幡然醒悟的话说，她是在拿庞大固埃和汪新荃“当药，想要医治自己的伤”，而这伤不是来自别人，正来自那个贯穿始终、不能忘怀的亲人、爱人陈米松。

陈米松、庞大固埃、汪新荃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实际上揭示出现代性在社会肌体和个人肌体中的逐渐渗入。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人的心理渐渐变得扭曲畸形、脆弱不堪，这三个男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构成了一个精神逐渐矮化、灵魂逐渐萎靡、心灵逐渐封闭的人物谱系，陈米松是带着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与激情步入90年代的，庞大固埃对于爱情只能做最后的诗意坚守，而汪新荃则选择了彻底虚弱的逃离。

毛榛与陈米松之间的感情是最真挚、最长久的，这段感情也成为小说情感叙事中一个最重要的支点和参照，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经历了多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在于他们曾走过同样的路程，忠实于同样的价值观念，信奉同样的游戏规则。而毛榛生命中第二个男人庞大固埃则与陈米松截然不同，激情似火、灵活风趣，追求丰富体验，但他终究无法如陈米松一样渗入毛榛的血脉。不是时间问题，也非习惯使然，而是庞大固埃已然代表了又一个方向、又一种规则。为了更少地遭遇创痛，他再也不能够更多地投入了，为了不再被“唯一”与“永恒”所伤，他唯有不再承担这样的负累，经历的底子已经将他打穿了。流走了太多的血，太多的能量，再也奢侈不起。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凯歌正在高奏之际，现代性所带给人的精神创伤使毛榛和陈米松、庞大固埃、汪新荃都成为“病人”，而靠病人去医治病人是不能成功的。在追求事业、追求成功的膨胀的个人欲望支配下，理想、激情不再，在现代性的异化之下，经历精神创伤转而去游戏人生，一旦游戏到了底，“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守住不放，还有什么是不敢玩不能玩的？”

四、女性视域下的现代性反思

《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一改徐坤以往的辛辣调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出现，更多的是以温情深沉的笔触揭露当代知识女性心灵深处的创伤。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花木兰式境遇”，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这部作品是一部以女性第一人称叙述的《围城》，它代表着女性以自己的话语、记忆、表达方式来叙述自身时代的来临，极为大胆地袒露了女性最幽密的创伤和欲望。

徐坤的小说从没有爱情到相信爱情，从无痛感写作到痛感写作，给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投注了更多温情的人文关怀，也显示出作家立足于女性视角以女主人公毛榛的自述口吻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回应。恰如批评家戴锦华女士所说：“90年代女性写作不仅在题材特征与风格层面上，而且在话语结构之中，开始走出‘共同人类处境’的幻觉，以清晰的性别身份书写世界与人生。当然，这远不止意味着对女性生命经验与身体欲望的书写，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女性的视点、女性的历史视域与因女性经验而迥异的、对现代世界甚或是现代化进程的记述与剖析。”

如果说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如果说为实现现代化，当代中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这一代价的付出与背负似乎将首先并且不容选择地落在女性头上。可以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是徐坤的一部“杜鹃啼血”之作，书中确有作家的真实感悟，主人公毛榛既有徐坤本身的印记，也是一群被现代化大潮裹挟着却不知何去何从的知识女性群体的时代缩影，在恋爱、结婚、离婚、求偶一系列情感波折中，终陷入惶惑和焦虑之中。如果说女性写作都不可避免地会指涉到女性的救赎这一命题，如果说所谓“理想男性”的存在已不现实，那么，寄希望于现代化的进程是否可取呢？徐坤应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虽然这部作品风格由先前的亦悲亦喜、亦庄亦谐转到温情关怀，但是它依然展示出作家深沉的女性命运思考，展露出现代化进程中女性所付出的代价，当女性的生存发展从传统语境转向了现代语境时，其身心难免都会遭受创伤。

结语

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一书中表达了具有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遭遇工具理性后的忧患之思，更是对捷克当代历史的隐喻：时代的变迁、技术的更新、组织化的社会管理，造成了社会对效率化、体制化的崇拜，而个体的生活方式、精神空间、审美意识则受到挤压。当世界和主政者踏着“进步美好”的步伐前进时，人们对生命、知识、美感却逐渐冷漠无知。他对捷克当代历史的隐喻何尝不是现代中国的真实写照？！相对于赫拉巴尔的全人类之思，徐坤则从女性的视角揭示了现代化浪潮下工具理性日益取代价值理性后女性的心灵创伤，从侧面也折射出男性的精神之殇。现代生活给了我们狂奔与狂欢的空间与可能，但是在短暂的解放与幸福的体验成为过去之后，留给我们的可能是巨大的恐惧与迷失感，就像赫拉巴尔所说的个体的生活方式、精神空间与审美意识都将受到挤压与摧残，在现代化的浪潮面前，只能被裹挟着前进，为了一个所谓高大堂皇的虚无目标前进，最终一切却终将指向虚无，只能像小说结尾那样发出一句感伤的喟叹：“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个好的前程……”

① 陆梅、徐坤：《从辛辣到婉转》，《文学报》2002年2月14日。

② 舒晋瑜、徐坤：《写作让我走出婚姻的阴影》，《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23日。

③ 胡鸣铎、牟永福：《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65-69页。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⑤ 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⑥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

[1]陆梅，徐坤.从辛辣到婉转[N].文学报，2002-2-14.

[2]舒晋瑜，徐坤.写作让我走出婚姻的阴影[N].中华读书报，2002-1-23.

[3]胡鸣铎，牟永福.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65-69.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6]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