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伦理之光——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论

甘肃 杨光祖

文学批评的伦理之光

——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论

甘肃 杨光祖

李建军新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和他之前的文章相比，似乎更多抒情的味道，诗化语言触目皆是。这可能与他评价的对象有关，汤显祖、莎士比亚都是文学大家，不像他以前所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水准还是太低，因此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文本细读较多。

李建军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伦理之光

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在文学批评上一直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李建军新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和他之前的文章相比，似乎更多抒情的味道，诗化语言触目皆是。这可能与他评价的对象有关，汤显祖、莎士比亚都是文学大家，不像他以前所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水准还是太低，因此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文本细读较多。

尤其在他谈汤显祖时，那种语气总是有着太多的感情。他通过汤显祖反思汉语写作的特殊性，认为“由于汉语文学的特殊性质，由于文学语言的不可转换性，我们就不必对所谓‘走出去’太多在意。我们固然要积极地与世界文学交流和对话，但是切不可将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全都寄托在‘走出去’和‘世界影响’上”。他说：“任何对他者的认可和评价的过度依赖，都是一种在文化心理上极度自卑和幼稚的表现，必然会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李长之认为：“伟大的批评家，眼光是锐利的，同时，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最最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李建军就是如此一位感情浓烈、眼光锐利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观点可以商榷，但他那种为真理的勇猛精神，却是当下文坛少见的。

《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象是古典文学，是关于中国明代汤显祖和英国古典作家莎士比亚的对比研究，但作者却不是完全冷静地客观研究，不是做那种寻章摘句的研究，那种没有感情、没有历史、没有当下的学院派研究。他的研究打通中西古今，完全在一个大的文学视野里，在一个中西文化、文学的交流，在古代与现代的文学传承之流中，大刀阔斧，鞭辟入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视野。比如第四章第四节，他集中论述汤显祖女性观的时候，他通过杜丽娘、霍小玉等人物形象的分析，对汤显祖那种和曹雪芹一样少见的对于女性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汤显祖是具有很高文明修养的作家，并且顺便直斥当今某些作家玩弄女性、歧视女性的陈腐思想。他说：

总之，从对待和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角度看，汤显祖也是一位很有教养和情怀的作家。就此而言，他不仅极大地超越了同时代的《金瓶梅》等作品的作者，也比某些完全不知道尊重女性的中国当代作家高出很多。

唉，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本质上就是无情的写作，也是不懂得尊重女性的写作。他们以恣纵的方式，以做作的修辞，以低俗的格调，渲染着“无情时代”的冷酷和粗野，鉴赏着“娱乐时代”的无耻和堕落。以汤显祖为比较的坐标和自审的镜子，那些沉溺于“欲望化写作”的作家，应该心生愧怍、有所憬悟吧？

这样的判断，由古及今，以古例今，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认知视野，既有助于我们认识汤显祖的伟大，也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

真正的对比研究

在确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构建全书的基本框架时，李建军选择了比较老实的方法，即相互的比较与独立的分论相结合。不是仅仅根据几个僵硬的概念和牵强的判断，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强行扭结在一起进行比较。

在第一章“兰有秀兮菊有芳：如何比较与评价两位巨擘”中，李建军高瞻远瞩，持论中允，对那些盲目的不负责任的对比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和反驳。最后总结道：“关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他们的‘伟大’之同与‘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这个结论，我觉得是切实而公正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李建军根据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时代状况，对比分析了他们的遭际之不同，揭示了时代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他的写作，则是其时代的精神镜像。一个人的生活和写作，从内容、态度、格调、情绪和文体等很多方面，都反映着他所在的时代的文化教养和精神气质。”他用一节详细分析了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是一个高度开明的时代，有着一种乐观、理性而强健的精神风貌，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莎士比亚可以自由地抒情，自由地叙事，自由地反讽。他在他的作品中对权力的批判到了一个非常自由的高度，如《亨利八世》将讽刺的锋芒，直接对准了当朝女王的父亲，将他写成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暴君。尽管对现实的批判如此尖锐，莎士比亚却并没有受到任何迫害。

相反，我们看汤显祖，身处晚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位极其平庸和低能的人，心理病态，几乎谈不到修养，喜欢用阴险而冷酷的方式管理国家。他治下的明朝，绝对依赖厂卫特务和酷吏，是一个落后而野蛮的前现代社会。李建军的结论是：“莎士比亚已经在‘现代语境’中自由地想象和写作；而汤显祖却困在‘前现代语境’中，不得不通过一种高度象征化和隐喻形式展开写作。”“由于时代的原因，莎士比亚成了一个具有开阔的人文主义视野和成熟的启蒙主义精神的作家，而汤显祖则是一个精神视野受到限制的抒情性作家和具有批判倾向的讽喻型作家。”在展开对比研究的过程中，李建军严格坚持文学的标准。第一章第四节“文学之美，首在语言，而汉语之韵致不可移译”，从语言对比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汉语的特殊性，对于我们理解汤显祖，和汤显祖为什么无法成为“世界的汤显祖”，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扎实的文本细读

李建军的文章，都是建立在海量的阅读基础之上，有着开阔的文化视野，这一点是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这个海量，指的不仅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面对世界的、人类的文化经典的海量阅读，而且是扎实的阅读。在与他来往的岁月里，我能感觉到他知识的广博。他对俄苏文学、对《史记》的深厚修养，我从他的文章中，从与他的交谈中，早就感觉到了。他还有很多精深学养没有表露出来。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说，民国时期很多教授学识渊博，读书甚广，但很多都没有人知道。比如某人熟谙《庄子》，并深有所得，但从来不说、不写。他们认为读书有时候是给自己读的，没有必要让人知道。在一次聊天中，我偶尔发现李建军对《庄子》《诗经》等中国古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但他对汤显祖、莎士比亚的深入研究，说实话，以前真的没有发现。这次看到这本厚厚的巨著，我都有点傻了。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吞吐量？读此书“后记”，才知这两位作家的全集他早就读过几遍了，他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我喜欢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也比较熟悉。”

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成熟的人文主义精神，充满探索意义世界的热情。对人的情感的关注和表现，对权力问题和政治生活的强烈兴趣，对正义原则的敏感和坚执，在在体现着莎士比亚戏剧世界的内在深度和精神高度。

飞扬灵动的文字

人文学科，尤其文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一个文本的评价，这里面有多少“历史的客观形态”？有多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的规律”？西方阐释学告诉我们文学就是阐释，当然，伽达默尔说了，文学的批评里，也有真理在，只是这种真理与自然科学的真理不一样而已。

但一定要说，真理必须体现在语言的表述上，这倒让人感到非常可笑。文学论文一般多感性的、直接的，多表述的是自己的观点，是个人的审美直觉，要让文学论文从语言上具有“真理性的气度”，那就直接改行研究数学，直接用公理、定理说话，这不就是“体现了历史的客观形态”了？按照西方学者说的，凡是不能用数学公式表达的都不是科学知识。

①李长之：《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版。

③李长之：《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史》，《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版。

⑨陈瘦竹：《陈瘦竹戏剧论集》（中），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8页。

2017年1月20日改定于兰州幽篁轩

作 者：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