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遗产中领悟学术文心——评王岳川主编“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

北京 时胜勋

在思想遗产中领悟学术文心

——评王岳川主编“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

北京 时胜勋

伟大的学术必然来自于对伟大遗产的吸收创化。201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王岳川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是一次对20世纪中国美学与文论遗产进行系统整理与全面阐扬的学术工作，意义非凡。

王岳川 美学家 文化家 学术文化

伟大的学术必然来自于对伟大遗产的吸收创化。遗产是先人或前人留下来的物质与文化财富，遗产并非意味着只有学者去世才能称之为遗产。从人的有限性与必死性而言，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任何事业对未来都将是一份遗产。201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王岳川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是一次对20世纪中国美学与文论遗产进行系统整理与全面阐扬的学术工作，意义非凡。

三代学者与中国现代学语境

作为丛书的第一辑，首先遴选了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共十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学、文论名家进行评述。

按照思想成熟与参与学术进程的时代差异，首批评传十位美学家、文论家大体分三代，一是“五四”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在“五四”前后接触新思想，20至30年代是思想酝酿期，40年代迎来思想的黄金时期，并持续发挥影响至新中国成立与新时期。二是抗战一代（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30至40年代是思想酝酿期，参与50至60年代学术思想进程（王元化除外），70年代末至80年代迎来思想的黄金时期，90年代影响达到极盛期。三是新中国一代（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50至60年代是思想酝酿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迎来思想的黄金时期，90年代以后继续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成为学界中坚力量，在新世纪迎来思想影响的极盛期。

三代学者虽然参与学术进程有先后之别，但都立足于时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大师阵营，特别是在新时期。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第二个轴心。此时，“五四”一代虽已渐入暮年，但仍开辟学科，提携后进，成为学术思想的象征。抗战一代则焕发前所未有的学术热情，其代表作均出版于新时期，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1980），奠定其学术大家地位；而新中国一代也同样发出了自己的时代之音，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钱中文的《文学理论——发展论》（1989）、胡经之的《文艺美学》（1989）、童庆炳的《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1989）。此外，新中国一代的影响力多在90年代以后日益广泛而深刻。

三代学者都创造性地给学术史提供了自己的遗产，并以其规模造就了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学术大厦。对于今天的中国美学与文论而言，它最切近的遗产正是20世纪。20世纪，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关键世纪。传统的巨大惯性与西方的巨大冲击构成两大文化的正面冲突。在整个20世纪，中国需要在传统的巨大惯性与西方的巨大冲击之间做出抉择。这就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主题。

作为中国现代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20世纪中国美学与文论，正是在传统的巨大惯性与西方的巨大冲击之间所形成的。这一基本语境无疑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评传中的学者就是其中的代表。

融汇中西的学术新遗产

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处理两大人类遗产，一是来自中国本土的数千年的思想文化遗产；二是来自西方的数千年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面对这两种遗产，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是西方中心论，宣扬西方文化价值观，全盘西化，用西方改造中国，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二是中国中心论，宣扬中国文化价值观，以学衡派、新儒家等为代表。实际上，中西二元论并不符合实际，而彻底的西方中心论和彻底的中国中心论也都难以真正实行。多数情况是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变体，即融汇中西（会通中西、学贯中西）。这是20世纪学术的最重要的格局与线索。

融汇中西有两种表现，一是偏西方的，主要是“以西释中”，用西方的观点研究中国，或者用中国印证西方，如陈寅恪所说的“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其开创者是王国维。“以西释中”，消极而言是以西律中，削中国之足以适西方之履；积极而言就是以西解中，合理性地解释中国，提升中国文化参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属于协商阐释、对话阐释。“以西释中”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这首先在于西方具有较突出的现代性先发优势，形成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学科体系。因此，西方本身的普遍性内涵是具有的，这也使得“以西释中”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问题在于“以西释中”将属于西方本身的局部价值上升到普遍价值，这就越过了“以西释中”的限度。这就不得不提出融汇中西的第二个表现，即偏中国的、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以中国问题为主衡量、验证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修正西方理论，最终形成中国自身的理论。

严格说，“以西释中”也是中国化的表现，只是没有后者强度高。20世纪中国美学与文论主要表现为“以西释中”与“中国化”两个方面。这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与文论的新遗产。

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基本经验

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正是在“以西释中”与“中国化”的融汇中西的基本学术格局中形成的。根据评传丛书对十位学者的描述，大体有四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国学意识与价值阐扬。20世纪是中西文化碰撞之际，作为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者，不得不面对两个方面的文化。在这十位美学家、文论家中，都表现出较突出的国学意识。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艺术精神研究，朱光潜的中国诗论研究，杨晦的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季羡林的东方文化研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蒋孔阳的先秦音乐美学研究，钱中文的中国文论的民族精神研究，胡经之的中国古典文艺学研究，童庆炳的古代文论研究。这十位学者都自觉将整理、研究、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缺乏充分的国学根底，要成为立足中国的大学者是困难的。

第二，西学素养与思想基础。这十位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西学素养是他们思想的重要基础。西学不仅指西方古代学问，也指近现代西学，同时也包括全面反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克罗齐之于朱光潜，康德、叔本华之于宗白华，马克思之于杨晦，德国汉学之于季羡林，莎士比亚、黑格尔之于王元化，德国古典美学、马克思之于蒋孔阳，康德、马克思之于李泽厚，巴赫金之于钱中文，西方文论之于胡经之，马克思之于童庆炳，这十位学者有一半以上以西方近现代思想为基础，同时不少学者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这说明，没有西方近现代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要成长为一代大家也是困难的。

第三，现代方法与传统气质。由于受到西学的训练，他们无一例外都使用了现代方法，是科学的、理性的、实证的、系统的、比较的。不过，这一点需要辩证地看。从积极的角度而言，使得中国学术思想更加自觉，也日益系统化、严密化、明晰化，中国学术逐渐融入世界。从消极角度而言，中国学术自身话语遭到弱化，比如中国学术本身的精神气场、优美的文辞、突出的个性等，学术的诗化、散文化、美文化不足。难能可贵的是，这十位学者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文艺创作修养，与西方理性方法形成互补，诗歌如朱光潜、宗白华，戏剧如杨晦，小说如王元化、童庆炳，散文如季羡林，其他人也多有文艺修养。

第四，守正创新与中国立场。守正创新是指他们的理论创新，中国立场是中国化的文化自觉。这体现为学者们对国学的重视，从西学当中获得思想支撑，对现代方法借鉴吸收，最终建立中国美学与文论谱系。朱光潜的诗歌理论建构，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理论建构，杨晦的文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理论及中国文艺思想史建构，季羡林的中国比较文学建构，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诗学文化建构，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与美学理论建构，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与美学理论体系建构，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与交往对话诗学建构，胡经之的文艺美学建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与文化诗学建构，都是他们最为用心的地方，显示了学者们守学术正道、推陈出新的中国立场，这一点难能可贵。

重温20世纪的“文心”

20世纪应该成为一门学问，即中国现代学。系统整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基本得失、经验，可以写成学术史，可以写成思想史，也可以编成资料，但重要的是心灵史。丛书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心灵史是学者的精神、风格、立场，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心”。文心者，为文之用心，思想之心迹。概而言之有四端：

为民族而写。民族者，中国文化之主体性。中国文化必然落实在民族上。这是全球化时代学术现代化的主要体现。为民族而写，一方面是写出民族的灿烂辉煌史，另一方面是为民族引介重要的他山之石。前者是国学研究，后者为西学研究。在古代，第一个方面更重要，但在20世纪，第二个方面也同样重要。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前面已经有所涉及，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十位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朱光潜、宗白华的西方哲学、美学译介，季羡林的东方诗学译介，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译介，钱中文的巴赫金译介，胡经之的西方文论译介，为今天中国美学、文论的建立提供了参考。

为时代而写。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时代任务。参与时代意味着发现时代给予学术的挑战，并应对化解这一挑战。在此意义上，合时宜与不合时宜都有其意义。朱光潜30年代的美学写作，适应了30年代日益高涨的美学需求；宗白华40年代的中国艺术意境探讨虽与时代关系较远，但深刻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学者重树中国艺术精神的文化自觉，这同样是时代性的体现；50年代，杨晦倡导中国文艺学的本土化，李泽厚提出实践派美学，而蒋孔阳则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80年代以来，季羡林推进的比较文学，蒋孔阳、李泽厚对中国美学与美学原理的阐发，王元化对文学的沉思，童庆炳、钱中文对文学的审美性与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胡经之提出的文艺美学，都是他们对时代的把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又一部著作，而且是学者们应对时代的一次又一次冲击。

为自己而写。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说远古的学问都是发自内心之精神需要。这是学术精神化、内在化的体现。伟大的学术都是基于学术自律，而非他律。这种学术自律坚持用自己的生命性去回应文化、历史、时代，他们为内心难以遏制的学术冲动而写。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宗白华崇尚美学的散步，为何朱光潜始终坚持自己早年的看法，为何杨晦将中国立场看得如此重要，为何季羡林总是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为何王元化在遭遇不公正待遇后会从黑格尔、刘勰那里获得心灵安慰，为何蒋孔阳在“文革”后期会去阅读先秦音乐美学思想，为何李泽厚会去啃康德，为何钱中文钟情于交往对话诗学，为何胡经之孜孜不倦于文艺美学，为何童庆炳在意文学创作奥秘之探究，这些都是发自内心对学术的认同。这是一种巨大的学术冲动与热情，真正践行孔子所言之“古之学者为己”之真精神。

为未来而写。在此意义上，他们也是为未来而写，是展望新的世纪。如宗白华发出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蒋孔阳对未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展望，李泽厚对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期许，钱中文用新理性精神构建未来文艺的理想空间，童庆炳探讨的中国文论如何应对日益突出的挑战。这些都说明，他们有着一种明确的未来意识，希望自己的学术写作能对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有所助益。无论是焕发中国文化精神，还是创制新的体系，或者引入新的理论，都要发挥它们对于未来的意义，学术肩负着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伟大使命，学术必然是未来的，学者们因此也必将是未来的。

中国美学与文论的21世纪新期许

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苦心孤诣造就了中国现代美学、文论的辉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融汇中西这一学术范型，推进“以西释中”与西方理论“中国化”，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重大特征。因此，中国现代学绝非拷贝西方或者贩卖故纸堆，而是“新国学”。如今，迫切要做的是整理、吸收、阐发中国现代美学、文论遗产，在此基础上推进21世纪的中国美学、文论，这是中国美学与文论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虽有不足，然而，要真正超过他们，却并非易事，如朱光潜的综合外语与美学素养，宗白华的艺术悟性，季羡林的东方学素养，王元化的思想深度与缜密性，李泽厚宽阔的理论视野，其他几位学者也都融汇古今、学贯中西，而今天的学者更加专业化，通史、通识不足。作为整体的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家，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一代美学家、文论家，他们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与理论素养，但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美学、文论家则受制于学科化语境，融汇中西让位于学有专攻，势必越走越窄，这是新世纪美学、文论所必须加以反思的。

黄山书社秉持学术公心，系统推出“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融学术性与知识性于一体，无疑具有引领时代的社会文化意义。我们期待黄山书社“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后续书目的出现，使我们领略20世纪更多美学、文论名家的风采与贡献，也更期待当代学者能真正接续20世纪中国美学、文论新传统——学贯中西，守正创新，澄明文心，去挑战当今日益严苛的学术体系，焕发学者巨大的精神能量，这是对20世纪最好的纪念，也是文章用心的最佳表达。

作 者：

时胜勋，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编 辑：

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