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军的乡土情结及关东文化精神

时间：2024-05-20

⊙叶立群［辽宁社会科学院，沈阳 110031］

论萧军的乡土情结及关东文化精神

⊙叶立群［辽宁社会科学院，沈阳 110031］

乡土情结是萧军的重要情感体验和文化支点，是小说文本显在的美学特征之一，呈现为对乡土的牵挂、眷恋、挚爱、忧虑、厌恶、仇恨等为基本元素的复合形态，创作主体通过意象营建和理性审视，将其升华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强悍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战斗力为核心的关东文化精神，这也是萧军为地域文化建构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萧军乡土情结地域文化精神

乡土情结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潮流及其成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乡土情结，是激发相关作家创作的强大心理动力，对于作家“文学观念的形成，创作方法的选择，艺术境界的追求，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20世纪重要作家之一的萧军，因其特殊的漂泊生涯和“流浪汉性格”，加之作品救亡主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研究者的视野，忽视了对其乡土情结的关注。如果全面剖析萧军的童年经历、文化启蒙、人生觉醒、漂泊历程、文学生涯及相关的文本，会发现，乡土情结是萧军的重要情感体验和文化支点，是小说文本显在的美学特征之一，更是由文本而生发的关东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

一、萧军的乡土情结及其成因

作为心理学术语的“情结”，由荣格最早提出和使用，“他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后被弗洛伊德所采纳，“他认为情结是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对于恋乡情结，荣格阐释为“属于集体无意识，它是一种涵容了人类祖先往昔岁月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原始意象，它刻入了人类的心灵结构中”。

萧军强烈的乡土情结、矛盾而复杂的情绪的形成及升华，既源于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又与其特殊的人生历程、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大潮的影响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乡土情结的文本呈现和文化解读，有着三种不同的范式，即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和改造国民性模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式，以贾平凹、路遥、莫言等为代表的精神还乡与文化批判模式。萧军的乡土情结及其意义构成，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态，很难完全归于以上三种范式，这与他童年的创痛和十岁后的漂泊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他的童年，是在失亲和战乱中度过的，母亲早逝，祖父和父亲性格贪婪暴躁，世间官、匪横行，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们恶念丛生、欺诈成性，萧军所遭遇的冷漠和暴虐，耳闻目睹的欺诈、倾轧、仇杀等行径，在他心底早早埋下了对欺凌者和施虐者痛恨的种子，决心“要从这无爱的人间站立起来，用一种冷淡的蔑视的、残忍的自尊和顽强，搏斗着，忍耐着，在生满着棘刺和蒺藜的生活旷野里——孤独地穿走下去吧！让那搏斗的血迹成为后来者的路标吧！”童年噩梦般的经历，使萧军对故乡的厌恶与憎恨成为一种重要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与潜藏于心灵深处的牵挂、眷恋故土的情感因子相结合，使他的乡土情结呈现出复杂而又独特的形态。

作家乡土情结的成熟与最终形成，与其所经历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有着重要关系。萧军的一生，可谓颠沛流离、跌宕起伏。在漂泊的人生历程中，在救亡、图存的路途上，当家乡渐行渐远，故园的景物和人事却在记忆中更趋清晰。特别在流亡关内后，在无家可归的失落感中寻找情感归属的意识日渐强烈。在国破家亡的苦痛与抗争中回望故土的强烈情感体验，加之进步思潮的熏陶，他的乡土情结不断得到深化和升华。从1929年开始文学活动到20世纪4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通过现实体验与无意识形态的不断连接与沟通，萧军的乡土情结交融、升华在思想意识层面，表现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个人的苦痛经历所生发的憎恨、厌恶，已转化为对故土的深爱，对乡人的同情，对敌人的仇恨。昔日的苦痛，通过审美回味与沉淀，散发出超越苦难的诗意的光辉。乡土，不再是生他养他的一隅之地，而是拓展为有着共同地域文化特征与历史命运的关东大地。在文化层面，萧军的乡土情结升华和体现为以强悍、坚韧、勇于抗争为核心的关东文化精神，以及对国民劣根性、文化积弊的批判意识，并以此作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线索和价值选择。

二、萧军的乡土情结与乡土书写

考察萧军的生活轨迹，解放前的岁月，大多是在漂泊动荡中度过的：辽宁义县（出生地）——长春——吉林——哈尔滨——沈阳——辽宁昌图——吉林舒兰——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山西临汾——西安——成都——重庆——延安——东北。在此过程中，尽管环境在变，思想境界在不断提升，艺术视野得到不断拓展，但他对于乡土书写的执恋却未曾改变：执着于对家乡土地、事件、人物、风物的描绘和剖析，以此抒发和传达游子的乡愁、赤子的情怀、勇士的意志。他的乡土书写，是乡土情结的文本呈现，也是他无法摆脱的文化心理积淀的重要表征。

萧军的小说，在乡土叙事的审美选择和艺术传达上，致力于对地域风情的描摹及其文化内涵的开掘，文本所蕴涵的重要意象，是其美学特征的精神外化。在他的笔下，故乡的山川有着极具关东气质的刚劲雄浑；故乡的田野有着饱含东北韵味的广漠深邃；故乡的村庄有着充溢黑土情思的无限生机。

萧军在《绿野的故事》序言中写道：“我是在北满洲生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标的雪原；我爱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那涛沫似的牛羊群；更爱那彪悍而爽直的人民……我离开他们我的灵魂感到了寂寞。”的确，萧军对于东北地域风情的描绘，完全出于灵魂救赎和精神还乡的需要。在故土沦陷的悲愤中，远离东北的萧军对故乡怀着刻骨铭心的思念，他把全部的爱恋与憎恶之情，倾注在小说所营建的意象中。从《八月的乡村》到《第三代》，他坚持以赤子的情怀关注着生灵涂炭的故乡山河，回味着梦境中的肥田沃土、青山绿水。

在《八月的乡村》中，类似的描写多处出现：“在空气里时时夹杂着飘送着各种粮食半成熟的香气。高粱啦！大豆啦……每年九月初，在田野上笑着的男人和女人，忙着工作着，大车上捆好高粱的垛，牲口们在车停止着装载的时候，纷忙地拾取着地上的遗穗嚼食。人们并不恼怒。孩子们下面赤着脚，身上却披了过去冬天的棉袄，跑着，叫着，不经意地也许被锋利的‘高粱茬’划破了腿肚子。流血也是不管的，拾着红红的高粱穗，喂着自己所心爱的牲口。”其他如对田野、炊烟、狩猎、秧歌、嫁娶、祭祀等场景的描绘，色彩绚丽、构图灵动、意象繁复，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乡愁和倾诉不完的尽失山河之痛，以期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这片美丽却多灾多难的土地。

在《第三代》中，作家所描绘的悠远的秋空、冻结的河水、转瞬即逝的春天，都带有东北地区特定的风貌特征。在描摹自然风光时，他还善于把景物描写与人物情感融合在一起，传达着深沉的时代情绪。小说开篇，即描绘了冬夜的驼铃、残破的月光、光秃秃的山头与河滩，将人带入清冷、孤寂、沉郁的情境之中。即使描写万物复苏的春天，字里行间也充满着寒意，在《天河酒馆》一章写到了长春的春景：“当春天的雪水还没有完全流干，就要算为夏天的季节了。……所有的树木和花草，全以眼不见的迅速装点着自己，在昨天看起来还是一棵光秃着枝条的白杨树，在今天他们已经绽出了金色的小芽芽，到第三天，那些嫩绿色的小叶，像人工剪贴上去似的，就在风中颤抖着了……”这种充满着虚拟性、想象性和情感性的意象营建，以及意象单元间的互动，让人们在宁静与躁动、春意与清冷、沉郁与激昂间感受着关东大地生命的律动。

在谈到小说的乡土书写时，茅盾曾说过：“我们绝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是某地风景之谓。……地方色彩是以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他强调：“在特殊的乡土风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萧军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书写东北，反映故乡民众的苦难和抗争。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跋涉》中，六篇小说均取材于东北社会生活，对日伪统治下民众的贫困与苦难有着入木三分的描述。在上海出版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酝酿于东北，完稿于青岛的作品。它取材于吉林磐石游击队提供的斗争史实，1933年春夏之交，萧军曾与磐石游击队的傅天飞长谈，详尽地了解这支队伍的事迹。磐石游击队的战斗经历，成为小说素材、主题设计和作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离开东北越久，萧军越是执着于将故乡的生活艺术地再现。在上海期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和《江上》，与早期的小说集《跋涉》比较，这两部小说集在对历史、生活和人物内心的开掘上更趋深刻，但在取材和关注对象的地域性上却没有大的变化：表现东北沦陷后的民族灾难及东北农村的社会生活。《第三代》，是萧军用二十年的时间和心血完成的长篇巨著，被誉为“东北农村的史诗，融合了东北的自然的雄大的气魄”。小说以宏大的结构和深沉细致的笔触，全面真实地展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社会全景，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东北社会的历史状貌、阶级关系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小说通过对各阶级、各种处境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开掘，破译着那个时代东北民众的人性密码。

老福颓然坐在凳子上，气愤和后悔哪一种情绪更多一些，他一时也分不清，只觉得这一切冥冥中他早有预感，每件事情的发生都在他的想象中。可能是侦探当长了，第六感得到了哪位神的指引，变得神奇起来，每次他抱着侥幸心理期望事情不发生，但无一例外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每到这种时候他都有一种深刻的愿望，就是再也不干这一行了，他想忘掉所有的一切，去过一种轻松的新生活。现在，他又一次感到绝望，在他眼皮底下两条人命没有了，他感到这次真的是他的错，本来两次他都有机会挽救她们的。

三、萧军的乡土情结与关东文化精神

乡土情结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之物，必然要通过一定的生命形态得以呈现和延展。萧军的乡土情结，在对关东生命世界的拓展及对关东大地的理性审视中得到升华。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是萧军生命与文学创作的生长点，由此而生发的文化精神，也是他的人生与艺术价值所在。他从生命图景、人的存在状态等所映现出的文化心象中，透视人的价值和意义，传递着深沉而高远的文化理想。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萧军写就了特定时代的东北乡土人物志，从外貌气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信仰、趣味、生活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写出了东北人特有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他们所具有的强烈的家园意识、民族意识，以及顽强的生命意志、不屈的战斗精神，同时对人物身上所反映的文化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堪称那个时代东北人的精神图集。以下为几组典型人物。

（二）老一代农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三代》中井泉龙和林青的形象。他们身上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所负载的是凌河两岸民众的苦痛与抗争。井泉龙的经历折射着清末民初的历史：年轻时，饱尝贫困和压榨，后到过北京、天津，参加过义和团，打过洋鬼子。回村后，他成了凌河村穷人的主心骨，带领乡亲，与地主、官兵斗争。当“海交帮”打击大地主杨洛中时，他坚决地站在了“胡子”的一边，当刘元遇险，他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林青身上同样承载着险恶世道带来的苦难及特有的反抗精神：青年时代远赴黑河淘金，长白山挖参，却始终没有摆脱贫穷。面对贫困，他没有低头，面对压迫，他表现出同样的倔强。因反抗而遭难入狱时，他嘱咐女儿：“要把孩子好好养起来，将来要像他英雄的爹爹一样。”尽管井泉龙和林青们尚无能力改变自身命运，最终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但他们对生命价值和正义精神的守望，表现出的坚韧、顽强、达观的气质，彰显着生发于关东大地的精神文化价值。

综上，萧军的乡土情结，呈现为对乡土的牵挂、眷恋、挚爱、忧虑、厌恶、仇恨等为基本元素的复合形态，创作主体通过意象营建和理性审视，将其升华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强悍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战斗力为核心的关东文化精神，这也是萧军为地域文化建构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① 陈焕新：《略论本世纪中国小说的乡土情结》，《南方文坛》1994年第10期。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4页。

③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④ 萧军：《我的童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⑤ 〔美〕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⑥ 萧军：《我的童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⑦ 茅盾：《小说研究ABC》，《茅盾全集》（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⑧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⑨ 常风：《评萧军的〈第三代〉》，《弃余集》，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作者：叶立群，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