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文史哲，精微而平实——评郭庆财新作《南宋的学派之争与文学嬗变》

⊙宋华燕［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宋代学术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弄清二者的关系，对于宋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几乎是研治宋代文学者的共识。至于理学与文学关系的交叉研究更一度是学界的热点，成果十分丰硕，尤其是马积高、韩经太、许总、莫砺锋等前辈学者在此领域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很难再有突破。最近出版的郭庆财的《南宋的学派之争与文学嬗变》（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则另辟蹊径，选取“南宋学派之争”这样一个全新角度来探讨南宋学术与文学的关系，并对相关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做了全面的研究，显示了作者不凡的识见。

“辨章学术”是古典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探究南宋“学者之文”的重要前提，郭著在这方面显示了良好的学术史修养。作者将南宋学派之争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几乎涉及了南宋所有学派之争的事件、人物及其文学思想，包括了王学与洛学之争、朱熹与湖湘学派之争、朱熹与浙东学派之争、朱熹与陆九渊学派之争等几大问题，其中又以朱熹为中心，论述了理学内部的派别之争。这些本是学术界的“熟题”，但郭著从价值取向、思维模式、治学途径等方面对这些话题做了重新检视和精微辨析，仍有不少创获。比如对朱陆之争的讨论，作者从“经典阐释过程”角度探究双方分歧，认为朱熹以经典的“文义”为基础，沿袭了“言→义→理”的正向阐释路径；而陆九渊更重视经典的整体“血脉”，他由“心之理”出发，致力于对经典的各个片段做出融贯性的解释，因而构拟了一个由“理→义→言”的逆向阐释过程。虽然有此不同，但朱陆的经典阐释都以儒学义理为大的语境，从根本上来说又具有一致性。这些论述可谓独具只眼，跳出了传统的“尊德行”与“道问学”之争，或“知识”与“实践”之争的窠臼。总的来说，作者对学术之争的梳理和考辨既有史的脉络，又有横向比较的视野，做到了历史与逻辑两方面的统一。

本书既然名为“南宋的学派之争与文学嬗变”，那必然要对两者之间的深刻关系做出回答，而这也正是郭著的着力之处。作者通过对“文”与“学”的精心探赜和左右融通，提炼出一系列有关“学派之争”与南宋文学走向之关系的看法：学者之文处于儒学的周边，儒学学派之争会对其产生“波及效应”，比如学派之争改变了文道关系的走向，也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心理转向；文学文本作为学术论辩的载体，也会受到特殊的关注；理学家与文学家的交攻，也会逼显出文学本质的问题，等等。这些基于对学术史精微考索基础上的“大判断”，显示了作者通贯且细腻的学术视野，结论也稳实可靠。

对学派论争中的诗文作品进行认真的细读和分析，是本书的另一重要特点。郭著论述的重点是南宋学者的诗文，主要涉及理学家的诗歌酬唱与书信论辩。以诗歌酬唱而言，郭著将其分为两类：论学诗与唱和诗。前者以朱、陆鹅湖之会的诗作为代表，属于“以诗论学”之作，因为论辩的需要，所以要突出“理”而不去迁就“诗”，故略乏趣味；后者以朱、张的南岳酬唱为代表，属于“以诗娱情”的作品，学术色彩较弱，但情、景因素较为突出，少数作品寓理于景象，谈理而不着痕迹，颇有意象冥合、情思遒举之致。这种论述擘肌分理，结论也细致而公允。

进一步阅读郭著还会发现，作者还由诗文作品深探到理学家的性情，甚至心理结构，充分体悟到了南宋学者的文人情怀。比如对南岳酬唱中朱熹心理状态的分析即是显例。乾道三年（1167）秋朱熹赴衡湘，与张栻共游南岳，其间频繁唱和，但朱熹随后却反省此前作诗太多，与张栻等人订下了“禁诗之约”。郭著认为朱熹的这种矛盾心态与其“中和”思想有极大关系。其“中和旧说”以为“凡言心即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关注的“敬”的功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这两方面的矛盾是朱熹既忘情作诗又时时警惕的症结之所在。这与其说是对朱熹学术思想的考察，不如说是对其心理结构的分析，可以说切中了朱熹诗学的要害，精微而又深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郭著对文学边界问题的思考，即文学的“纯”与“杂”之间的界守。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观念是“杂文学”观念，对此，罗宗强、左东岭先生均有专文论述。郭著亦采用了这种“杂文学”（或曰“大文学”）观念，因为在经、史、文多元渗透的宋代学术环境中，凡形诸文字、载诸典籍者，皆属于学人心目中“文”的范畴。但作者又指出：我们所做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必须有其“内在规定”，文学的“杂”之中又须有其“界”，否则便不是文学研究，而会沦为哲学研究、史学研究。这种“规定”和“边界”何在？郭著虽没有明言，但从他对学者诗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其对“情气”的重视，这也是作者论述“学者之文”的基点和凭依。在论辩文方面，郭著主要以朱熹与陈亮关于王霸义利之辩、朱陆太极之辩的论辩文为论述重点，这些文字以往多被哲学研究者视为思想史的材料，但郭著却从文学角度重新审视并发掘其价值。书中指出：“论辩文章的作用当然在论理，其实用性是最突出的，应属于典型的‘杂文学’范畴，不过，既然是论辩文，必须陈明自我观点，尽量让别人明‘理’，故文字表达决不能轻忽，所以每一篇论辩文皆隐含了对于文辞如何表达才能明‘道’的思考。正如情景是诗歌的生命一样，‘理’也是散文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宋学者的许多论辩文也包含了一定的文章学价值。”作者从理学家以书信论辩的意图出发，洞悉了隐藏在文辞背后的“表达”策略，从而揭示出南宋学者论辩文的文学价值，可谓体贴入微，发人深省。全书对此类文章之文学性剖析亦随处可见，比如第四章指出，朱熹与陈亮之间针对王霸义利命题而往来论辩的八封书信，“由于双方苦苦相争，不肯相下，故情气外显，从中可以窥见双方性情”。陈亮为人恢廓磊落，文章亦重气格，以气行文，豪迈慷慨；朱熹文则语气平和，绵密博雅，皆为出色的说理文字。作者又指出：“陈亮史论文的重‘气’和质朴无华的特点，都体现出他在古文方面的深厚修养。”作者对理学家诗文给予全面深刻的文学性观照，拓宽了南宋文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我们对理学诗文价值的认识。

从学术之争层面考察南宋的学者之文的面貌和嬗变，仍须兼顾政治、经学等多方面的背景，因为南宋学术之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党派之间的攻讦与对抗。对此郭著不仅有所关注，且能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辨清学派之争的实质及其对文学之影响。党派之争之于学派之争的干预，在南渡之初程门后学对王学的批评中体现得最明显，郭著第一章在论述洛学后人对王安石的批评面向时即抽绎出“政治——学问——心术”这一链条，并总结道：“总的看来，政治立场成为成见，政治论争代替了学术论争，而且他们往往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自然不能对王学平情而论。”在批判王安石佞佛与杂霸的过程中，南宋初年学术重视内省正心功夫与内向直觉体验，随即带动了理学家诗学精神的内倾化以及散文创作、经学阐释和历史著作中反事功、重道统的走向。

总之，郭著对南宋学术论争与文学演进的关系勾勒出了清晰的线索，在大文学观念与南宋文化思潮的互动过程中，展示了学者诗文的特色和嬗变轨迹，对南宋的文学史、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不过，作者关于理学的论述篇幅过多，文学问题的论述则相对薄弱，导致著作结构有些轻重失衡。这大概是基于作者如下的观念：“此书的文学研究是基于学术史的文学研究，学术史的问题搞清楚了，南宋学者的文学观念及其分歧就容易明白了。”这段话对理学之于文学的影响显然强调过分了，而没有突显南宋文学独立于学术之外的一面，因此书中的南宋学者诗文面貌与宋代文学思想史的大势关联不够。这大概也是本书的缺憾所在。

① 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韩经太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莫砺锋的《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② 参见罗宗强的《释〈章表〉篇“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兼论刘勰的杂文学观念》（《文心雕龙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3页）、左东岭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