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人》中的结构主义色彩

⊙刘彩云［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情人》作为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代表作，在20世纪法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并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情人》自出版以来发行量突破百万册，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之一，并引发了所谓的“杜拉斯现象”，受到读者的高度赞扬。虽然许多读者并非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而杜拉斯也并非通俗作家，“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这样追求创新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现代作家在法国已渐渐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所以，当作者的主体性消失之后，文本就不再有权威的唯一终极的意义，而是充满多重意义的混合物。

文化批评在20世纪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繁荣并不完全是对传统文化批评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是一种革新。在这场文化潮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作者已死”这一理论。这一理论由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提出，他认为在对文本解读时，让文本作者消失，让读者独立进入文本，才能开始对文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解读，也被称为再创作。“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身份开始——都会在其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一、隐藏的非作者因素

对于《情人》这种自传题材的小说，要看出其中的非作者因素似乎不太容易。但正是这些不易被看出的地方才显示了作者创作的精彩之处。

如果就个人意义的层面来看，《情人》是一个时代关于追求爱情和爱情无望的一曲悲歌，正如译者所说的，这是“深沉而无望的爱情故事”。它似乎是在讲述一代人或者一类人曾经经历过或者甚至现在还在继续经历的爱情，它给爱情下了另外一个定义，恋爱不是爱情，爱情是人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这项事业永远不会出现终结。

如果就历史意义的层面来看，《情人》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上的经典代表，是关于一种新的思潮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解方式的产生的诠释。往往“新”的东西会使人耳目一新，并且使读者创作者感到甜蜜，给每一个相关的人带来愉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它已经摆脱了文学来自现实，直接反映现实的传统模式，而转换成为文学“掩盖”现实比现实更加现实一些；同时里面出现了新的未被现实所把握的“现实”，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的现实，即作品中流动的不是完整的文学现实，而是作者精神的流动；在《情人》中，读者无法清晰地分辨出现实世界和文本内容的界限在哪里，读者开始欣赏作品的时候就是封闭自我的时候，是享受艺术家和文本互相作用的过程；《情人》文本中的现实生活发展的规律不再是按照现实的规律发展，而是根据艺术文本的规律构建，经过修饰，生活被无限夸大，形成夸张的现实，但这样的做法往往使小说“现实”比现实“现实”来得更加深刻和真实。

《情人》的故事发生在南亚湄公河岸的西贡，西贡在当时是法属殖民地，少女是在这里出生并成长的。她的父亲是来自法国的外交官，但是在少女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在这个缺少父亲的家庭里，母亲的强势造成了一种类似于母兼父职的家庭环境，而少女的两个哥哥都是没有作为的，大哥是个凶悍暴躁无所事事的流氓，他偷母亲的钱去赌博吸鸦片，但母亲却宠腻着他，维护他的各种暴行，为了筹钱让他回法国，母亲竟不惜牺牲小女儿的肉体和名誉。少女的小哥哥是个怯弱怕事的人，对于大哥的不合理的行为他不说话不反抗，他只会哭。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少女的心理过早地成熟并体现出一定的男性特征。文中少女和小哥哥的关系是亲密的，为了拯救她小哥哥，她甚至想杀了她的大哥哥，而且是要当着母亲的面把她所疼爱的大儿子杀掉。而少女与小哥哥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手足之情，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寻常的暧昧关系，也可以说是隐藏的情人关系。

少女的情人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来自中国北方抚顺的富商儿子，他们是在少女从沙沥旅游回西贡她所寄宿的学校的渡船上认识的，中国青年用轿车送她回学校，两人从此在金钱、性爱等方面产生了纠葛。年龄、种族、身份的巨大差异并没有在两人之间造成多大的阻碍，中国男人还是爱着她，即使她当着中国青年的面说我来这里只是为了你的钱、我的心中只是想着钱而没有其他的时，即使是在分别了几十年之后，他仍然爱她。但他性格懦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只会哭，对父辈钱财非常依赖，离开了他的父亲，他将一无所有。终于在种族、身份、家庭与金钱等各方面原因的打击下，这份爱没有结果，这对情人最终分开了，女孩回到了法国，中国男人与一位同样来自中国北方抚顺的富家女孩结了婚。而女孩她在离开越南开往法国的船上，突然发现她是深深地爱着这个中国男人的，但在那个时候她能做的，也只能在船上响起的华尔兹舞曲中哭泣了。

二、多视角化的主体

《情人》这部小说是介于自传和一般文学作品之间的一种特殊存在，也即“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作的故事之间摆动”。作品在开始的时候，就容易使读者将作为叙述者的“我”与真实存在的作者之间产生混同。

首先，叙述视角在 “我”“我们”和 “她”之间不断切换，这种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交叉出现，不仅造成了叙述主体的零散化，同时也与自传的真实性相矛盾，读者进入文本阅读后不停地在人称之间完成换位，对故事整体产生了亦真亦幻的阅读感受。

其次，在叙述层面上出现多个视角，将文本割裂、重组，继而进行再叙述的结构特征，使读者不得不暂时抛开作者，对作品进行自我梳理，完成阅读过程也是对作品内容在读者心中的再创作过程，完全体现了结构主义中“作者已死”的特征。

再次，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虽然有时突如其来地插入第三人称叙述，但其第三人称仍然带着相当鲜明的第一人称意味。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是“新小说”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人称叙述代表着古典小说的叙述特征，它追求的是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追求的“真实”实际上就是这种人本主义理想的体现和升华。而古典主义第三人称叙述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万无一失，这种形式只适合于“神”而不适合实际中存在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叙述人称的变化实际上带来了美学思想的变化。从人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作者时而进入文本时而游离于文本之外，她既是作者同时也是读者。也就是说杜拉斯并不是将自己作为写作的主体，而是积极地将读者吸引到小说中一同参与小说创作。读过《情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读者会情不自禁地随着杜拉斯的文笔创作自己的情感世界，思考自己的情感生活。这样读者也就成了作者。这正是结构主义中“作者已死”理论所坚持的观点。

三、互文性特色

互文性一般用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情人》中这样写道：

在渡船上，在那部大汽车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司机穿着白布制服。是啊，这就是我写的书里写过的那种大型灵车啊。就是那部莫里斯·莱昂—博来。那时驻加尔各答法国大使馆的那部郎西牌黑轿车还没有写进文学作品呢。

在《情人》中，杜拉斯直接引用了她的其他小说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副领事》中的文字，例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猎手之家”“脏啊，我的母亲，我的爱”等话语。而在《副领事》中，则直接引用了其中关于殖民地女人的描写。“在这里，矛盾现象出现了：因为与先前的作品互为参照，既证实了自传性，又肯定了一定的类同性”。

而《情人》的主题绝非一个法国少女与她的中国情人之间的关系而已，作者还同时叙述了：女性的欲望、乱伦的秘密、关于写作、无爱的家庭、殖民地的神话等，文本的多重意义不断地显现出来，又不断地被颠覆，这就形成了小说中爱情以外的多个主题。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会在小说中找到与自己感情共鸣的地方。杜拉斯并没有将作品限制，而是通过这部小说为读者提供一个创作的舞台，为自己而创作的舞台。作者在《情人》中说：“我一生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确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重点，没有道路，也没有线索。”作者并不强调自己的存在，从而为读者再生创造了条件。

由于处在特定的时代中，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是法国人在越南处于高高在上的皇帝一般的地位上，因此即使是一个很有钱的中国男子，在贫穷的法国人面前也是毫无存在的地位。那个堤岸情人面对高贵的白人女孩竟然就在床前跪着哭，无法将爱进行下去。而面对女孩家人的无视和自己的小丑一样的存在角色，他还是当着女孩的面哭出声音。“他这个人总是胆小又害怕”，情人是懦弱的，但不是生来懦弱，而是因为几百年来的自卑堆积成为现在的无法抬头，无法勇敢，只能埋没自己的爱情去接受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的婚姻。这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种族差异的时代悲剧。在这里，《情人》无情地诠释了这样一个现实：文化上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百年好合的婚姻却是不可能的。

《情人》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在特定的时间里发生本该发生的故事，它让两个不同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个地方相遇，并且互相产生感情，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所有的人，这样的爱情是没有终结的，亦是没有结果，因此揭示了这样的爱情是痛苦的，也是永恒的。同时《情人》造就了一个时代。一个对无望爱情苦苦追寻的时代，一个对情人守望无法实现的时代，一个没有精力也能深深铭刻于心的时代，也许这就是《情人》存在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此时，它已超越了作者本身，它是某种固定了形式和结果的爱情。它诞生了，并且是作为一种典范。时间流过，时代变了，它却成为一种永恒。因为不断有读者登上它的舞台，将自己变成舞台上的主角，读者取代了作者。

20世纪文本观从以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为目的的结构主义，发展到以读者为主的后结构主义，文化批评方法的发展为我们打开欣赏文学作品的不同于以往的妙门。同一作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读就会体会到不同的美。《情人》所体现的结构主义就是一例。现在，文化批评的方法还在不断继续向前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关于文学欣赏，许多过去的限制都被打破，自由的文化环境为欣赏如《情人》这样的作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①⑤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译本序，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第19页。

② 〔法〕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见《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③⑥ 〔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第243—244页。

④ 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