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茉莉花开》和《春潮》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之变

⊙段晓丹［河南省文学院，郑州 450011］

由苏童小说《妇女生活》改编的电影《茉莉花开》讲述了20世纪30至80年代上海一家三代女性的爱情与命运故事，分三个篇章完成对女性悲剧命运主题的表达。2019年上映的《春潮》以一个当代家庭祖孙三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冲突演绎了原生家庭问题，但是影片中与女主郭建波相关的繁复细节所产生的张力，唤起了观众对女性人物生存困境的关注。从人物设置上看，两部电影有着相似的人物结构，从内容上看，两部影片都致力于对女性生存的观照，使两部影片的比较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两部影片的故事时间设定在不同时期，时代背景的不同使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存在较大差异，相似的情节要素也随之发展出了新的意义，比如两性关系、生育和社会身份。在情节要素意义的变化中凝聚着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新思考。本文试图从两性关系、生育认知和社会身份三个方面对两部电影进行比较，探讨新时期电影文本在女性主体性建构层面的变化。

一、两性关系层面：从迷失到自觉

《茉莉花开》（以下简称《茉》）中女性在对婚姻的理想中都想借助男性改变生活现状，实现梦想或者获得幸福。在婚姻的现实中，她们又恰好是绝对的客体形象，茉的梦想和身体均依附于孟老板，莉嫁给邹杰是资产阶级小姐到工人阶级中间去接受改造，花以无私的奉献精神供养小杜求学。两性关系中女性客体性依附性地位决定了愿望破灭的必然性。茉被孟老板抛弃后沉浸在幻想中潦倒一生，嫁出去的莉带着屈辱重回娘家，在不安和痛苦的折磨中精神错乱，花在孕期被小杜抛弃。多重悲剧性结局强化了对两性关系中女性客体地位的反思，并对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行了审视：茉在虚幻中迷失自我，莉在痛苦中寻找自我，花在奉献中忘记自我。值得回味的是三个女性分别展现了同居、结婚、离异三种女性生活状态，只有离异的花最后迎来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或许也是一种微妙的暗示：女性的出路不在婚姻之中。

处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春潮》发起了对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位置的调整，重述女性对婚姻和性的态度。与《茉》相比，《春潮》中男性角色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出场时间短、形象碎片化、配合女性角色行动，于是男性只能被女性言说，被女性评判或者选择，比如郭建波对郝主任的拒绝，实质上也是她对女性依附地位、被动地位的抵抗。报社男领导将开发区男主任介绍给郭建波，并嘱咐：“搞定他，他是个能给你依靠的男人。为了阿姨，为了婷婷，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寥寥几语将婚姻对于女性的意义完全物化，将女性的身体与生存、家庭、事业相关联，纳入到权力和政治的罗网中，试图以话语来规训和操纵女性的自由意志，目的是将走向社会的女性重新拉回家庭之中。开发区主任上门拜访时和纪明岚、郭建波坐在房间里谈话，郭建波坐在局促空间的角落里，似乎有意和另外两人形成离散之象。母亲纪明岚也希望郭建波能依附于郝主任，所以在谈话中精心编织谎言，然而郭建波故意通过手机短信息将自己未婚生子的事实告诉男主任，捅破了谎言，以极端的行为反抗母亲角色所代表的女性他者的压迫，以游戏的心态和带有挑衅、嘲弄的语言对待开发区主任，反抗父权社会男性的性别优越感。郭建波反抗行为的动力与强大的自我意识相关联，饰演者郝蕾以冷峻、坚定的眼神告诉所有的“凝视者”，她拒绝依附和被控制的命运。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当代独立女性中，敢于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直面自我、直面来自社会的偏见和压力的女性还是少数，女性失贞、未婚生子、大龄剩女等恶性标签越被人们习惯越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对女性的婚姻、身体物化观念表明态度后，影片又抛出了更为隐私的命题——女性的性观念。《茉莉花开》中性的标签被淡化，或者说性仍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处于“被看”地位。尽管影片中女性一直在谈论男性、寻找男性，但目的主要与生存相关。《春潮》的时代背景是当代社会，女性早已得到了解放，因此影片确有必要正视和表述女性的性观念。在两性关系中，郭建波表现出强势的特征，她不是被征服的那一个，而是在主动选择（尽管她对性的态度有着其他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比如原生家庭创伤），在拒绝和选择中遵循的是坚定的自我意识。郭建波与盲人按摩师发生关系的行为和茉与理发师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自虐的、痛苦的，甚至是缺乏意义的，所以不能被看做是女性性观念的表述，而郭建波大胆的欲望源于按摩师对世界和生命单纯的热爱，这是内心封闭的郭建波缺乏的，也是她渴望的一种生命状态：自由、温柔、信任、松弛。对性的选择看似无意识，实际上是她对生活困境、内心困境的纾解以及自我意识的表达和更新。从女性角度表现女性的欲望和情感，“提倡感性和激情，重视非理性、无意识的东西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重要作用，是对学界忽视女性特质的一种反抗，也是重构女性主体性的关键一环”。

二、生育认知层面：从困境到疗愈

《茉》似乎有意要囊括与生育有关的敏感话题，如未婚生子、先天不孕、领养、单身母亲，使生育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其复杂性来强化女性的生育困境。茉得知意外怀孕时是慌张和极度的恐惧，怀孕导致她梦想的破灭，所以她也不愿意给予女儿正常的母爱。在茉的观念中生育是消极的，是累赘。莉被刻画为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女人，期望通过生育来寻找安全感、确认自我。当她发现自己无法生育时，绝望到试图自杀。领养了孩子的莉仍旧患得患失，得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莉的悲剧就如波伏娃所预言的：“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花是三个女性中最理性的一个，却在孕期被留洋的丈夫抛弃。在一番艰难的抉择后她选择生下孩子，生育成为花生存必要性的证明和神圣的目标。影片试图用花在大雨中生产的场景升华女性生育，渲染女性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力，只是我们不能不存有疑问：女性通过生育来确认自我，又将以何种方式来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如果不能超越自己，生育的未来和女性自我的未来仍将是一片虚无。由此，我们可以说《茉》的结尾给了女性一个美好的希望，但是这希望因为缺乏有力的支撑而必将速朽。

生育问题在《春潮》中扩展为母女关系问题，影片的宣传标语又将母女关系引申为女性和世界的关系，不再局限于母亲和孩子之间，引入了时代、社会等要素，在对关系的剖析中揭示更深刻的生育认知。首先影片对生育的吊诡色彩及其影响进行了反思，社会赋予女性生育的责任，人类对生育充满渴望，但是未婚先孕的女性要受辱，非婚生子的女性被视为累赘。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但是生育的意义却是由社会他者来定义，由此产生对未婚生育女性的污名化，比如影片中的纪明岚，未婚先孕被举报的事在几十年后仍然会被当作谈资供人指指点点。女性生育被社会话语定义意味着女性在社会中非主体性处境，并由此导致了纪明岚扭曲的性格以及和女儿郭建波之间无法缓和的矛盾。在未婚生育造成的低人一等的恐惧和耻辱中，纪明岚设法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受害者”，把丈夫塑造成为一个“施虐者”。时代环境和强烈的自尊心迫使她无法去审视自己或者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只能以摧毁男性的地位来自卫。她不断地向丈夫的单位写举报信，争取同情和怜悯，以此来重建自己的地位，缓和她和社会他者的紧张关系，在这样的心理结构中，时代对她的压迫越沉重，她越不敢去正视自己的主体价值。在丈夫死去后，维系尊严的愤怒转移到了父亲的影子——亲近父亲的女儿身上。母亲的疯狂行为对郭建波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一方面表现为对自我的封闭，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父亲的亲近和对母亲的抵触。

其次影片将生育推向对生命的理解和关怀层面。在动物园看长颈鹿时婉婷提出了“我小时候你在哪儿”的问题，其实是在表达对母爱缺失的不满。在宿舍婉婷看到一张B超照片，记录着她生命最初的形态，充满象征意义的照片是两个人血肉联系的实证。夜晚郭建波和郭婉婷躺在床上讨论着怀孕和出生细节，重述了生育，确认母女之间坚实的生命联系，母女关系裂隙以重建生命记忆的形式被逐渐修正。在河边公园，郭建波恍惚中看到一个小女孩，并且开心地上前抱起了她，这一幕幻觉是母爱和温情被唤醒的隐喻，代表着郭建波想拥有的亲密母女关系。婉婷偷偷留下了残缺的日记本和照片，带着郭建波去废品站找到了重新组装的自行车，意味着女儿成了母亲生命印记的庇护者。郭建波骑车带着婉婷去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与女儿分享自己的生命记忆，也是与自己的和解：打开封闭的内心，在回忆之中确认自我，在与女儿的交流中疗愈自我。影片结尾郭建波在独白中说她希望女儿可以过不同的人生，然而从影片的表现来看其实女儿也在试图帮助她，缓和她与姥姥的关系，用单纯的爱温暖她，即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是建立在对彼此生命的关怀和包容之上。

三、社会身份层面：从内在性到超越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阐述了西方社会赋予男性的“超越性”：他是生产者，他超越家庭的利益，面向社会利益，在参与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为家庭利益敞开未来。与“超越性”相对，女性被社会定义为“内在性”：女性注定要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也就是说注定属于内在性。茉、莉、花的主要活动范围都在家庭之中，工作被高度泛化、符号化，在剧情的推进中她们的工作没有产生实质性意义，对于社会而言她们都是模糊的“那一个”，可以随时被“另一个”替换掉。与之相比，影片中的男性都有着特别的社会身份，孟先生掌握着电影的拍摄话语权，邹杰是被推选出来的优秀青年，小杜是大学毕业又留学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身份对比中，女性只是电影中暂时充当行为主体，在社会结构中却处于绝对的客体地位，她们被牢牢地禁锢在内在性中。这一性别结构在《春潮》中被有意识地颠覆。影片的时间背景是当代，“当代中国女性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她们主要在社会场域中活动”。同时贺桂梅进一步对现代和当代女性的活动场域进行了对比，得出现代时期的女性对应于私人场域，以婚姻和情爱关系为主的家庭内部，而当代女性则能够离开私人空间，在社会和家庭内部两个场域活动，且以社会公共场域为主。郭建波的形象要素与以上所论述的当代女性特征具有一致性，甚至更激进。首先，郭建波接受了高等教育，是一个专业能力强、具有高度职业道德的社会新闻记者，可以在社会中独立生存。通过工作她走向了社会公共空间，社会身份的获得使她在特殊性中建立自己生存的基础，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有了坚实的保障。第二，郭建波是一个未婚生育的母亲，对婚姻和爱情充满不信任感，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米兰·昆德拉的《可笑的爱情》。第三点是郭建波对内的忍耐和对外的韧性，这两点核心特质造就了人物由内而外的压抑感和倔强性。这样的形象气质与《茉》中的三个女性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郭建波有了工作，但是职场女性的设定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彻底实现自我的价值，《春潮》的特殊性就在于从身份和意义两方面为女性人物自我价值的生成建立通道。首先是记者身份的特殊性，需要运用知识和自我经验去观察和考量外在世界。影片交代了郭建波在工作中对社会负面问题有特别的关注，并且发表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报道，从这个角度看，长久以来社会天然赋予女性的“他者”和“对象”标签被打破，社会成为她评价的对象。在身份的建立之后是进一步的意义生成。郭建波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关注和发声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监督的一种形式，即女性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影响外在世界，而这一监督行为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变化。面向社会的理想和价值观带有强烈的“超越性”，这在女性主体性建构中起着重要意义。这一点也是郭建波和母亲纪明岚的区别，最直白的对比就是郭建波的职业要揭露真相，而纪明岚要粉饰太平。纪明岚迫切希望在社群中建立自己的意义，使自己成为受崇拜的对象，但是一团和谐的表面之下，朋友自杀，社区爆出负面新闻，同学聚会上旧事被重提，都意味着意义生成的失败。

波伏娃早就指出来，尽管经济是女性演变的重要因素，但并不具有绝对性。即使郭建波有了谋生的工作，但是社会的、文化等因素仍在施加相应的压力。既然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是内在性，那么女性要实现超越性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影片中曾经和郭建波一起进行新闻调查的男同事现在已经成了她的领导，并且以收入为筹码压制郭建波对社会负面事件的报道。也即是说，参与到社会之中给女性带来的不仅是身份、收入，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压力和焦虑迫使她们让步、退后，比如郭建波面对的职业操守、道德准则和现实生存之间的困境。影片结束了，但困境依然还在，能否解决、如何解决仍是一个现实问题。尽管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是至少它指出了一个方向：首先，社会身份的建构是女性主体建构的重要基础，女性要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以此为根据，再出发去寻找对策。

四、结语

《茉》以三个女性的婚姻困境和生育困境来表现她们在社会和两性关系中的非主体地位，以启蒙的方式引起女性或者社会对女性非主体性地位的关注和思考。影片最后尝试以花搬到新家开始新生活的情节来给予女性获得新生活的希望，但忽视了除生育外她的个人生活仍是一片空白，社会属性的真空状态必然会使花的主体性无法维系，所以这个希望是空洞而易碎的。《春潮》将两性关系和生育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从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角度去剖析问题，表现女性的自觉和自救。同时郭建波的记者身份破除了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内在属性，生成了自我价值，新生活的希望在女性超越性的实现中成为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