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侯 可[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研究中心,太原 030001]
灵石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处晋中盆地与晋南盆地交界处。东临太行,西望吕梁,滔滔汾水绕县城由北蜿蜒南去。两岸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为三晋腹地之咽喉要塞,素有“燕冀之御,秦晋通衢”之称。境内属黄土高原地带,东西54公里,南北39公里,总面积1206平方公里,辖6镇6乡291个行政村(533个自然村)。同蒲铁路、京昆高速公路、108国道、大西(大同—西安)高铁纵观县境,交通十分便利。
据明万历二十九年版《灵石县志》记载,尧时未有灵石此名,地属并州之域,历经夏、商、周无改。战国时属魏、赵。秦统一天下立郡县制,灵石划归太原郡介休县所辖,延续至两汉。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驾幸太原,傍河开道获一巨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为瑞,遂割介休西南地建设县治,取名“灵石县”。迄今已拥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
灵石县资源丰富,物华天宝,素有“矿藏之乡”的美誉,拥有红(铁矿)、黄(硫磺)、蓝(焦炭)、白(石膏)、黑(煤炭)五色矿藏,且尤以煤为最,现已探明的含煤面积达860平方公里,储量为97亿吨,其中优质主焦煤12亿吨,为全国五十个产煤县和全国五大重点焦煤产区之一;石膏储量为17.2亿吨,平均纯度95%以上,为华北第二大矿床;硫矿储量为2亿吨,矿石品质高,成品杂质含量低于百分之一;石灰石储量为26.4亿吨,为全省重要的建材、化工原料基地。此外,还有铜、铝、锰、钼、铈、钽、莹石、长石、磷、锑族稀土等三十多种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储存。灵石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约在万年以前,这里就已有先民劳作、繁衍、生息。1974年辖内旌介村出土的石铲、石锛、石斧等一批新石器时期的文物足以说明这一推断。又据史料可知,城东静升、旌介一带,为殷商晚期“鬲”部落的方国区域。1976年、1984年、1997年和2005年,先后在旌介古墓群中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器、骨器、玉器、陶器等国家一级文物,充分印证了这一发现。此外,公元前4000—3000年,大禹于此治水留下“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千古佳话以及秦汉时期在雀鼠谷北口设立冷泉关的史料记载,等等,都证明了灵石地域文化的久远。
据有关资料显示,灵石置县之后,随着朝代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灵石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在不断发展。隋唐时期,境内城池的创立、山地的开垦、河道的治理、石堰堎田的开拓、村落房屋及渠道的建设,等等,都曾考到过明显的痕迹。此外,辖内苏溪村创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重修于宋的资寿寺,即为宗教文化方面可以捕捉到的直观例证。而后至宋元明清时期,灵石县的城乡文明发展更是一代胜于一代。表现在人们居住条件的变化、宗教信仰的形成、谋生出路的拓宽、文化设施的建设、私塾义学的开办、生活习俗的丰富等各个方面都步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纵观这一历史过程,特别是进入明清时期,一方面庙堂和居民的青砖窑洞在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士农工商等诸方面的发展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涌现出两渡何家、静升王家、夏门梁家、张家庄杨家四大家和蒜峪陈家等八小家族以及裴继芳、吴珉、梦太真、何道深、梁中靖、杨尚文、王梦鹏、王如玉等一大批仁人志士。这些有形和无形的人文资源,不仅赋予我们值得炫耀的谈资,也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一笔可观的精神文化财富,为研究灵石的历史渊源和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宝贵资源。那么,就这些文化资源的积淀而言,如果顺沿灵石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看,不论政治变革还是经济发展,也不论人们的宗教信仰还是生活起居,等等,最直观的就是分布在县域东西南北无处不有的那些闪烁着文明印记的名胜古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唐代,灵石的宗教文化便开始渗入进来。前面提到的城东苏溪村创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重修于宋的资寿寺,城北冷泉关创建于唐武后载初元年、武周天授元年(690)的大云寺(今已不存)和创建于唐大和四年(830)的天圣寺(今属介休市)以及城西南(今坛镇乡)杨家山村创建于唐的多宝寺等证明了这一点。据说绵山脚下马和境内的介庙建于春秋时期,比这些寺庙还早,但只是传说而已,没有翔实的记载。至金明昌年间,在城南韩信岭韩信墓前创建了韩侯庙。宋末至元代,先后创建了静升后土庙、静升文庙、县城文庙(今已不存)、马和晋祠、葫芦头村广禅侯庙、景家沟二郎庙等。
进入明清两代,宗教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据不完全统计,从县城到乡村兴建的儒道佛等大小寺观庙宇多达五百余座,祖庙宗祠一百五十余座。其中河东(静升、马和)一带的寺庙及宗庙建筑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而且至今保存下来的数量就村镇而言,在全县、全市乃至全省仍位居前列。只可惜境内大量的寺庙等古迹都毁于不同时期,特别是县城内外和隋唐至元明时期冷泉镇、小水镇、夏门镇与仁义镇先后创建的颇具文化价值的百余座寺观庙宇以及很多标志性文化建筑,无一幸存,仅留下一些支离破碎的传说。
隋唐时期,据说县域乡村的居所大都为靠崖壁挖掘的土窑洞,石木房及砖瓦房极少。至宋元时,砖瓦房逐渐多了起来,但土窑洞仍属主流。而后到明清时期,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对居穴的认识,不但有了新的概念和追求,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譬如对栖居地的选择,一方面十分看重方向与位置,另一方面,对居所的形式、环境、设施及防御功能等,都有了实际而长远的构想,这标志着人们以家园为中心的生存模式已经形成。
据有关史料显示,灵石置县以后至清代,由于屡有战乱和外寇侵袭,人们对居所的防御性能看得非常重要,沿汾河各村都纷纷筑堡连巷,聚村人或聚族而居。譬如,城北的冷泉关一带,先后建起了约4万平方米的冷泉关城和2.5万平方米的冷泉寨(又名冷泉堡)及索洲堡、桑平堡等;城东建有上村堡、南浦堡、苏溪堡、静升堡、旌介堡等;城南建有夏门堡、仁义堡等,而且这些民居建筑群大都建在山上地势险要之处,防御性能极强。
除此之外,在进入明清时期,人们之所以大兴土木,造堡建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两朝提倡所谓大家庭礼制思潮的影响,不少商人和在外做官者,为不忘水源木本,落叶归根,光宗耀祖,炫耀门庭之夙愿,在拥有钱财和权势之后,便不惜巨资在家乡修建豪宅。譬如境内的静升王家、夏门的梁家、张家庄杨家、两渡何家四大家族,凭借家族丰厚的资财和在外做官族人的权势,在各自的村舍,分别都建有豪宅。其中尤以静升王家为最,其由明至清,在村中建造了“五巷六堡五祠堂”,总占地面积达25万平方米之巨。其中1996年、1998年和2005年先后修复开放的恒贞堡、视履堡、崇宁堡,被世人誉为“中国民间故宫”“华夏民居第一宅”“山西的紫禁城”,其中,恒贞堡和视履堡,以其高超的建筑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又被国家文物局和建设部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还有夏门的梁氏古堡和张家庄的杨家大院,其主体建筑至今基本保存完好,而且两座古建筑群无论是建筑布局还是建筑艺术,各具特色,皆融儒道佛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吉祥文化、禁忌文化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品位。
此外,这一时期,县域各村落除筑堡连巷聚居成风外,多数民居也大都由土窑洞发展为砖窑洞和砖瓦房,而且有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还将院落扩建为二进或三进四合院落。据了解,全县有一部分村落的民居建筑至今仍保存较为完好。譬如,南关镇的董家岭村,两渡镇的冷泉村、英武乡的雷家庄村和王禹乡的枣岭村等,尽管各自的整体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基本都保持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其中王家岭村、冷泉村和雷家庄村,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被列为晋中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和国家级古村落。
灵石置县之初,其商业贸易普遍较差,据说当时只有沿官道的五大镇有零售商铺及货场,此外,虽也有走街串户的货郎商贩,但为数不多。至唐代,县域的商业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灵石县志》记载,唐贞观年间,商贾云集各镇,经济繁荣一时。一方面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几大镇地处交通枢纽,占有出行便利的优势。即南北有纵贯县境的韩信岭古道、雀鼠谷古道以及城东与霍州、介休南北交界的千里陉古道;东西分别有途经静升与石膏山的灵沁古道和途经秦王岭的西山古道,可以说,这五条古道对当时灵石商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代至元初,由于战火连连,时局不稳,县城和各大镇的商业经济,时好时坏,发展较为缓慢。
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县域商贸经济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这一时期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首数冷泉镇。据当时的人口统计,全县人口总共3.3万余人,冷泉镇就达1万余人,加之冷泉关地处交通要塞,常年过往的客商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这为当地的商贸发展提供了先决的条件。其次是静升、马和一带,当时不仅太平村(今马和村)设有“贩马集会”,一东一西的绵山云峰寺、介休兴地村的回銮寺(均与静升土地相连)和苏溪村的资寿寺,也相继设立了“庙会”。这些集会活动,为推动河东地区的商贸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晋商的崛起,静升沿河各村的人们由内到外经商成风,不少人或搭伙或投亲或独行,纷纷背井离乡到口外、京津及有生意的地方去闯荡,试图通过经商来发家。至明景泰年间,静升村便涌现出西王氏一家远近闻名的较大商贾,其商业规模至天启年间,已是“逐利湖海,据资万千”。
至清代,县域商贸经济的重点转入到静升、马和一带,且境内的商家翘楚,首推静升王家。该家族从十五世起,亦农亦商亦官,一路青云,终至构筑起康乾嘉的鼎盛,各类商号、店铺,遍布全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闻名遐迩的三晋望族。不仅带动了河东地区的商业经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县域商贸的发展。譬如夏门梁家、张家庄杨家、蒜峪陈家等一批商贾大户的相继脱颖而出,与当时称雄中原的静升王家不无关联。纵观这一时期,静升河东一带的商贸活动在全县首屈一指。除在外经商的大户不断涌现外,其静升村的五里长街、尹方村的三里街路、苏溪村(小天津)的S街、集广村的集贸市场、旌介村的店铺林立以及马和村的骡马大会,发展势头十分喜人,形成灵石县当时最为繁华的贸易交流中心。
从这一历史过程商贸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难看出纵横在县域南北东西的韩信岭古道、雀鼠谷古道、千里陉古道、灵心古道和西山古道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而且商贸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由于它们与外界的沟通,才有了后来县城和冷泉镇关城店铺林立的商业街道(今已不存)以及静升古镇明清五里长街等众多著名的商业集中点与形形色色的老字号店铺。据了解,这五条古道的遗迹依然尚存,有的至今仍有行人往来而未被废掉。值得一提的是,静升明清商业一条街的西大街及古老店铺,已于2007年按原貌全面修复,成为目前古镇和王家大院旅游景区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县域历史文化的意义上讲,灵石的山川河流、自然景观,也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城南的高壁岭,早在西汉初期就开通了官道,汉高祖十年(前197年),刘邦北上征代返程至高壁岭,适逢吕雉差人送来韩信首级,随即将韩信首级葬于岭上,从此,高壁岭便有了“韩信岭”之名,岭上韩信墓前建有韩侯祠。
还有城西南的秦王岭、城东南的石膏山及城东的三清寨、红崖峡谷等。其中秦王岭因隋末秦王李世民率部攻取霍州于此山驻跸而得名。石膏山有与韩信岭古道连接的灵沁古道,汉文帝刘恒从代邸迎归长安即位时,曾经过石膏山东侧的一座山(属石膏山系),到刘恒死后,此山取名孝文山;北魏孝文帝元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时,也曾经过孝文山,并在山上建有行宫;唐初地方割据群雄之一的刘武周、宋太宗赵光义等都曾率部在石膏山扎过营垒,迄今存有多处遗迹。至明洪武年间,佛教开始渗入石膏山,先后创建了白衣庵、天竺寺、铁佛寺、龙王祠等寺庙,据说明清两代香火十分旺盛。红崖峡谷为中生代时期所形成的山地,后经过上亿年的水流溶蚀,形成现在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主峰牛角鞍海拔2566.6米,为太岳山群峰之最,更有亚高山草甸、原始次森林带及飞瀑群等奇观,吸引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被誉为“世外桃源”。三清寨是城东千里陉南北古道的必经之地,山上万木叠翠,怪石嶙峋,风景秀丽,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曾于此遭遇劫匪得到天神相救,事后为谢天恩许愿要在山上建造一座三清观,但因边境战事连连,迟迟未能了此心愿,驾薨后,辗转至宋真宗接位,方在山上建成了三清观。后来至清顺治元年(1644年),绵山抱佛寺反清的侯和尚被清军击败后退至三清观,随之,据观为寨,并将此山改名三清寨。还有灵石的古八景:“翠峰耸秀、汾水鸣湍、冷泉烟雨、霍山雪霁、两度秋晴、夏门春晓、苏溪夜月、介庙松涛。”这些源于自然的景观,不仅客观地展示了灵石山川的壮美,而且吸引了古今无数过往的文人雅士,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此外,灵石的名胜古迹还有各类遗址遗迹、明清牌坊、标志建筑、古老树木以及民俗风物,等等。它们与前面谈及的名胜古迹一样,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积淀,是灵石本土名胜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灵石县从古至今的发展变迁,实则也是灵石名胜文化的一部发展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政治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起步与发展,都伴随着文化的渗透,而文化的载体又依附于某一物体或某一行为。譬如:儒道佛等宗教文化依附于庙堂观宇;经济往来的商贸文化离不开古道与外界的沟通;供人们栖身的民居文化赖以各种窑洞或砖瓦房以及组合成的古村落;山川文化靠的是自然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或某种人为的因素,等等。它们随着时间远去,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自然会提升,当然,不包括所有的古道、民居、山川,而是指那些极富历史文化内涵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古迹等名胜,也就是我们现在统称的名胜古迹和名胜地。
从灵石县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到其名胜文化曾经的兴盛,现在尽管许多古迹已不复存在,但保存下来的依然品类众多,灿若星繁。它们都以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涵,印证着这块古老土地曾有过的文明,记载着灵石的历史传承和信息,也为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资源。因此,很值得我们去深度发掘和研究,并利用它们特有的历史气息和文化乳汁来弘扬我们民族的声威,拓展当下最为时尚的文化旅游朝阳产业,从而达到古为今用,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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