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逝》到《人生》——浅析涓生和高加林的爱情悲剧

⊙马 鸥［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阳 550000］

《伤逝》和《人生》分别讲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两部作品均以爱情启蒙为开始，男方担任爱情关系中的启蒙者，女方则作为爱情的被启蒙者，相处过程中男方会根据自身需要来决定女方在感情中的地位，从不同的时代背景来剖析这种爱情悲剧，从而进一步研究这种爱情书写模式的传承。

一、男主人公的性格探析

在两性关系中，性格占据了很重要的因素，性格不合的两个人，很难得到爱情的果实。对于《伤逝》和《人生》这两部作品，除去当时的社会背景因素之外，更应该从人物本身去分析。

《伤逝》中的男主人公涓生是一名试图对抗封建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从他向子君所传输的内容上看，他向往个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最开始他迫切地想要与子君分享新思想，将她视为知己。在看到子君身上的启蒙光环时，迅速向子君表达自己的爱意并且立马与其同居，迫不及待和子君建立家庭，这样盲目冲动的爱情反倒不会在涓生内心中扎根。以上可以看出，缺乏理性可以看作是涓生新思想中的缺陷，他在向子君表达爱意之前，并没有仔细考虑过他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因此在激情褪去，与子君日渐坠入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后，渐渐没有了共同语言。涓生始终端着启蒙者的高姿态审视子君的不足，涓生的失业更是在他们之间的感情上雪上加霜，生活的拮据和子君的沉默将潜藏在涓生内心深处的虚伪与自私渐渐显露出来。终于，在得知已经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涓生选择了逃避，他把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子君，而两人的关系最终以“我已经不爱你了”告终。涓生非常清楚子君已经无路可走，她回去后迎接她的是冷漠、唾弃，甚至可能是死亡，即使这样，他还是选择抛下子君。

《人生》中的男主人公高加林是具有改革开放初期代表性的典型艺术形象。高家世代都是地道的土地劳动者，他本人一直背着农民的身份，但又不是，他有文化、有思想，是高家村里唯一一个刷牙而不会被另眼相看的知识分子。文化和知识成了他在高家村的牌面，他认为他是特殊的，所以当他面对巧珍的追求时，他纠结的并不是自己爱不爱巧珍，而是顾忌到巧珍是个农村长大的文盲，若是与她在一起，那自己将会永远被困在高家村。之后巧珍为他的付出和改变，种种行迹让高加林为之感动，并最终接受了巧珍的爱。这样出于感动而发生的爱情在高加林的事业选择中开始产生破裂。来到县城工作的高加林，终于有自信重新与自己高中心仪的姑娘——黄亚萍交往，久而久之，黄亚萍的知性、学识使他动摇，在黄亚萍和刘巧珍对于他的事业及人生的帮助程度上，他选择了黄亚萍。最终，在高加林不能继续在县城工作的时候，他与黄亚萍分开了，在高加林的爱情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他的自私、自卑以及软弱。

二、两性关系中的爱情天平

传统的中国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能够支撑她们主动地去选择自己的爱情，而是作为一种生育符号被男性去挑选，整个社会环境并未给予女性在爱情方面选择的自由。假如一个女人鼓起勇气选择自己的爱情，社会舆论和世俗压力足以将任何妄图挣脱出来的女性压垮。对于《伤逝》和《人生》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子君和刘巧珍，她们都能为了爱而做出对外界的抵抗，甚至可以说，只要男方愿意，她们就会变得无比勇敢，成为自己爱情的守护者。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她敢于与爱人一起面对世俗的嘲笑和不善，抵挡生活所带来的贫乏和困难，正是源于她对涓生几近疯狂的迷恋，以至于她喊出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也正因为她对涓生产生的疯狂情愫，她在对涓生盲目的迷恋中迷失了自己，为了他们的爱情而做出一切出格的事。同居后，子君并没有因为涓生失业没有了经济收入就与他产生争执与不和，而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能节省就节省，以减轻两人生活的压力，但这在涓生看来却成了无能的表现，甚至对子君进行言语上的嘲讽。“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涓生觉得以前那个熟悉的、坚决的子君变了，变得这么懦弱，并且她的变化并非是从今夜才开始的。从涓生的视角中，子君变得越来越无趣，最终涓生单方面地选择抛弃子君。在涓生和子君的整段爱情过程中，爱情的天平始终倾向于涓生，涓生从始至终都担任着爱情的主导者。

《人生》中的女主人公——刘巧珍是农村长大的文盲，为了得到高加林的注意，巧珍勇于突破世俗的眼光，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是高家村里第一个用牙刷刷牙的姑娘，也是第一个坐在男人自行车后座的未婚姑娘，她不怕周围人的嘲笑，也敢于反抗父母的旨意，她对高加林的爱热烈而真诚，勇敢而无畏。

后来高加林为了自己的事业选择与巧珍分手，面对精神契合的黄亚萍，同时也面对即将辉煌的灿烂人生，高加林站在他与刘巧珍的爱情天平的主导位置，单方面发出对刘巧珍的分手信号，直到高加林失去了自己在县城里的工作，他才想起高家村里朴实大方的巧珍，而那时的巧珍已成人妻。

三、书写模式的相近

在两部作品中，虽然涓生和高加林出自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事业以及情感发展却有着相似之处。从两个故事里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在个人发展与爱情面前，两个男主人公都选择了前者，并不是不爱，而是相对于爱情，他们都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的事业。

《伤逝》是一部以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作为精神武器对封建礼教进行抨击的作品，但不是讲述五四青年怎么样突破重重阻挠去追求自由的爱情，而是描述他们自以为冲破封建礼教后二人的生活变故，揭示继“娜拉走后”的“中国娜拉”们的悲惨结局。

在《伤逝》中，鲁迅在阐述方式上选择了用主人公的手记来展开，从主人公涓生的视角讲述他和子君的情感历程。在故事的开始，涓生如同着了魔一般，对子君魂牵梦萦，每一刻都在对她产生期盼，在等她的过程当中，涓生什么书也看不进去，因为他总是在注意门外的声音，直到听见熟悉的鞋声，涓生便出门迎接。接着，涓生便开始在他的破屋子里向子君传输现代人的观念和自由人权，像一位老师将自己的思想分享给学生。在后来子君石破天惊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时候，他们的爱情被推向了高潮。同时，这句充满启蒙意义的话语实实在在震撼了涓生，他甚至说道自己仿佛可以看见中国女性即将迎来的曙光。后来两人在吉兆胡同同居不过三星期，涓生便写下“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即所谓真的隔膜了”。涓生在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存在不和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及时与子君进行沟通，而是一味责怪子君，把两人之间存在的矛盾都推到子君身上。为了求生，终于他还是以让“她毫无挂念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为借口抛弃了子君。

在《人生》中，路遥以男主人公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的工作为故事开头来展开，在他被迫无奈当上农民之后，美丽善良、家境优渥的刘巧珍向他抛出爱情的橄榄枝。面对巧珍炽热真诚的爱意，再加上当时正处于事业的低谷，高加林接受了巧珍对自己的爱。在他们恋爱期间，女方为男方付出了很多，甚至不顾他人的眼光当着村里人的面坐他的自行车。当高加林去往县城发展自己的时候，又与高中同学黄亚萍相互吸引。就像作品中所写的“他们在一起可以高谈阔论，可以漫步在林间小路上交流思想……”高加林就这样在两个女人间周旋，后来他为了自己美好的前程绝情地抛弃了巧珍，接受了能够给他带来帮助的黄亚萍。高加林最终被人曝光出“走后门”这件事，黄亚萍因为各自的身份不同而放弃了他们的感情，而这个时候巧珍已为人妇。

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不管在任何时代，爱情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发展。性能够给男女之间带来生理上的愉悦，情则可以带给男女之间以精神的满足。回顾《伤逝》和《人生》，启蒙时期的涓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加林最终都迫于自己所无法承受生活带来的压力或者无法拒绝外界带来的诱惑，从而在生活和爱情的选择中，放弃了爱情。

从古至今，在人们赞扬的英雄历史中，男性一直充当着主角；而在人类的情感发展中，女性则经常扮演被抛弃的对象。这种文学书写形式反复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例如《诗经·氓》阐述了男人在婚前婚后对待女人的变化；《莺莺传》中张生对崔莺莺的追求到相恋再到抛弃；在《一个诱引者的手记》中，男性将征服感情当作是一种成就和人格魅力的体现，并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情；《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男性始终为了自己的事业和自身的美好前程放弃和女性的感情羁绊。但在这些爱情悲剧中，其悲剧结局的根源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中。王岳川先生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认为：“母权社会早于父权社会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但随着父权制度的发展，女性的地位逐渐落至社会低端。父权社会以一种看似秩序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将女性变成男性的附属品。通过一系列的贬低来对女性进行压制和规范，在这场无声的性别战争中，男性获得了不容置疑的社会主导权，被边缘化的女性在男性制定的规则中生存，并且需要绝对服从男性制定的伦理，拥附于男性甚至屈服在男性强劲的虚荣之下，以此平息父权社会中男性成员普遍存在的焦虑。这种情况下的女性是没有任何话语权与选择权的，更不用说精神自由。”

久而久之，在这样的观念下，男性便成了男女之间情感的主导者，进而，在不得不面对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他们的自私、软弱、逃避就会暴露无遗。从深层次来说，在这样的爱情书写模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观念在涓生和高加林身上的体现。

① 曲雪峰：《小说〈伤逝〉爱情悲剧的重新审视》，《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第32-33页。

②③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 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⑥ 谢真元：《古代小说中妇女命运的文化透视》，《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⑦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