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无风之树》——黄土高原土风的“我弥留之际”

前言

山西作家李锐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小说创作与基层民生的结合，并以其吕梁山故事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乡土小说而蜚声国内文坛，在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他有意识地追随福克纳以意识流叙说美国南方故事的理念，开拓他的吕梁山叙事，并逐渐走向成熟。从叙事角度讲，包括主题构建、人物塑造和象征手法的运用方面，李锐在其长篇小说《无风之树》里清晰而自觉地借鉴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把数十载前美国南方的历史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完美地再现于他的真正的故乡——山西农村。《无风之树》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的诸多关注，除了国内渐增的研究论著，国外也陆续出版了各种语言的译文，纽约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约翰·巴尔科姆（John Balcom）翻译的英文版，

Trees without Wind： A Novel

。在这部英文版的前言中，巴尔科姆认为《无风之树》是李锐最好的小说之一，这也反映出李锐及其构建的黄土高原乡土文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荒谬”主题：绕不开的生与死

生与死是福克纳和李锐小说的最基本主题，当然这也是整个文学史上所有伟大作品的最基本主题。加缪宣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有趣的是，福克纳《我弥留之际》和李锐《无风之树》都跟送葬（埋葬死者）有关。《我弥留之际》自不必说，按作者所说：“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是从一个短篇小说演化而来的。”这个短篇就是《送葬》。

罗兰·巴尔特曾说过对世界的叙事不计其数，此言极是。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会变幻出不同的叙事可能性。同理，任何一部小说里面，不同人物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叙事，构成“众声喧哗”。20世纪初欧美兴起了对小说创作加以严肃反思，并以心理学界的新理论来革新小说创作的“意识流”文学。福克纳在此文学历史背景之下，在美国开始自己的意识流叙事，《我弥留之际》堪称他的最佳代表作之一，该作品即呈现了多人物、多视角、多声部的“众声喧哗”似的叙事方式。

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是对福克纳以自己的家乡为原型的、疲惫、慌张、迷茫、垂死、无意义的美国旧南方的一次送葬，埋葬已死然而又“不死”的死者，小说中的苦难不是不死的死者的，而是那些被诅咒的送葬者，死者的儿女，他们在煎熬中挣扎，在意识的苦海里逐渐走散、迷失。小说用一个女人（女死者，同时又是生育者、母亲），撕碎整个美国南方的社会秩序和旧道德，死去的是又一个西比尔，她吊在艾略特的笼子里，对一面是无知单纯、一面是清白如纸的孩子们说“我要死”，一面又在跟行尸走肉一般活着的自己搏斗。

李锐小说糅合了黄土高原（陕晋）小说的“民风之气”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意识流”的叙事风格。前者是其行文的被面，后者是其叙事的针线。有一个较为公认的说法，黄土高原（陕晋）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土”与“色”的结合，又土又色，土是残酷凄凉的生活现实，色是对令人窒息且无望的生活现实的“绝望挣扎”或者“自甘沦落”。李锐小说的结尾大多为开放式结尾，是对前面整体叙述中全部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包含戛然而止和重寻意义。《无风之树》发展自《厚土》中的一个短篇《送葬》，原用意也是描绘一个群落的生与死。改编成为长篇小说后，作者依然把生与死设置成其基本主题，最底层的拐老五的死，象征了这个山村里所有人的不同形式的死，同时也象征着整个群体精神与道德的“死”。拐老五之所以选择悬梁自尽，是为了保护暖玉和她的（道德与精神的）名声，也是为保护自己的（道德与精神）清白，在荒谬而恶毒的外部环境压迫下，他的死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也被赋予了某种高尚的意义。此时死的意义大于生。拐老五死后，暖玉离开了这梦魇般的生活，毅然决然地从满是罪恶、无以为继的山村出走。出走不只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期待，对未来、对更好的人生和人性的期待。此时，生的意义大于死。

二、“苦熬”人物：微缩的部落群像

李锐在人物叙事发声上，同样借鉴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我弥留之际》里，情感疏离、生死两隔的父母、彼此孤独相对的五兄妹是核心叙事者。对福克纳来说，要想呈现一个广阔地域中的庞大人群的生活现实，最基本、最简单的单位（家庭）其实就足矣，可以达至“一沙一世界”的效果。因为这个本德伦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他的家庭和社会，甚至文化的代表价值和存在意义。《我弥留之际》虽然聚焦同一家人（本德伦一家父母和兄妹），但这一家七口人有着七种迥异的声音，表面上混杂而喧闹，折射出的是家庭成员的情感疏离、家庭概念的丧失、个体无法摆脱的孤独，但内里这些混杂喧闹的声音最终指向美国旧南方生活的失败和对人生意义的解构。旧农民代表安斯本德伦、旧的被压迫女性艾迪本德伦、新的被压迫女性杜威德尔本德伦等人，当他们构成一个家庭单位，就成了美国南方被扭曲社会牺牲者的完美样本。福克纳巧妙地用一个典型性的家族就描绘出了整个失败、失意且失忆的美国南方，这个本德伦家族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部落群像。

《无风之树》的基本人物“都是被社会强烈挤压到丧失基本生存环境之人，他们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小说依赖十几位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各自代表一个“阶级”“群体”或“部落”。包括想彻底实现无产阶级理想的红二代苦根儿、圆滑又霸道的刘主任、作为反映人性丑恶的一面镜子的暖玉和良知最后的代表拐老五，他们为自己发声，也为自己背后的那群人发声。同本德伦一家一样，这些人已经足以构建一个特定生态环境下的微缩部落群像。

一个角色就是一个世界，以其视角铺展其所处的世界的模样和本真，作家在这一点上难度其实是很大的，其实究根结底，一部作品诞生自作家生活与思想的融合与演绎，但多视角多声部小说强制性地要求作者分化不同声音，构建喧哗的众声。“当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讲述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不要说世界，就是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和细节都会截然不同。”

三、“麻雀”象征：小地方与大意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的是最微小的生物或物体都有其完整的系统。小说创作始终关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福克纳和李锐都是以一个有代表性的小地方来书写它所代表的更大空间，以此赋予这个小地方“宏大”的意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李锐的吕梁山里的小村落，最终都将升华为更广阔的地域（美国南方和中国农村）和更宏大的意义（人类的生死现实）。

约翰·巴尔科姆认为李锐创造的遥远偏僻山村背景很重要，非常有意义（The remote mountain village setting is also significant.）。李锐将自己的小说创作扎根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以山西吕梁山脉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乡土生活之中，反过来又把这山西乡土生活楔进自己的小说世界，然后将其夯实。有人认为：“李锐笔下的乡土社会，无论矮人坪还是五人坪，都是所谓化外之地，是被外界遗忘了的地方。”但是这看似天高皇帝远，与现代社会相隔遥远的“化外之地”并非真的“化外”，而同样是极好的样本，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揭示一个特定时期和特点地域，比起更现代、更时尚、更发达的地区，无论矮人坪还是五人坪，都有着足以反映人生、人性的素材，一样都不少。而由于其独特性和极端性，样本价值甚至只增不减。李锐以最微小的地方写作宏大的地域概念，一如福克纳的“邮票说”。李锐的乡土文学算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之一，其中浓浓的乡土（农村、农民、山野）味道，让他的小说处处散发着别样的“土风”，现代年轻读者或许对这样浓重的土风味道有一些疏离感，甚至带有一丝轻蔑，但正如龙应台评论莫言时所言：“（乡土的文学）可以彻底看到村落的经验是如何给人充沛的生命力，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朱八八：《莫言在台湾受追捧，龙应台自叹不如》，https：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李锐的小说创作。

结语

苦难的生活折磨苦难的人群，同时也孕育出叙说苦难的作家。福克纳和李锐，虽相隔数十年和大半个地球，但同样来自原罪般苦难生活的两位作家，均直面“惨淡的人生”，勇敢诚实地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揭示苦熬众生的生存困境，挖掘其生存意义。《无风之树》写的痛、写的狠、写的恶，正如同《我弥留之际》，《无风之树》在绝望之后也给了生存的意义，苦难的人要继续走下去，直到迎来希望。李锐对福克纳的借鉴是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李锐在做简单的模仿，李国涛等人就认为：“可以看出作者（李锐）受到福克纳的影响，但并没有生搬硬套。无论精神或艺术的掌握和应用如何，它都是民族化和个性化的。”凭借着《无风之树》，李锐真实高效地呈现了又一部黄土高原土风的“我弥留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