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护》内外的“瞿王之恋”

⊙李佳铭［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2］

《韦护》是丁玲创作于1929年末的中篇小说，1930年1月至5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篇小说系以挚友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小说发表后，瞿秋白于1930年末曾托胡也频捎信给丁玲，信末署名便是“韦护”，可见也得到了瞿秋白本人的认可。不过即便其中的情节与人物十分真实，对于现实的还原度较高，我们也不能把其当传记坐实了来看。事实上，在丁玲写完初稿拿给胡也频看时，二人意见曾产生分歧，胡也频坚决要求丁玲重写，在《我的自白》中，丁玲回忆道：“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丁玲自己也承认她是对现实事实本身做了修改后才写进《韦护》中的，“有的朋友很不满意，说我把《韦护》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因此，通过丁玲本人的叙述可以看出，即便《韦护》有原型，其中依然存在许多对现实改写后的情节。

一、从瞿秋白到韦护

小说中，作为革命者与大学教员的韦护在和丽嘉陷入甜蜜而炽热的恋爱之后，几乎是完全放下，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工作，整日沉溺于二人世界的一方天地中，甚至一有空闲时间，连小小居室的门都不愿踏出一步，以至于连曾经最喜爱的诗歌创作都丢下了，对于工作，他更是敷衍，身边同事都对他抱有看法甚至敌意。书中对于二人间甜蜜爱情的描写十分细腻，有多处情节展示了韦护在这段恋爱中不断迷失自我的过程：

很快的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两人变成一对小鸟儿似的，他们忘记了一切，连时光也忘记了。他们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这小房子里……他们的眼光从没有离开过，而嘴便更少有停止了。

“韦护，你还作诗吗？”

“不做了，我的生活已经全盘是诗了，还需要很笨的去做吗？而且我没有心去写了，心都在你的身上。”

从这些描写中，丁玲为读者展现了一对完全沉浸在爱情中的恋人形象，结合后的二人如胶似漆，一刻也不愿分开，比起精神上的交流与陪伴，二人的感情在丁玲的笔下更带有些情欲的味道。在恋爱中，韦护抛弃爱好，丢下工作，失去自我，但并不以为意，他的心里全然只有丽嘉一人。读者不禁要问：这样的韦护真的是一个革命者形象吗。如果单独摘出这些描写来看，相信读者只会联想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些词汇，绝不会将韦护与革命队伍的战士联系到一起。然而现实中的瞿秋白真的如此吗？通过阅读丁玲回忆瞿秋白的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笔者认为，现实中的瞿秋白并没有如书中的韦护那样夸张：

（秋白）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

秋白在学校的工作不少，后来又加上翻译工作……我见他安排得很好……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上支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看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改动。

可以看出，丁玲回忆中的瞿秋白与小说中塑造的韦护有不小差距，一个将爱情与工作协调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从爱情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动力；一个则陷入爱情与工作的矛盾中，任何一边都无法顾及周全。丁玲在将瞿秋白作为原型书写时，也夸大了他身上的矛盾。当沉溺于恋爱中的韦护幡然醒悟，这才发觉已离曾经的自己十分遥远，而此时，韦护并没有采取任何折中调和的方法，尝试去平衡丽嘉与工作的矛盾，而是选择了远去广东，将痛苦狠心地全丢给丽嘉。丁玲笔下呈现的韦护是一个对待爱情与生活颇为幼稚、遇到问题只想逃避、心智不成熟且有些自私的成年人形象。事实上，比起小说中爱情的戛然而止，瞿秋白曾为这段爱情的平衡与挽回做过自己的努力。王剑虹于1924年1月23日曾写给瞿秋白一封信：

你问我“容许你‘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相‘调和’不？”我想了又想，归于“茫然”，不知怎样答你！“社会的生命”，“恋爱的生命”，“调和”，“不”，——不，我实在不会答复你。我还不懂什么是……你要回上海便回上海，你不能回上海便不回上海……你且莫问我什么“调和”……我不懂……那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调和便怎样？不调和又怎样？……我看着你的影儿好笑！我对你讲：你原意怎样，要怎样才觉得心里好过，那便是我容许你的，便是我要你的，便是你所谓我“命令”你的。这个答复满意吗？

从这封王剑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对于二人的感情是有顾虑的，并且希望以折中调和的方式来让感情顺利地维持下去，以修补感情与革命的矛盾。而在小说中，丁玲笔下的韦护对于同丽嘉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一直避而不谈，试图以表面上更加浓烈而炽热的爱来解决矛盾，当丽嘉善意提醒韦护已将工作丢下太长时间时，韦护也并未采取委婉的方式，想办法耐心地去解决工作的问题，而是以急转直下的姿态去逃避。因而才会给读者一种革命强制介入爱情中书写的突兀感，认为小说中丁玲对于爱情描写的篇幅与细腻程度远远胜于革命，革命反而成了空洞乏味且缺少说服力的事物，最后结局的逻辑缺乏支撑，陷入了模式化的僵局。

通过上述两则现实与小说的对比可见丁玲在塑造韦护这个形象时，对于现实的瞿秋白是有变动的。那么丁玲为什么要删掉与改写其中的部分内容，将其中的逻辑略去，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加以思考。

第一，丁玲知晓“瞿王之恋”中早有不和谐因素，但出于对挚友剑虹的维护，因而略去瞿秋白的平衡与调和，使读者将感情失败的原因重点关注在韦护方面。张志忠曾提供一条线索，认为早在1928年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的不和谐就已初露端倪。丁玲在该小说中对瞿秋白进行了间接指责：“唉！从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后的生活，虽说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来。神为什么要去捉弄这些在爱中的人儿？蕴姊是最神经质，最热情的人，自然她更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遮饰不住的虚情……”作者在小说中的描写使人不自觉地进行遐想与猜测，联系丁玲于1931年5月在《我的自白》中讲到好友瞿秋白时转引了后者的自述：

他曾说，他爱她并不如他诚恳的那样，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的爱他，而他故意写诗，特意写的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地讨论一切问题，回家时，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关于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他曾老老实实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我能执笔把它完全笔之于书。

其中“故意”“特意”二词值得重点关注，丁玲对“瞿王之恋”中的不和谐是知情的，在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中，两人的感情投入并不对等。在瞿秋白后来察觉到自己无法平衡爱情与工作时，仍然采取了隐瞒甚至欺骗的做法，并且为了敷衍王剑虹，故意写一些情感缠绵而并不以为然的情诗，使剑虹仍沉浸在二人世界中并对感情抱有极大信心。作为剑虹的挚友，丁玲对于瞿秋白的这种做法显然肯定是有怨的。

因而在韦护身上隐去瞿秋白主动调和与王剑虹的恋爱，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丁玲认为将调和的内容写在书中实际已无必要，她知道瞿秋白曾尝试的平衡并非真心出于对王剑虹不可分离的爱，瞿秋白真正想要的是与后来既是爱人也是党内同志的杨之华相恋爱那样的“融合”——瞿秋白于1929年3月15日曾致信杨之华，信中写道：“好爱爱，亲爱爱，我俩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俩的工作也要融合在一起。”可见调和不过是“瞿秋白对王剑虹恋情中的虚与委蛇”，并无诚心想兼顾王剑虹与革命工作的想法。当然只根据丁玲的一家之言，我们无法确证与指责瞿秋白的虚伪与薄情，笔者在这里想讨论的只是丁玲在选择材料进入文本时的考量。其次，是出于丁玲对王剑虹——丽嘉形象的保护，韦护在面对丽嘉做出艰难的选择之前，其实并没有实际投入革命的工作，他只是在心里不断放大丽嘉与工作间的矛盾，因而最后的出走也带有强烈的逃避色彩，将瞿秋白的主动调和隐去，使读者在理解这段恋爱失败的原因时重点放在韦护心中的内在矛盾，而非丽嘉一方。

第二，丁玲本身在创作小说时就并未想把韦护写成革命战士，因而在展现韦护的心路历程时，并非从英雄的维度对其革命思想进行刻画，而是更多展现了韦护作为“人”的个体其内在的心灵斗争及懦弱的一面。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文坛上掀起了“革命加恋爱”模式题材小说的创作，从五四而来的追求人的个性解放逐渐为社会解放的需求所替代，个人的个性主义启蒙已不再适应主流意识形态需求。正如茅盾所言：“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长久站在这空气之外……丁玲女士开始以流行的‘革命与恋爱’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那《韦护》。”但事实上，革命并不在丁玲最初的创作意图中，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曾说：“好些人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我真觉得冤枉。因为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读的时候，才很厉害地苦恼着，因为自己发现这只是不满足于写作‘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如果按照寻常革命加恋爱题材小说的模式，丁玲应当创造一个坚定的韦护，对革命抱有着绝不动摇的意志，任何诱惑都阻挡不了韦护献身事业的热情，在全书笔墨的分配上也应当更侧重于革命，但正相反，丁玲并没有这样进行创作，她保留甚至夸大了韦护作为一个寻常人的情感，将其沉醉于恋爱的状态以及后来的矛盾暴露得十分完全。

从南京到上海，瞿秋白对丁玲的思想有着很大影响，二人相识于1923年8月，当丁玲还沉溺于个人主义的生活时，是瞿秋白引其走上了革命道路，因而丁玲对瞿秋白也有着同情心的理解。“我想，一个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急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因而强硬地将瞿秋白改写为一个革命志向坚定的战士违背了丁玲珍爱作为个体的自我坚持的信念。其原本的意图是在纪念性的创作中发觉瞿秋白的个性矛盾，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是想要“从个人感情生活的角度反映个人在走向社会过程中的矛盾与抉择”，而非深究革命与恋爱的高低关系。写出其间矛盾，并非因为丁玲否认瞿秋白的革命精神，相反，从各个时期丁玲记叙瞿秋白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始终都对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比起丁玲后来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所塑造的更标准的革命者形象若泉与望微，韦护显然并不符合当时文学创作的规范，但一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人，有着自然的需要，其次才是一个革命者。《韦护》并非丁玲响应“革命与恋爱”流行模式的创作，她想要写的是革命在发生转向时一些新的事与新的人以及这个转型过程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丁玲追求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展示，而非弘扬革命至上的观念。所以在对韦护形象的塑造上，便保留了这些后来革命文学往往不会写的内容。

二、从王剑虹到丽嘉

（一）对丽嘉性格的塑造

根据丁玲回忆，瞿、王二人在相处交往的过程中虽然对彼此暗生情愫，但却始终没有什么明确而主动的表示，只得都在暗恋的相互猜测中一边甜蜜一边痛苦着。“施存统问我：‘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我摇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堕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说你猜猜。’”丁玲在施存统那里得知瞿秋白陷入了恋爱中，回去将此事告诉了王剑虹，但王剑虹的反应却超乎寻常的冷淡，甚至说过几天要回四川去，丁玲不解地询问王剑虹，而“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她甩开我就走了。”丁玲感到十分不解，直到后来在王剑虹垫被下发现了她写给瞿秋白的情诗，这才知晓其中的秘密。丁玲再三思考后，还是决定把剑虹的心意告诉秋白，于是去了瞿秋白的住处，将王剑虹的诗稿慎重地交给了他，并表示了自己对于二人感情真挚的祝福，这才解开了瞿王二人的心结，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丁玲算是二人感情的媒人，按照二人的性格，如果没有丁玲的促成，二人间的互相暗恋与折磨需要很久才能被捅破。在丁玲的记叙中，对于王剑虹的性格有如下的表述：

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她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气了，我只为她难受。我把这诗揣在怀里，完全为着想帮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间里踱着。

可以看出，王剑虹虽然内心十分渴望真挚的爱情，但在表面上依然以一副冷若冰霜的态度来应对，这与她的原生家庭有一定关系。王剑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因而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不会轻易将不安与悲伤示人。读者在丁玲回忆中看到的剑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但同时自信不足又有些怯懦、习惯掩饰情绪的人。对于瞿秋白的朦胧感情，即使是和自己情同亲人的丁玲，剑虹也是讳莫如深的。但在小说《韦护》中，丁玲一改王剑虹的这一性格，丽嘉活得张扬，爱得肆意，充满着原始的感染力和生命的活力。

丽嘉出场满带着自信，与韦护的第一次见面便带着锋芒，“她坐在桌子对面，紧紧的瞅着韦护，两个圆圆的大眼，大张着，发着光，显得逼人似的。”这里的丽嘉完全洋溢着青春的力量，有着独属于年轻女性的活力，那双“妩媚，又微微逼人的眼睛”满写着追求个性与崇尚自由。在与好友珊珊闲聊中，丽嘉并不掩饰自己对于韦护的关注与好感：“‘你说韦护如何？’珊珊想不出应怎样答应。这是第一次，她不愿将韦护太夸奖了，在丽嘉面前。她只说：‘这人很聪明。’‘是的，我还没有遇见一个人能如他这样的人。珊珊，你说呢？’”在与韦护第一次见面后，丽嘉和珊珊聊天时便将话题引到了他身上，十分坦荡而直接地与好友交流自己的感受。而在丁玲的回忆中，王剑虹对瞿秋白的好感是隐藏得很深的，从不与自己交谈过多，即便因误会以为瞿秋白爱上了别人，也仍然在极度掩饰自己的失落。而书中，在爱情来临时，丽嘉虽然也带有独属暗恋与暧昧的迷茫，但感受到了韦护对自己可能有的爱意，她还是勇敢而积极地主动迎了上去：

可是丽嘉却随着他走去，他快走，她便跳着跑着；他一慢，她就悄声的咕咕的笑起来了。韦护不懂她意思，以为她特意跑来逗他玩，他忍不住掉头望了她一下。只见她静静的脸上布着一层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浅薄的倨傲和轻率的嘲讽，只是一派天真而且温柔。……“我是来找你玩的。这几天我太寂寞了，我有许多说不出苦恼，只希望你来谈谈，你却不来。今天我跑到这里等你，足足站了半个多钟头；你又不理我，借口说有事，我很失望；但我跟着你跑来了。我相信你不至真的就不再同我说一句话了。韦护，我们一向都很好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她蹿到他身旁，一边走，一边说，又一边不住的拿眼睛来观察他……她稍稍跑到前面半步，反转脸来望着他说：“韦护，我只相信你！”

丁玲在书中让丽嘉做了爱情中主动的一方，面对着对自己有些冷淡的韦护，不但没有逃避，反而积极用炽热的爱去融化韦护心中的坚冰，使韦护之前坚定下的决心不值一提。笔者认为，丁玲在此处的改写沿袭了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由恋爱的观念。面对爱情坦然而主动的丽嘉会使读者联想到丁玲早期作品中莎菲的气质，丽嘉所体现的生命力带有着原始感染力的号召，在她身边的人也因此从她身上获得了生命的活力，从而聚集在她周围。而正是丽嘉明朗活泼的外貌与朝阳般的青春吸引了韦护，正如韦护所说：“这热情的，有魔力的女人，只用一只眼便将他已死去的那部分又喊醒了，并发展得可怕。”对爱情的自由追求正是五四时代人们用巨大力量才争取的，而这也是丁玲所珍视与不愿放弃的，这种思想由莎菲的身上沿袭到了丽嘉。虽然在“革命加恋爱”模式文学创作的背景下，丁玲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已与莎菲时期不同，但对于“莎菲之气”，丁玲在创作中仍有不自觉的坚持。可以说，丁玲对丽嘉形象的创造，是以王剑虹为原型，但同时又带有莎菲的痕迹。

不过，丽嘉对于爱情的理解虽仍然带有莎菲式冲动的影子，但却又不同于后者。“只是太崇拜了自由，又厌恶男性的自私和浅薄，所以他们处处就带了轻视”，丽嘉经常去戏谑嘲笑如柯君那样平庸而又自作多情的男生，而革命者韦护的出现让丽嘉眼前一亮，他不卑不亢，从容自信，稳重得体，对于生活、艺术和革命都有着独特的见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者”。可见，丽嘉对于韦护的爱是有选择的，所爱之人的形象也不同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苇弟与凌吉士，而是在灵魂契合下的有欲望的恋爱。

（二）对剑虹结局的改写

在王剑虹与瞿秋白堕入甜蜜的恋爱不久，丁玲就离开二人北上，虽然因为孤独对剑虹有些许的“埋怨”，但更多的仍是对二人感情顺利的祝福。可是，不幸总是突如其来地打破宁静。“一天，我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因为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半个月后，丁玲收到王剑虹堂妹从上海的来电：“虹姊病危，盼速来沪！”等丁玲匆匆回到上海，却连剑虹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丁玲和王剑虹，情同亲人的挚友，就这样阴阳两隔。而在小说《韦护》中，丁玲隐去了王剑虹去世的结局，一改物是人非的凄凉氛围，让丽嘉从强烈但也短暂的悲伤中很快地重新振作了起来，和珊珊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可是这时天已在发亮了。市声轰起，她仿佛明晰的看见那海中远去的船，而韦护正以苍白的脸色，向着海的这方。于是她又哭起来。她递过一双手去给抱着她的珊珊，无力的说：“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只是我要慢慢的来撑持呵！唉！我这颗迷乱的心！”

丁玲在回忆散文《韦护》中谈到如何结局时说：“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经过丁玲改写后，丽嘉的振作虽然来得及时，但在读者看来却缺少必要的逻辑，一个陷入恋爱至深的女人为何可以仿佛脱胎换骨般如此快速地从阴影之中走出来，这或许是小说很大的瑕疵，但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是丁玲为何宁愿舍弃其中的逻辑，也要对丽嘉的结局进行改写，笔者认为有两层原因：

第一是作者“不忍”去写。丁玲对于瞿、王二人的感情经历是有着深刻体悟的，在这段恋情伊始阶段，丁玲满怀希望地祝福二人：“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后来，当丁玲看着剑虹在爱情旋涡中越陷越深，“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时，她的内心是惶恐而不安的，但作为局外人，除了担心却也无法插手。在丁玲的回忆中，剑虹本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她也成了参与学生会工作的积极分子，以尖锐而辟透的口才激起同学们的热情。这像烈火与利剑的尖兵在遇到瞿秋白之后反而沉醉在个人世界的恋爱中，甚至失去了生命。其实，丽嘉对于韦护的事业是坚定支持的，在丽嘉的心里，是希望自己与工作在韦护的心中共存的，不必非要做出选择，当韦护最终丢下丽嘉，丁玲让丽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实际也是换了另一种方式让韦护依然陪伴在丽嘉的身边——恋人虽然离去了，但留下的革命种子却在丽嘉的心里生根发芽。丁玲知道剑虹对秋白的深爱，对于有着亲人般感情的剑虹，丁玲不忍写真实的结局，既然剑虹的生命已不会再回来，不如将剑虹无法再完整的青春在小说中得以呈现，让她恢复当年的青春与张扬，从而将这段爱情对其的伤害降到最低。所以出于“不忍之心”，丁玲在结尾处做了处理与改写。

第二，包含了丁玲对于女性应走之路的看法。在《我的自白》中，丁玲说道：“那时，我每天沉思默想：假如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面对爱人的离去，丽嘉选择了与珊珊彼此扶持，多少流露出了作者认为女性应自强自立，不应当依附于男性的观念。对剑虹结局的改写也包含了丁玲作品转型的轨迹：从莎菲到丽嘉，丁玲不仅看到了“五四”女性个性解放的亢奋与失落，也用丽嘉的选择向读者展示了社会革命转型时期女性走向成熟的内心世界。时代已不再容许“莎菲们”还沉溺于追求恋爱的个人世界中，阶级解放与社会革命成了主旋律。于是“莎菲们”变成了走向革命的“丽嘉们”。在丁玲笔下，女性的世界应当是广阔的，她珍爱作为女性自我的意识，并将其放到时代的革命语境中进行思考，这也是五四之声的延续，展现了丁玲对知识女性寻求自我出路的期许。表面上看，爱情与革命不可兼得，但其实正是爱情赋予了革命深入人心而生生不息的力量，爱情与革命通过丽嘉的结局呈现出了巧妙的对话。

我国虽也有相应的举报制度，但仍有待改进和完善。首先要建立专门受理举报案件的机构，要有固定的人员组成。对举报人的信息要严格保密，对于泄露举报人和举报线索的人员要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对于提供真实线索的举报人，要给予高额的物质奖励，提高举报人举报商业贿赂行为的积极性。这些做法不仅能提高举报人举报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也能对商业贿赂的实施者起到威慑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商业贿赂的发生。

实际上，丽嘉走上革命之路的结局也投射了丁玲与胡也频恋情的影子。1929年和1930年，胡也频分别创作了小说《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前面》，皆是以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分别描写了身为政治要人的少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女主人公，受到恋人的启蒙加入到革命的实践中。当时正在恋爱中的丁玲和胡也频就马克思主义以及《韦护》写作的问题进行过许多交流，胡也频对丁玲写作此书的鼓励和影响是很大的。左联成立后，胡也频“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随着胡也频的迅速左倾，丁玲也深受其影响——于1930年5月参加了左联。爱人远走之后，决心收敛个性，好好做出事业的丽嘉恰恰对丁玲日后的道路做了一次隐喻和预言。

可见，丽嘉虽然以王剑虹为原型，但同时也是丁玲笔下的人物，也是作者进行自我申张、自我投射的窗口，与丁玲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丁玲在《韦护》中对于“革命加恋爱”模式有所背离，但同时亦有更进一步的突破：传统“革命加恋爱”模式中男性抛弃了女性走上了革命之路，而丁玲将被男性抛弃后女性的出路也写了出来。丁玲比起莎菲时期对于爱情有了更辩证的思索，在书中也表达了她对爱情与革命的双重诉求。《韦护》之后，丁玲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作为丽嘉的某种呼应补充塑造了更加主动投入革命阵营、有追求有觉悟的美琳，这代表丁玲在丽嘉之后，进一步探索女性在社会变革时期，在时代革命浪潮下的地位与处境，面对个人情爱与集体命运应当何去何从的思考。而丁玲在《韦护》中对剑虹结局的改写，一方面营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叙事氛围，一方面也给出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初步但也鲜明的答案。

三、结语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文学创作方向转换的年代，“不仅人的思考中心发生转移，思维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势的探求”。文学呈现出的内容以及传递的思想也因此逐渐从“五四”之风变为另一种形态——恋爱不再等同于革命，革命必须放弃恋爱，即便“写恋爱时也是从礼教与恋爱的冲突到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了”。作者身处时代旋涡中，不可能脱离其规范与影响，身上自然也带着这种转变的痕迹，从“莎菲”而来的丁玲，其创作也因与时代联系的日益紧密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韦护》中，即便“革命加恋爱”模式非为作者创作的初衷，小说里对革命事业的描写也缺乏一定的逻辑，但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可以看到丁玲由个体女性经验的书写转向了革命叙事。

不过在《韦护》中，丁玲对于创作仍有着自我的坚持，在规范下尝试“戴着镣铐起舞”。她没有“照相式地”反映瞿王二人的生活及感情经历，也没有如当时革命文学规范所要求的，完全套进“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中。对于曾经的人和事，丁玲有所突出，有所回避；有的地方浓墨重彩，有的地方淡而化之。对于瞿秋白，她没有如革命文学规范的那样，写一个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士，而是展现了其为“人”的独特生命体验；对于丽嘉，她改写了剑虹的性格与去世的结局，写出了女性也应有自己独立的一片天空；对韦护与丽嘉的塑造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作者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困惑纠结与冷静思考，丁玲以改写的方式在小说中讨论了个体的权利、自我的完满在时代与社会的要求下其位置如何的问题。在人物塑造上，丁玲试图从当时文学书写的规范中逃脱，加入更多自己的情感与态度，也保留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真实性。

对瞿王二人恋爱的书写，既是如丁玲本人所说，出于对他们的怀念，其实也是丁玲自我说明与自我伸张的需要，特别是其中被改动的部分。文学是社会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实践，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向读者展示自己人生观、价值体系与创作选择的过程，而通过了解丁玲如何改写，探究背后内在的原因与动力，也可以观照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坛创作的风向以及丁玲的心路历程及思想变化，更加丰富了《韦护》的可解读性，这便是笔者本文的目的及意义所在。

①②⑨29丁玲：《我的自白》，《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第300页，第299页，第299页。

③④19 20 21 22 23 25丁玲：《韦护》，《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第109页，第43页，第47页，第88页，第89页，第64页，第123页。

⑤⑭⑯⑰18 24 26 27 28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第103页,第88页，第89页，第90页，第96页，第102页，第91页，第82页。

⑦参见任雨菲：《〈韦护〉——披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载于《哲学文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81页；参见常彬：《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左联初期丁玲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不自觉背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181页。

⑧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⑩瞿秋白：《致杨之华（1929.3.15）》，转引自李晓云：《瞿秋白书信一束》，载于《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第6页。

⑪张志忠：《强化史料意识，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第159页。

⑫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

⑬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页。

⑮3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第208页。

30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32 茅盾：《关于“差不多”》，《茅盾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