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分六门”与“六要”“六长”——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解析

北京 张晶

刘道醇，宋仁宗时人，北宋前期著名画论家，其所作《五代名画补遗》和《圣朝名画评》，都是中国画论史上的名作，而后者的美学价值与理论内涵尤为重要，而且影响深远。本文专论《圣朝名画评》。

一

《圣朝名画评》与其他画品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不是将绘画各科混在一起进行品评，而是以各画科专长的画家进行排列品评，每门之中，分为“神、妙、能”三品。《五代名画补遗》也是这种体例。只是《五代名画补遗》将画分为七门：人物、山水、走兽、花竹翎毛、屋木、塑作、雕木等；而《圣朝名画评》则是分为六门：人物、山水林木、畜兽、花卉翎毛、鬼神、屋木。这种分门品评，在画论史上是有开创性意义的。不同画门，各有其独特的技法、构图，也各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各自的代表性画家，当然，也会给观赏者以不同的审美感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画门的发生、发展，各有其不同的时代差异。这些都是绘画理论要进行梳理把握的问题。之前的画论，都是以将不同的画门混搭在一起进行品评的，至刘道醇则在不同画门中进行诠次品评。这在画论史上是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此指出：

宋刘道醇撰。画分六门：一曰人物，二曰山水林木，三曰畜兽，四曰花草翎毛，五曰鬼神，六曰屋木。每门之中，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又各分上、中、下，所录凡九十余人。首有叙文，不著名氏，其词亦不类序体，疑为书前发凡，后人以原书为序，析出别为一篇也。案朱景玄《名画录》分神、妙、能、逸四品，而此仍从张怀瓘例仅分三品，殆谓神品足以该逸品，故不再加分析；抑或无其人以当之，姑虚其等也。又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列黄筌及其子居寀于妙格下，而此书于人物门则筌、居寀并列入妙品，花木翎毛则筌、居寀又列入神品，盖即一人，亦必随其技所其技之高下而品骘之，其评论较为平允。其所叙诸人事实，词虽简略，亦多有足资考核者焉。

画家大多数是“术业有专攻”，也即长于某一画门，乃至在某一画门中堪称古今之大师，而在其他画门中也许成就则较为平庸。泛泛品评，当然也可揭示其在画坛上的历史地位，而于艺术批评，却是缺少针对性及精准性的。朱景玄已经感觉到品评方法有改善之必要，因此在对一画家进行总体定位时，又因其不同画门而细加分别。如对朱审的品评，朱审以山水画著称，故对其总体定位为“妙品上”，而对其人物画、竹木画则列为“能品”。再如韦偃，总体品评为“妙上品”，其画鞍马、松石最推崇，而山水人物画则居于“能品”。这对刘道醇作《圣朝名画评》大有启发，而在各画门的框架之中分“神、妙、能”品，则属创举。对于画家在不同画门中成就地位之差异，作者将其置于不同画门中进行不同的定位品评。这种情形在《圣朝名画评》中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人们尤为清晰地了解了某一画家在不同画门中的地位。如黄筌作为花鸟画的杰出代表人物，在花竹翎毛门中列为“神品”，而在人物画中则被列为“妙品中”，在山水林木门中则只被列为“能品中”。这在《圣朝名画评》中颇为普遍。王世襄先生指出：“刘道醇深知各门绘画之取尚不同，故将画各分类，类各分品，而各人依其各门之优劣，列入各门各品，盖创举也。其中如高益，人物门列神品，畜兽门列能品，鬼神门列妙品。王士元人物门列妙品上，山水林木门列妙品，玄兽门列能品，屋木门列神品。黄筌人物门列妙品中，山水林木门列能品，花木翎毛门列神品。他如陈用志、王道真、石恪、燕文贵、李用及等，皆列入二门或二门以上。《四库全书总目》称之曰：‘盖即一人，亦必随其技之高下而品骘之，其评论较为公允。’诚恰论也。”对刘道醇“画分六门”的创造性体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迄于北宋画坛，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画门均已高度成熟，且都有了各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在这三门之外，又列畜兽门、鬼神门和屋木门，更为细致地区分了绘画门类，在其评语中揭示出不同的构图、笔法、传承等方面的特征，这对于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对于画论的深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圣朝名画评》在画理上的贡献，也是颇为独特的。刘道醇提出了“六要”“六长”，作为“识画之诀”，也即鉴赏和批评的标准，其实在创作上“六要”“六长”，也是特别值得思考和参照的。刘氏在《圣朝名画评》序中说：

夫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也。所谓六要者：气韵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变异合理，三也；彩绘有泽，四也；来去自然，五也；师学舍短，六也。所谓六长者：粗卤求笔，一也；僻涩求才，二也；细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无墨求染，五也；平画求长，六也。既明彼六要，是审彼六长，虽卷帙溢箱，壁版周庑，自然至于别识矣。

“六要”与“六长”如上，它们之间又有何不同？笔者以为，“六要”与谢赫“绘画六法”、荆浩《笔法记》中的“六要”，有继承渊源关系，当然又有发展变化，属绘画之要素；“六长”要欣赏者应从作品中发现特异之处，乃画家的特殊才能。所以刘道醇主张，绘画“明六要”而“审六长”，也就是掌握绘画的基本原理，而鉴识其独特长处。

先说“六要”。一是气韵兼力。这一点，明显是源自于谢赫的“气韵生动”而又注入了“力”的内涵。意谓绘画不仅要气韵生动，而且还要贯注一种内在的骨力。二是“格制俱老”，是说绘画的格局和体制都应成熟。“老”其实是一个审美范畴，大致是苍健老成之意。诗论中有“老境”之说。刘道醇论画所谓“格制俱老”，主要是指格局安排、画法笔致成熟老练。如其评王士元“笔力则老于商训”，评李成“思格清老”，都是这种观念。第三是“变异合理”，意谓画家作画，不拘成法，翻陈出新，却又不乖于常理。如置于人物门妙品下的张昉：“张昉，字升卿，汝南人，性刚洁，不喜附人，学吴生仅得其法。大中祥符中玉清昭应宫成，召昉画三清殿天女奏音乐像。昉不假朽画，奋笔立就，皆丈余高。流辈惊顾，终谗于主者，以昉不能慎重，用意多速，出于矜衒，恐有效尤者，寻遭诘问。昉不加彩绘而去，论者惜之。于本郡开元寺画护法善神，最为精致。”可见张昉作画，迅疾而不守成法，遭人疾恨。如评鬼神门能品的李用及：“李用及亦能画鬼神，基体格雄赡，筋力魁壮，既无所羁束，又不专诡怪。”又评石恪说：“石恪亦攻画鬼神，出意为诡怪之状，不犯古今，颇有笔力。尝为五丁开山及巨灵太华图，大为人推赏。”这些评价，都与其“变异合理”的绘画要义有关。

第四是“彩绘有泽”，这是与谢赫“六法”中的“随类赋彩”直接相关的，但在这里则又强调了彩绘的审美效果，即“有泽”，也即画家通过为所绘形象赋彩而产生的润泽，这种效果应该是存之久远的。如评人物门的厉昭庆：“每欲挥笔，必求虚静之室，无尘埃处，覆其四面，止留尺余，始肯命意，其专谨如此。人有问者，以陆探微去梯之事答之。故其笔精色泽，久而如新，此可佳也。”评人物门的叶进成：“江左敏手，设色清润。”评花竹翎毛门的徐熙：“意出古人之外，自造于妙，尤能设色，绝有生意。”评花竹翎毛门的母咸之：“善画鸡，其毛色明润，瞻视清爽，大有生意。”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有泽”是对“赋彩”的美学要求，产生长久的光泽效果，因而具有清新自然的生命感。看来“有泽”主要是就艺术品的生命感而言的。

“六要”中最有理论及实践价值的则是第六“师学舍短”。不唯此前诸多画论无及于此，即便其后的画论也少有论之。艺术家必有师承，学习传统是艺术家成长的必然过程。然而，这种从师学习的态度也有不同，有的是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超越。刘道醇所说的“师学舍短”，表达了一种正确态度与原则。这对于艺术传承与创新，对于艺术史的发展规律，都有鲜明的启示意义。以笔者观之，刘氏所说的“师学”，并非泛指同行前辈，而是自己的业师或专意膜拜的大师。在对师学传承的态度上，刘氏倡导发扬师之长，舍弃师之短，可谓振聋发聩之音！以其评之为人物门神品上的王瓘，正因其学艺过程对于师法的前辈取长舍短，方有所创新。《圣朝名画评》中对王瓘的推崇，这一方面是很大的因素，不妨照录如次：

刘道醇以王瓘为人物门的第一人，即“神品上”，也是当时画坛共识。而其对王瓘的评述，则是以吴道子的“师学舍短”为其重心。吴道子作为唐代一流的画家，世所公认，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即以吴道子为“神品上”，即有唐画坛第一人！王瓘对吴道子极为认可，学习观摩吴画甚为认真，因而对吴道子的画法心领神会。但又能变通不滞，取长舍短。《圣朝名画评》于此说得非常具体。在对王瓘所做的概括性评语中，作者也是突出“废古人之短，成后世之长”的要义。对置于“神品中”的孙梦卿，刘道醇的评价则是侧重于说明为何将孙置于王瓘和王霭之下的理由。孙梦卿也同样以吴道子为师法对象，《圣朝名画评》中述其：“家世豪右，不事产业，志于图绘。常语人曰：‘吾所好者吴生耳，余无所取。’故尽得其法。里中人目为：‘孙脱壁。’又曰：‘孙吴生。’凡欲命意挥写，必为豪贵所知，日凑于门，争先请售。识者以紧为吴生后身，数百年能至其艺者，止梦卿焉。”孙梦卿之师法吴道子，可谓逼似。所谓“脱壁”，即是如同吴道子壁画拓写下来的一样。而刘道醇将其置于王瓘和王霭之下，其理由恰如孙氏拘于模范，不能舍短取长。这段评语在笔者看来是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的：

三

其六是“平画求长”。愈是平淡的画面、画风，往往蕴含着深长的意味。这就要求画家要有淳厚的修养和纯熟的技巧。北宋与元代画家，颇有些讲究平淡天真，其实又追求内在的意蕴。

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以“画分六门”开启了新的画品体例，使绘画批评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提出的“六要”“六长”，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对以往画论家提出的一些经典画论原则，如谢赫的“绘画六法”、荆浩的“六要”，有明显的继承，也有令人瞩目的突破。尤其是“六长”，并非是一般性的画理，体现出强烈艺术张力的审美要素。在此前的画论中未曾出现，在之后的画论中也罕有嗣响，在中国绘画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影响。刘道醇提出的这些绘画理论原则，在他对各门画家的评价中都成为具体的批评准则，批评实践与绘画美学理论之间的结合是相当紧密的。作为北宋时期较早的画论著作，《圣朝名画评》树立了一个很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