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由古典走向现代——论龙榆生对朱村词学的继承与发展

时间：2024-05-20

⊙ 王纱纱［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271021］

词学由古典走向现代

⊙ 王纱纱［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271021］

龙榆生作为朱彊村的衣钵弟子，毕生从事词学研究，在词学文献整理、词选编辑、声律比勘诸领域，成绩斐然。同时，在新的时代潮流下，创立现代词学；创办现代词学期刊《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取法旧体诗词结合西洋音乐创制新体乐歌，探索词体发展的新途径，推动词学由古典走向现代。

龙榆生朱彊村词学现代

一、龙榆生对村词学的继承

龙榆生1928年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后，结识了当时寓居上海的朱村。正是在村的指导下，龙榆生逐渐走上词学的坦途。村生平正式收入门下的只有龙榆生一人，临终时更赠以校词朱墨双砚。龙榆生大受震动，毕生铭记师训，以词学为事。他整理词学文献、编辑词选、比勘声律，均可谓是继承师命、不负重托的表现。

在主编《词学季刊》的过程中，龙榆生也有意识地辑录词籍。该刊两项主要内容即是辑佚（辑录古人佚词及有关词学之佚稿），词录（选登近代及现代人的词）。龙榆生借助现代期刊的传播优势发掘、整理词籍的意图十分明确，他在创刊号上声明：“本社同人除研究词学外，以网罗放佚、发潜阐幽为最大任务。凡词坛耆宿及各地藏家，如有以其先德遗编，或乡贤佚稿，乃至历代词人孤本著作告知本社者，敬当乐为收辑，或具函商借设法刊行。”②龙榆生不厚古薄今、贵远贱近的态度难能可贵，词籍文献保存、整理之功更是不可埋没。

（二）笺注选词、精研声律。《东坡乐府笺》是龙榆生词籍笺注（简称“龙本”）的力作。龙本是以宋钞傅干《注坡词》残本，取校毛晋汲古阁本、四印斋影元延本、《村丛书》编年本（简称“朱本”），并依朱本编年作笺，原注多依傅干本。此书体例详赡、考校精审，夏敬观誉之为“考证笺注，精核详博，靡溢靡遗”③,不仅在当时即受广泛肯定，至今仍是研究东坡词必备之书。同时，朱祖谋所编校的《东坡乐府》是东坡词的第一部编年本，而龙氏此本，则是苏词的第一部编年笺注本，均具有开创之功。龙本在朱本的基础上对苏词的整理和笺注，为后人研究东坡词提借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认为这些均是附庸风雅，而于词的本体无关。要知词乃“曲子词”的简称，词是依曲子而唱和的，而所依之声乃隋唐以来之燕乐新曲。同时，龙氏还认为，明白了这一点，词的起源问题，诗、词、曲三者之界限，亦可迎刃而解。④他在《中国韵文史》《〈唐宋名家词选〉后记》等论著中，都着重指出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是经过音乐陶冶的文学语言。它的形式是要受声律约束的，所以一般把词都叫作“倚声填词”。对词之音乐性的重视是龙榆生恒一不变的词学观点。他在谈及词的艺术特征时认为，要了解词的特殊艺术形式，“该从每个调子的声韵组织上去加以分析，该从每个句子的平仄四声和整体的平仄四声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长短参差的句法和轻重疏密的韵位上去加以分析”⑤。龙氏另有《词律质疑》《论词谱》《论平仄四声》《填词与选调》《词学十讲》《唐宋词格律》等论著，对四声、词韵、词调诸问题多有发明。

二、新时代下的推陈出新

（二）创办词学期刊。龙榆生编辑的《词学季刊》创办于1933年初，后在日本轰炸上海的炮火中停刊，最后一期出版于1936年九月（第三卷第三号），历时三载。第三卷第四号当时也已排版，但因战事紧急，未及印刷，但保有校样。上海书店于1985年影印《词学季刊》时一并印出，所以实有十二期。《词学季刊》以研究词学为主，不涉及其他，是首份词学专刊。内容约分九项：论述，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论文；专著，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书；遗著，专载昔人未经刊行或已绝版之词学著作；图画，选登有关于词之各项图画摄影；佥载，登载词话及关于词学之记述或诗文；通讯，登载有关词学书札；杂缀，词籍介绍和词坛消息以及前文提到的辑佚与词录，等等。《词学季刊》期刊版块的划分，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所涉及的范围有词学新著，也有昔人遗著；既收古人佚词佚稿，也介绍近现代人的作品，正是体现了龙榆生厚古爱今的宗旨。同时，这样细密地划分也利于作者有针对性的撰稿。

先后为《词学季刊》撰稿的有夏承焘、夏敬观、唐圭璋、赵尊岳、叶恭绰、陈三立、冒广生、吴梅、卢前等人，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词学名家。据统计，撰稿最多的是夏承焘17篇，其次即龙榆生16篇。对当时的情景，夏承焘回忆说：“予乐助其成，竭尽绵力。每期必有龙君词论弁其端，而以予之‘词人年谱’继其后。自始至终，几成定格。”⑧从中略可窥见在《词学季刊》的带动下，词学研究者热情的高涨。《词学季刊》影响巨大，每期发行千余册，据陈毅讲，毛泽东在延安时就阅读过⑨，而且在域外也颇为流行。⑩龙榆生承朱村之教，使词学更加发扬光大，厥功甚伟。

1940年龙榆生创办《同声月刊》，虽以“诗教”为宗旨，但也发表了多篇重要的词学文章。由于时代原因，尽管龙榆生苦心经营，却也难复《词学季刊》时的盛况。

（三）大力推扬苏辛词。针对民国初年学梦窗词堆砌晦涩之病，朱祖谋提出以苏词之疏来救吴词之密的主张，而在村词人群体中尤以龙榆生对苏辛词推扬最力。龙榆生先后撰有《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苏门四学士词》《东坡乐府综论》等文章。《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指出苏辛词派从苏轼、辛弃疾迄晚清王鹏运、文廷式，代有传人，法乳绵延。分析此派之特征约有三点：在

情境上，抒写热烈怀抱，慷慨淋漓；在修辞上，不专注于字面的雕琢，以气骨远韵胜；在音律上，渐与音乐脱节，为“曲子律缚不住”者。⑪后又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一文里重申建立苏辛词派之意：“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沈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铿訇之调。”⑫

龙榆生在对苏辛词的提倡上的背景与力度也与朱祖谋不同。朱氏提倡苏词，取其豪而去其放，是用其疏宕之气来补济梦窗词的密丽。而龙榆生提倡苏辛词，则主要是出于振起民族豪气来倡导苏辛豪放词的。他认为，各种文学之产生都是受时代与环境之影响，词亦不例外。从晚唐、五代到南宋，随着时代的不同，词的风格也不同。龙榆生1935年撰文说道：“居今日而言词，其时代环境之恶劣，拟之南宋，殆有过之。吾辈将效枝上寒蝉，哀吟幽咽，以坐待清霜之欺迫乎？抑将凭广长舌，假微妙音，以写吾悲悯激壮之素怀，藉以震发聋聩，一新耳目，而激起其向上之心乎？亡国哀思之音，如李后主之所为者，正今日少年稍稍读词者之所乐闻，而为关怀家国者之所甚惧也。”⑬可见，他对苏辛豪放爱国词的推扬力度远远超过朱祖谋。

龙榆生对苏辛词的提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在1934年刊刻的《〈唐宋名家词选〉自序》中认为：前代词选门庭过隘，虽然周济《宋四家词选》在晚清大行其道，但他标举周、辛、吴、王四家，并且抑苏而扬辛，有本末倒置之弊，又取碧山与三家并列，亦不相称。因此，真正可以称为完善之选本者，只有朱祖谋并蓄兼容、疏密兼收的《宋词三百首》。⑭但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就数量而言，村所选苏轼词亦远少于周邦彦、吴文英。至龙榆生编选《唐宋名家词选》，东坡词增收为二十八首，与周邦彦之二十四首，相差无几，但仍少于吴文英的三十八首。龙氏虽云此选的选词标准为“刚柔并用，疏密兼收”，但这是就前期密派占绝对上风的情况而言，此时只是稍扬疏派而已，实际上密派仍在词选中占首位。1936年龙榆生又编《唐五代宋词选》，在书的导言中说道：“为了时代的关系和顾及读者方面的程度起见，特从各家的全集里，提取‘声情并茂’而又较易了解的作品，并且侧重于所谓‘豪放’一派。目的是想借这个最富音乐性而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节操。”⑮此选选入苏轼词十五首，周邦彦词十一首，辛弃疾词三十三首，吴文英词四首，从中可明显看出他偏重苏、辛一派豪放词的倾向。

（四）创制新体乐歌。为了更加贴合时代要求，龙榆生积极探索词体发展的新方向。龙榆生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中说：“且今日何日乎？国势之削弱，士气之消沉，敌国外患之侵凌，风俗人心之堕落，覆亡可待，怵目惊心，岂容吾人雍容揖让于坛坫之间，雕镂风月，怡情花草，竞胜于咬文嚼字之末，溺志于选声斗韵之微哉？”正是由于对当时所处时代环境恶劣的忧愁感愤，龙氏主张：“词在今日，不可歌而可诵，作懦夫之气，以挽颓波，固吾辈从事于倚声者所应尽之责任也。”⑯他特别强调词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进而认为只有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的词作才是词的出路之所在。可知龙榆生认为不管是论词或学词，都应优先考虑词作中的时代成分，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感动人心，反映时代现状。若只是竞逐四声之末，不但会使词学越走越偏、越走越狭，更会使词学因不符合时代要求，而难以传承甚或走上消亡之路。但是，如何才能紧跟时代潮流，为词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呢？经过一番探索和实验，龙榆生终于找到了创制新体乐歌这一新的途径。龙榆生《创制新体乐歌之途径》曾说：“应用词曲之声韵组织，加以融通变化，以创制富有新思想、新题材、而完成继往开来之大业。”⑰这种“富有新思想、新题材”的词体，正是他重振词学的主要途径，即新体乐歌的创制。

词乐虽已经消亡，但是文字却保留了当时依曲唱词的线索，因此四声和用韵等方面的考察，对了解词的音乐本色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龙榆生多次强调恪守四声一字不易不等于守律，宋乐是不可恢复的，今人研究四声只为了解词之声情，是为了创造新乐打下基础。随着对“意格”概念的强化，对四声的要求也逐渐淡化，甚至反对恪守四声的做法（不是放弃）。由此，龙榆生认为：“创制新体歌词，一面宜选取古诗及词曲中之字面，尚为多数人口耳间所犹习者，随所描写之情事，斟酌用之；一面采用现代新语，无论市井俚语，或域外名词，一一加以声调上之陶冶，而使之艺术化。”⑱此外，他还撰有《从旧体歌词之声韵组织推测新体乐歌应取之途径》《诗教复兴论》《如何建立中国诗歌之新体系》等文，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词体，并作有新体乐歌《玫瑰三愿》，传唱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