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战国四公子传探析

⊙韩中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史记》战国四公子传探析

⊙韩中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

摘要：《史记》战国四公子传塑造了战国四公子、宾客士人等群体人物形象，他们多是重名趋利之徒，但司马迁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因人而异的。《史记》在叙事上，以特有的谋篇布局使历史叙事散文化。《史记》战国四公子传也绝妙地展现了战国晚期独特的世风、士风、文风。

关键词：《史记》战国四公子叙事风气

战国晚期，诸侯各国为问鼎互相争锋，君相为名利尔虞我诈，政治局势日益动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在野蛮中夹杂着发展，文化在愚昧中蕴含着文明，一切都预示着天下要大变。战国四公子皆大贵族出身，想要参与政治，趋利避害，就兴起好客养士之风以为己用，而这些所谓的宾客并没有深刻的国家概念，他们是直接隶属于养士之人的，以其辩说、才能，甚至生命为报。司马迁以特有的谋篇布局绝妙叙事，以自己鲜明的爱憎观将历史叙述散文化，看似平静的言辞背后却饱含热烈的个人情感。战国四公子结局大都是相当悲惨的，其时世风、士风、文风的巨大变化，也可见社会大势使然。

一

晋朝张华《游侠篇》有云：“翩翩四公子，浊世称贤名。龙虎相交争，七国并抗衡。食客三千余，门下多豪英。游说朝夕至，辩士自纵横。”①此诗言谈之中，可见张华对战国四公子的赞赏，张华乃晋朝士人领军人物，当是晋一代普遍看法，后代以来也都是对战国四公子称颂有加。但是，以现时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战国四公子传中塑造了多性恶乏善、重权术心机、偏江湖义气的战国四公子及宾客士人群体人物形象。

《史记·孟尝君》：“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②虽然孟尝君为贵族，当时等级分化极大差距，但由此可见，孟尝君心狠手辣之实，“贱命”性命真如草芥一般。又如平原君本不愿为者杀美人，后竟为养士增气而斩笑者美人头，在这种如此随意的选择之下，便将一无罪之人杀掉。这不得不说贵族阶层的性恶乏善之盛。无论孟尝君的劝其父厚待宾客，还是其本人的献遗客之亲戚，都不是因为其为人真诚，而是处处充满了权谋计策。政治向来如此，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高级社会关系的产物，战国四公子参与纷乱的政治斗争，必然如此重权术心机。有一点，《史记·魏公子传》中侯嬴三看公子，将人物形象之态刻画得十分逼真。后文有侯生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司马迁的叙事的确让人有如身临其境，而从侯嬴为上客的结果看，侯生之语是为狡辩，不可掩盖其“小人”之实。《史记·孟尝君》：“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其一，亡人有罪者为逃脱罪罚势必寻找孟尝君做依靠，为了感恩收留更甚至为孟尝君以性命相托，但他们做事情却会不择手段。其二，这里所说的“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讲的士大夫，也与汉代所确定的士人性质不同。又有《史记·孟尝君》：“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鸡鸣狗盗之徒因救孟尝君于秦难中而得到宾客重视，可见这个“士”还没有一种士人精神，类似于游侠罢了。又有《史记·孟尝君》：“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魏子简简单单的就为孟尝君死了。又有《史记·魏公子传》中侯生自杀以送魏公子。然而，他们所谓的轻死重义，只不过是江湖义气式的回报。

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的整体态度是赞其好客、批其智昏、叹其得失、有所仁爱。《史记·孟尝君传》：“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孟尝君有此结局，虽不是他能左右的，但也是其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必然结局。《史记·孟尝君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可见司马迁对平原君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他的“利令智昏”使赵国几近灭亡。《史记·春申君传》中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司马迁还是相当赞赏春申君的，又批评春申君的失智失明。更有《史记·魏公子传》：“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其一，司马迁亲访夷门，直言魏公子名不虚传。其二，借汉高祖的话称赞魏公子，更见欣赏。司马迁是更看重魏公子的，正文既着墨甚多展现公子风采，传文开始即说“公子为人仁而下士”，突出魏公子的是一个“仁”字，随后的魏公子救赵也是为了仁。《史记·魏公子传》公子曰“晋鄙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将魏公子的仁爱形象鲜明地塑造出来。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的态度既体现了司马迁史事的精神，又饱含了他的爱憎观。耻。其三，孟尝君说要“唾其面而大辱之”，可见其人非真正重义气，也是好利之徒而已。又《史记·平原君》传后列虞卿以衬平原君“利令智昏”，又《史记·魏公子传》后列汉高祖祠魏公子以衬公子名，又《史记·春申君传》后列嫪乱秦而吕不韦被废之事以讽春申君引祸上身。这样的写法，既是保证前文的叙事流畅，又对前文进行补充，增添了人物的历史属性，丰富了历史人物形象。

二

李耆卿《文章精义》云：“《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史记》气勇，《汉书》气怯。”③气为情志表达在行文中体现的气韵，《史记》气勇甚是精当。《史记》气勇首先体现在叙事气深上，司马迁在叙述事件过程中总是以大量篇幅较深刻地刻画人物形象，又以人物带故事情节往前推进。《史记》气勇还体现在表情气浅，文字排列布局有法无情，这样的表述方式是先积蓄情感以在紧要处喷涌而出，更见气勇，令读者心思神情难定有荡，或气、或喜、或悲、或叹。

《史记》作为史传文章，有一种将史传文学叙事散文化的倾向，其在谋篇布局、结构章法上的绝妙构思编排更突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撰史心志。《史记·孟尝君传》在孟尝君死后本应结束，但是司马迁却用大量篇幅写冯为孟尝君谋利计身、化危为安的故事，这样一来，似乎与整篇传记行文不相符，缘何如此？这就要说到司马迁写作的绝妙之处了。《史记·孟尝君传》：“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其一，孟尝君被毁废之时，宾客皆去，可见上文所说宾客所谓之士确乎没有一种精神信念，徒有好利和江湖义气罢了。其二，司马迁写到的冯，虽仅一人，足以振孟尝君失客之

《史记》的传记安排很有特点，有单独列传，有的是合传，司马迁这样安排既是沿着时间线索排列，又注意到相同或相关人物之间的联系。在战国四公子传当中，孟尝君、平原君虞卿、魏公子、春申君并列，而平原君和虞卿放在了一起，在具体的叙述当中就可以看到司马迁的记事风格详略得当，互文相照。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司马迁以平原君的故事为主线，辅以虞卿和其他一些宾客，而虞卿的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在最后的太史公评论中，也是对虞卿作了点评，可见平原君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的高。司马迁这样的叙事结构，既能够保证主要人物的故事完整性，又能够附带论述相关重要人物，而且从传文及评语的篇幅和评价上也能够看出传记人物在当时的地位。

战国四公子传中所展现的社会风气由来已久。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何以异哉！”这样的评论是可以用在战国四公子传当中的，总的来说，司马迁以其精准的历史眼光看到了天下之乱，从天子至庶人都是利的缘故，只不过战国时期四公子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司马迁在这里道出了战国时期趋利至怨的社会风气，其中“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说明趋利是违背圣贤教诲的。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说：“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④战国之士并未受儒家思想统治，其士风重名利，轻国家，更鄙弃大道。另外，战国四公子传中还塑造了一些生动形象的女性，如举子文母、贪狐白裘幸姬、笑美人、盗兵符，她们形象、品行、善恶不一，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却为叙事的流畅生动，为突出战国四公子及宾客士人起着重要的衬托作用。在战国四公子传中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社会阶级极度不平等，《史记·平原君传》有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谷，余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可见阶级分化的严重程度，司马迁并没有评论，却把它放在传文正文当中以平原君宾客之口说出，更见真实。

三

战国四公子传中最突显的世风之一是重禁忌。《史记·孟尝君传》：“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索隐引《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首先，孟尝君信禁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折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命”与“户”的差异所反映出来的天命正统思想还未统一，这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真正嵌入人们的思想。这样的禁忌之风是在不断发展演进当中的，至两汉之际，社会风气更加禁忌谶纬化，在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当中随处可见对于先秦以来社会风俗的禁忌之盛，而到了魏晋时期就又转型，似乎魏晋风流都不要禁忌了，其实是脱离政治的一种异化表现。战国四公子传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风气是养士之风，这对于后来我们理解士人的演变很有帮助，在西汉、东汉时代，还有战国养客的一些影子，而三国时期更是盛行，不能忽视某些文化因子的传承影响。

《史记·春申君传》中春申君上秦昭王书可算作是战国时期贵族文辞的代表。此篇文章有几个特点，其一，开篇点题，主旨明确。文章开始即说明秦、楚两国的重要性，以及秦欲伐楚的消息，紧接着要求改伐楚为善楚的上书目的。其二，对称之美。文章丰富的字句相等作对，有段段之间相对，更有事例正反相对，这样所营造的对称之美既丰富了文章气势，又达到了简洁明了之效。其三，巧于论辩。文章作为上书言事，必然要明理通达，而春申君所说正是以谨严精密的逻辑力量取胜。不唯有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传体现的就是战争背景下养客之风，宾客为了迅速得到主人的赏识就会说一些异于常规的话，而在权谋论辩当中就必然是以论说为本，通过逻辑严谨、排比渲染、言辞精当的话展开争锋，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语言风格。

《史记》战国四公子传真实生动地塑造了四公子及宾客群体形象多性恶乏善、重权术心机、偏江湖义气的群体形象，司马迁因人而异直言或赞或批。《史记》战国四公子传看似平静的语言背后都是热烈的情感，只有在太史公曰中才会直抒胸臆，司马迁采取的叙事风格，既有利于历史叙述的散文化，又能将表情达意深刻化。《史记》战国四公子也描绘了当时的世风、士风，包括风俗，这能激发《史记》带给我们的史鉴意义。

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1—612页。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陈良运：《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02页。

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参考文献：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陈良运.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韩中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