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边境“特务村”

杨敏

文革时期，黑龙江车陆公社出了一起“苏修特务集团”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务之多，使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苏修特务村”

凌晨三点多，黑龙江省逊克县车陆乡宏疆村，朝霞的光辉已然可见。78岁的老汉徐维义已经出门，去江边收他昨日布下的渔网。虽然是夏季，这里的早晚温度也只有五六度。徐维义仍穿着冬季里的一身旧棉袄，拄一根老树棍做的手杖，因为文革遗留下来的严重的腰疼病，他的行动有些笨拙迟缓。

徐维义捕鱼的这条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分界线。江的对岸，便是俄罗斯。徐维义说，他母亲的老家就在上游一百里的河对岸。

徐维义长了一张典型的俄罗斯人脸孔，蓝眼睛，高鼻子，络腮胡，但他其实是俄罗斯母亲与闯关东的山东人所生的混血儿。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引发难民潮，以及随后的大清洗运动等各种原因，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先后迁入中国黑龙江境内。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移居他地或回归俄罗斯，真正落地生根的多是与中国人组建起家庭的俄罗斯妇女。据俄罗斯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逊克县的县志记载，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县有无国籍外侨（他们多被苏联政府取消了国籍）205人，女性189人，占侨民总数的9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苏友好，江两岸的人来去自如，互通有无。

但19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两岸关系变得紧张。村里曾经有人去河对岸做生意、探亲，但边境在一夜之间被封锁，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村里。等到1990年代有人再回来，这个村子却变得异常沉默。

文革时期，车陆公社（今车陆乡）制造出了一起“苏修特务集团”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务之多，使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苏修特务村”。

“上山搞资本主义”

“苏联老太太”——徐维义的儿子们常常这么称呼他们的奶奶葛金丽娜。

奶奶家族姓亚力山大，是俄罗斯贵族后裔。孩子们小的时候，家里常常能收到从河对岸邮过来的瓜子、糖和被面，这令他们如过节般欢喜。

大儿子徐福胜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仍记得老太太喜欢穿蓬蓬裙，将他往裙子里一兜就可出门，方便得很。每次餐前，老太太都要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

“后来我说奶奶你老整那玩意干啥呀，她就不再比划了。”徐福胜今年50有余，跟他父亲一样，长着典型的俄罗斯脸孔，嗜酒，生性粗豪。

“苏联老太太”来中国时，还带来一个儿子，后来取名叫徐维刚，村里人称“傻大爷”，是如今村里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

苏联大清洗运动开始后，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走过冰封的江面，流落到中国。当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很快，葛金丽娜嫁给了一个姓徐的山东人，在中国安了家。

“傻大爷”嗜酒，爱唱歌，常常一个人自编词曲，即兴高歌，若让他重唱一遍，他就懵了。

然而，文革时，因为没有国籍，“傻大爷”却反而因祸得福。

文革开始后，徐氏家族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有7人：“傻大爷”、大哥徐维义、二哥徐维新、小弟徐维祥、大姐夫张运山、二姐徐桂贤和二姐夫王海丰。

只有“傻大爷”没怎么吃苦头。“只是拿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没怎么打他。”徐福胜回忆。

他的父亲徐维义则被关进了牛马棚达5个月。

当年，徐维义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在徐福胜眼里，父亲特别能干。闲暇时，常常上山打野味。“我家的伙食是村里开得最好的。我爸常问我们：想吃水獭吗？想吃他就去打。”

打来的野味也可拿去卖钱。一只黄鼠狼是九块二毛一。而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多也就10来个工分，只够买支冰棍。

徐维义被关牛棚后，徐福胜负责给父亲送饭。那时他13岁，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早上4点起床，走三里地去送饭，一日三次，一路上充满了对造反派的怨恨。

造反派们逼徐维义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为自己罗织了一条罪名——“上山搞资本主义”。

一次批斗时，造反派让他弯下腰，双手向上做“喷气式”，长达7天7夜。“到第8天时，我眼珠都要瞪出来了，眼看就要行凶。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抡，打趴下三个两个还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让我歇下来。”

说时，徐维义坐在窗边，脸背着光，看不清表情。他如今已是村里最年长的一辈，颇得村里人尊敬。过去的许多事他已不愿多提。有时候在村里偶然遇到当年折磨他的造反派，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打个招呼。

“苏修情报员”之死

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里，徐维义的大姐、张运山的妻子徐桂芝躺在炕上听人聊天。她瘦小的、苍老的身体蜷缩在那里，脸上木无表情，嘴角耷拉着，见有陌生人进来，立刻露出冷漠拒人的神情。

听到记者与他人聊天，提及文革，她从炕上起身，一言未发地离开了。

“她本来话就不多，我公公文革中跳井死后，她的话就更少了。来了就往这儿一躺，不说话。”小卖部的掌柜、徐桂芝的大儿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徐桂芝的丈夫叫张运山，是文革后县里唯一一个专门为之开了平反会的人。

在徐桂芝的二儿子张玉福的眼里，父亲能干，有见识，人缘好。“每天家里总有南来北往的客人，母亲炒菜，父亲和他们喝酒。”

年轻的张运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当时村与村、村与县之间没有公路，为人热心、喜欢结交朋友的张运山自告奋勇承担起给供销社跑运输的任务。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妻子生病时，他能把逊克县唯一一台北京吉普车借来，带着妻子去医院看病。

运动的风暴到来的时候，张运山第一个被卷了进来，罪名是“苏修特务集团大头目”。据1979年县里给张运山平反的材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

“我父亲被关在供销社大院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每天给他送饭，但见不到他。我就整天骑自行车在那儿一圈一圈地转，只想看看他。”张玉福回忆说。

张运山被关进牛棚后，每天晚上都有造反派来光顾张家，房前屋后，掘地三尺。“若是情报员，家里必定藏了电台和坦克、枪支之类的武器吧，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张玉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后全家人被驱逐到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里面只有一张炕。

“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开二哥的批斗会。我就在台下看着，我不想看都不行，必须得看。”张运山的妹妹张淑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提起文革，这个76岁的和善老太太就会不自觉地提高调门：“拿鞋底子、皮鞭、皮带抽他，完了让他爬回牛马棚。我实在不忍心看，又帮不了他。”后来，张淑娟自己也被关进牛马棚，落下严重的妇科病。

张玉福记得，父亲被打后，托人带话回来说口苦，想吃糖。母亲将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块英国表卖了十几块钱，给父亲买了糖块。

张玉福对造反派恨得咬牙切齿。批斗会结束后，他埋伏在路边，待造反派经过时，拿弹弓打他们，结果是自己被追打。

终于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里干活，只有一个年轻女造反派看着，张运山跳井身亡。

那是1968年8月，张玉福12岁。他一直认为父亲个性刚强，之所以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了。

集体平反

其时，整个宏疆村30来户人家，只有4户属于纯正的中国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4个混血家族，即徐维义家、张运山家、徐英杰家和袁吉先家。这4个家族都没能逃过这一劫。

徐英杰今年74岁，同徐维义一样，是村里所剩无几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儿。他记得，妻子张凤云被关进牛马棚时是夏天，天气闷热，整个村子也极沉闷。

“在路上碰见熟人都不敢聊天，小心又小心，生怕‘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每天提心吊胆，不知哪天就被抓进去了。”徐英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妻子被抓时，小女儿才刚刚满月，大女儿徐月娥每天抱着妹妹去牛马棚，让母亲喂奶，再抱回来。

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马棚里关了许多人，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1979年4月，县里来了平反工作小组，落实政策。一份平反材料显示，文革期间，百余人的上道干第二生产队（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干村），有32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有12名社员被监督劳动。

张玉福告诉记者，只要家里有一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整个家庭就都被认为是苏修特务家庭，因此，村里约70%的人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

除了集体平反之外，工作组还专门为张运山召开了平反大会和追悼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张运山充当苏修情报员的这段历史早已清楚，不应作为政治历史问题。”

追悼会前，平反工作小组的人怕张淑娟在会场闹事，特地找到她，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就说，不是说我家里藏了坦克吗？你给我一个坦克镜子，行吗？”

被稀释的俄罗斯血统

文革的风暴过后，村子变得沉默且自卑，村里人对自己的外貌变得敏感。他们尤其憎恶别人叫他们“二毛子”，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比骂他们的爹娘还严重。

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容貌，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唯一的办法，是找汉人结婚，逐渐稀释自己的俄罗斯血统。

“咱们这种血统的人，尽挨斗，再找这种血统的人，要是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在饭桌上，老人苦口婆心教育下一代。

第二代中俄混血儿徐月娥是现任村妇女主任，也是县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开会时，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你既不是俄罗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国人。”

张玉福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娶了上海女知青为妻。组织上曾力劝他入党，并许诺可替他写好申请，只需他签名。“但我没同意，因为我父亲的事情，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可我儿子就入党了！”张玉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语气里不无骄傲。

张玉福的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如今，村里已经出现了第四代混血儿，大多数人的容貌已基本与汉人无异。虽然仍有俄罗斯血统的特征留存下来，但这不但不妨碍他们被认为是纯粹的汉人，反倒是锦上添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