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刺客形象探析

时间：2024-05-20

⊙董莉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史记》中的刺客形象探析

⊙董莉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刻画了五位刺客形象，历代以来，他们的形象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刺客与金钱的关系，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以及贯穿其中的看似偏激的自戕行为，本文拟从马斯洛的人性需求层次论、刺客的追求和理想、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来论述，以期对刺客形象进行探析。

关键词：史记刺客形象探析

《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的笔墨由少到多，一共为我们描写了五位刺客。①五人中，曹沫感于鲁庄公不计较自己指挥作战的失败，依然以自己为鲁将，在两军会盟时执匕首劫持齐桓公，迫使其答应归还鲁国的失地。专诸感于公子光的宾客之礼，藏匕首于鱼腹中，假借献鱼刺杀吴王僚，帮助公子光坐上江山，自己却被王僚的侍卫当场杀死。豫让为报答智伯“国士遇我”的知遇之恩，不惜自残身形，化身为“涂厕之刑人”谋刺赵襄子，后功败垂成，伏剑自杀。聂政为报答严仲子的赏识之恩，伏击在兵戟丛中刺杀韩相侠累，事情暴露后，自毁容貌暴尸街头。荆轲为报答燕太子丹的礼遇帮其刺杀秦王，结果图穷匕现，虽失败被杀，但最终兑现了“为知己者死”的诺言。

一、从人性需求层次论看刺客与金钱

读过《刺客列传》，很多人为刺客的侠义和忠诚感动，“士为知己者死”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言，可是也为他们的有些行为感到困惑，比如与金钱的牵连，以聂政为例：“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②有人曾经提出假设：聂政既然能为严仲子的黄金百两去为严仲子去报仇，那么，如果事先韩相侠累得知此人又拿出更真的诚意给更多的钱，聂政又会做何选择？

其实这个假设并不成立，首先，文本中提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聂政并没有为百金动情，而是把侍奉在母亲身边当作最大的财富，及至到了母亲逝世，聂政才想起严仲子拜托之事，“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其次，文中还交代，在行刺成功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姐姐的未来，所以才痛下狠心，对自己“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以姐之尚在故”，“重自刑以绝从”。亲人的安危高于自己的生命。第三，从严仲子和韩相侠累双方人格高下来看，“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韩相侠累与严仲子谁高谁下，由此可见一斑，聂政只是做出了一个君子应有的选择。由此可见，聂政并不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而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在上面的基础上，那些要求刺客形象绝对完美，不能与金钱沾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按照马斯洛的人性需求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受到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人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和精力去逐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最低层次的需求是人性固有的，直到今天，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是天经地义的。金钱，如果我们不执拗地给它打上功利的烙印，它原本应该和树木房屋一样，只是作为人类物质需求的一部分存在，与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关心、爱护等精神需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从“人性基本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看，金钱的出现反而让刺客形象更加真实和立体。

二、刺客的信念和理想

（一）对自尊的追求

“士为知己者死”是五刺客行刺共同的人生信条和理想，由豫让把它亲口说出来，这句话在后世也遭到了很多非议，明代大儒、建文帝的老师方孝孺认为：“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他认为这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不值得仿效。还有人认为这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是自轻自贱。

根据马斯洛的人性需求层次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外，人性还会寻求更高层次的满足，社会上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所有人都希望受到外界较高的评价和认可，都有一种对于自尊和他尊的需求或欲望，只有这种认同感得到满足，人们才会找到自信，从而使人生有意义、有尊严。以豫让为例，他之所以走上刺客的道路，其最初和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智伯对他的看重和赏识，即智伯对他的尊重使他的自我存在意识得到了唤醒，因此，他不计较智伯的真正目的如何，他只是感到欣慰和受器重，这对于他来说是极大的欢欣和鼓舞，是人生的再创造和再升华。因此，在行刺赵襄子时，面对赵襄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豫让在意的是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由此产生的价值感，这种尊重和价值感成为他存在的意义，他愿意为了这个意义去死，他认为这是高尚和有尊严的。

（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

荆轲是《刺客列传》中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也是五刺客中最出名的一个人物。荆轲好读书击剑饮酒，在故国受到秦国兼并威胁时“以术说卫元君”，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但是，荆轲又是孤独的，即便是当时同为英雄的人也跟他有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矛盾。荆轲与盖聂论剑，因二人看法有别，盖聂“怒而目之”，事后说：“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和鲁句践下棋，因棋道为何产生争执，“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终使二人之间产生误会，使他们认为荆轲为人懦弱，不敢为大丈夫之所为。太子丹也同样如此，在把“刺秦”的重任交给荆轲后，企图用金钱和美女买断荆轲的决心：“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所以当荆轲因等待一个朋友而没有及时出发时，“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误解不可谓不深。最终，他在高歌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便头也不回地出发了，既然不相理解，也不必过多解释。后来，当那个自称13岁就杀过人的秦舞阳被咸阳宫的威严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荆轲却还能谈笑自若，在身上被连刺八处之后还倚柱而笑，孤独的荆轲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不同让他不合于众人，也让他优于众人，这是刺客的理想、勇气、胆量和修养，是刺客精神的最高体现，也是一个刺客真正的风骨与气魄。

三、从战国的时代背景看刺客行为的深层原因

（一）时代反功利者

战国时代，社会阶层重新分化组合，处于社会下层的士生活极其艰难，五刺客除曹沫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作为有特殊抱负的人，他们当然不愿就此埋没，他们渴望被人发现，被人认同。但是处于一个混乱的时代，他们的境遇是如此艰难，他们的机会是如此之少，当自我被压缩得很小的时候，他人的信任就会变得很重要，因此，战国的时代背景为他们有恩必报、不顾现实、忠于内心反功利的人生信念提供了天时地利的土壤，最终生长出功利时代的不功利的花朵。因此，当有人对他们青睐有加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去考察对方的真实用意以及隐藏在金钱和礼遇背后的目的，唯有报恩。然而战国终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在价值观方面，我们应当看到，那些没有或不想以“身泰名随”为人生诠释方式的人依然固守与“感受痛苦”相连的忠义观，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还原本我，刺客们即是如此。

总之，战国刺客们有着自己的行为准则，并无随势浮沉的堕落之行；他们以重义轻利、力挽狂澜对抗着金钱崇拜、贪生怕死，他们的种种嘉言懿行并不是为了迎合什么，而是发自心底的自觉行为。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追寻自我的价值，面对急转直下的世风，他们以逆社会潮流而行的姿态、以非一般的行为来质问时代，以图无愧天地与本心，对得起自我与良知，他们堪称功利时代的反功利者。

（二）死亡是自我价值体现

正是由于时代与自我的矛盾，而他们又不愿意随波逐流，在完成“知己”者交给他们的刺杀任务时，他们早已忘却自我，只留一种精神，一种在毁灭的瞬间得以永恒的精神默默存在，并从那一刻开始在历史的天空中绵延不绝。五刺客自从进入尊贵者的视野，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找到了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知音，纵使知道自己在龙潭虎穴面前是九死一生，他们却毅然决然，甘心以死来诠释自我。所以无论过程怎样，他们只是无功利地完善自我，不计得失，他们所想做的只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来酬谢尊贵者的“知遇之恩”，死亡是他们自我价值的体现方式。综上所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有着自己的做人准则和人生信条，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与时代作斗争，以生命为武器，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光辉乐章。

①本文所探讨的刺客单指司马迁《刺客列传》里专以杀人为业的刺客。

②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45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747-752.

[2]曹继华.刺客成因初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12）：179-181.

[3]方佳智.从《刺客列传》看刺客的人生选择[J].文学界，2010（6）：46.

[4]白育芳.质疑《史记》中的刺客精神[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4）：41-48.

[5]夏敏.从《史记》中功成身败的悲剧英雄说起[D].曲阜师范大学，2009.

[6]任刚.《史记》中人物取材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7]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42-44.

[8]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62.

作者：董莉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