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价值困境

余世存

近一二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跟西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类似之处，但西方人产生了《在路上》《等待戈多》等文学哲学社会学巨著，产生了“存在主义”思潮、“垮掉的一代”⋯⋯而我们中国几乎交了白卷

谈论国人的价值观会涉及到民族自尊心、个人情感，这是一个容易做出判断、却难以一言九鼎的话题。

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短处是显而易见的。当代中国社会没有多少人坐冷板凳读书思考写作，即使有一些也极度边缘化，言论空间则充斥着“咳风唾地”的口水表达。

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会使我们怀念起祖先的光荣，怀念老子、孔子们的伟大。确实，传统中国文明有着不容争辩的价值观，老子、孔子、墨子们在“轴心时代”实现的精神性超越，至今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遗产之一。但无论是阴阳之道、易道逻辑、兼爱思想、道德黄金律、仁义伦理坐标⋯⋯我们后人难以说这是我们当代人的价值观。换句话说，这些美好的思想、信仰、情感，是书本上的、传统的，而不是实际的、当下中国的⋯⋯我们当代中国人流行的是“狼图腾”“硬道理”“活着”“说不”或“不高兴”。

因此，谈论中国价值观不是一个能够讨巧的事。即使中国人自己，在康梁变法之后，也明白我们在价值观上一塌糊涂，难以应对现代危机。传统文明那套东西虽然美好，但可爱者不可信，面对西方文明的侵蚀和渗透，传统中国必须回应、转化，以立足于现代文明之列。

牟宗三先生曾说过，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是材料的世纪，不是形式的世纪。我们的精英和人民，几代人的人生努力，只不过是文明眼里的材料，有待他人来审断。直到今天，我们有着世界上硬件如大楼盖得最好的大学，但我们教育出来的人才多半只是材料而已，远远谈不上人才。以至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新最近谈中国高等教育，说社会中上层用脚投票，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决策”。

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考虑现代中国价值观问题，我们大概能够理解，新儒家所说的“坎陷”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照其所说，中国在遇到西方价值观及其实力的冲击之前，似乎还有足堪骄傲的价值，似乎还有足够自处、上下和谐相处、对外共处等等的信念、规则。但事实上，明清的陋规即潜规则，李鸿章总结的外交“打痞子腔”等等已经证实，我们在明清之际即已失去了立身处世的信念和价值。

因此，“坎陷”一说其实是自欺欺人，它跟一百年来政治家、实业家们说的“实业救国”“科技救国”“赶超战略”等说法异曲同工，即我们先不管文化、信仰，我们先把自己的国家规模、国民经济、GDP等等搞起来再来谈价值，再来谈文明模式。好像我们把有价值有信仰先放置一边，我们放低身段，是为了跟西方人站到同一层面讲实力。

这个官产学领域的“坎陷”表达看来是权宜的、实用主义的，本质上是自欺欺人，它跟传统中国的衰世表现并无二致。汤显祖、冯梦龙、曹雪芹、龚自珍等传统中国一流的文化人，反倒是真诚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衰败，他们诚实地承认自己处于历史的黑暗期。即在明清之际，中国的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已经无能赋予中国文明以新的形式。明朝中后期的士人之所以崇拜王阳明，就是因为王阳明提供了一套思想价值体系。殊不知，王阳明的思想不足以给萌芽出新的生产关系的中国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平民大众时代的来临、市民文化、个人主义⋯⋯等等绝非王阳明向内求的“良知”即可落实。

就是说，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活生产现象，中国的上层精英难以为其背书证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说：“有许多的事物，当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中国人早已知道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加以利用。”可见，他在当时即已洞明：中国人能够提供材料，却难以抽象，难以总结。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资源的利用率极低。

中国人对知识资源利用低，这一点少有人强调。社会发展，给人尤其给精英人群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材料，供其总结、提炼、示范，但中国的精英人群少有优秀者、高贵者、诚实者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最近一二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跟西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类似之处，但西方人产生了《在路上》《等待戈多》《单向度的人》《伊甸园之门》《寂静的春天》等文学哲学社会学巨著，产生了“存在主义”思潮、“垮掉的一代”、学生造反运动⋯⋯产生了萨特、阿隆、阿伦特、马尔库塞、罗尔斯等大才⋯⋯而我们中国几乎交了白卷。

因此，谈论中国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批评、质疑和省思，这也是今日中国社会呼唤精英责任伦理的原因之一。政治伦理、企业家责任、学者良心、财富的品质、贵族的含义⋯⋯等等，都是要求精英阶层为中国负起责任。这种呼唤，在方法上跟王阳明的路径并无二致，其效果已见诸历史。

(作者为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