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再议》之刍议

山西 蔡润田

《〈刍议〉再议》之刍议

山西 蔡润田

唐德刚先生《〈刍议〉再议》对胡适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做了细致而不乏新意和机趣的剖析，风雅好读而颇耐寻味，但在一些地方似嫌随意，给人以辩才胜于真知的感觉，对胡适观点的诘难未尽公允，有些说辞令人是非难辨。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人阅读感受，试对二贤观点略做辨析。

胡适 《刍议》 唐德刚 《〈刍议〉再议》

新文化运动百年文学小辑

任何一种新生的文化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通常都有两重性：一是适应时代的历史性，一是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属性不同，其意义、价值自然也不同。前者在当时情境看是合理的，只在当时有意义，甚至当时就不尽合理；后者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期以永恒。其观念究竟价值如何，是短命还是长命，抑或谬误、合理、真理诸成分孰阙孰赡，这大约要看三个条件：主流导向，社会思潮，主体素养。这三条前两条外缘性条件常会浸淫甚或左右观念，后者，即观念发生主体的立场、器识，无疑也是其文化价值高下更为直接的原因。

近读唐德刚先生《〈刍议〉再议》（《联合报》1979年4月25日，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书缘与人缘》）。该文对胡适策动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做了条分缕析可谓细致而不乏新意和机趣的剖析，好读而且颇耐寻味。笔者一向钦佩这位美籍华人学者的学识，尤其喜欢他纵横捭阖、议论风生的笔调。但这篇文章虽则依然风雅好读，但在一些地方似嫌随意，给人以辩才胜于真知的感觉，对胡适观点的诘难未尽公允，有些说辞令人是非难辨。为此，笔者就阅读感受，试对二贤观点略做辨析，权作《〈刍议〉再议》之刍议，借以权衡得失，辨识他们观点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胡适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唐先生说道：“在胡适之先生看来，这个真能为中华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却被迫半途而废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便是他在纽约当学生时代所策动的‘新文学运动’的扩大和延伸。而新文学运动又是他那《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刍’出来的，因而中国近数十年来深入群众的各项激进文化和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与他这篇文章有关。这些运动对国家、民族、人类是祸是福，这篇文章也是个总根，他老胡适都负有责任的。”为此，唐先生对胡适文学改良的“八事”逐一论列，而所取的视角和立场，则是强调思想理论的时代性、历史性。他说：“我认为古往今来，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我们都应该把它们三七开或二八开，甚或一九开。他们的理论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恒或较长时期的价值，其余的则只有些临时性的价值；时代一过，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会变成糟粕，没有价值了。”这个评断标准不无道理，却也有些苛刻。正是这种有嫌偏激的立场，唐先生忽视了胡适“八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合理成分，对胡适的“八事”多所訾议，他还戏称胡适“这个文艺界的‘徽州帮’‘黑线专政’也该到了被造反的时候了”。如何造反的呢？虽然其间不无打趣或慨乎言之的意味，毕竟是他观点的剖白，今天读来有的合理，有的就有失公允，有可商兑、“刍议”之余地。先来看胡适的改良“八事”。胡适说：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唐德刚先生逐一分析。

“须言之有物”。唐氏以为文章不一定要言之有物，并说“屈原的《九歌》就没有哪一‘歌’里是有物的，你能说屈原的文章不好”？其实胡适之“所谓‘物’非‘文以载道’之说”，盖指“情感”与“思想”。“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强调作品“思想、感情”切中肯要，公允之至，针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文胜于质的时弊也算有的放矢；唯透露出的对文以载道的不屑，似乎略显胡适的反儒家教化立场。其实，抽象意义上说，道，道理，义理，亦思想也，岂是“无物”？然而，唐先生以“《九歌》无物”诘问、驳难“须言之有物”，且不说《九歌》中“国殇”追悼阵亡将士、颂扬英雄气概及其彰显奋发精神不可谓“无物”，而其余篇什寄托着人的情感的神灵描写所呈现的“深厚的爱情”“高超的想象”“微妙的境界”，同样不可谓之“无物”。“读《九歌》的人，不管理解它或不理解它，总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觉得美丽芳香，缠绵悱恻，在莫名其妙中捕捉住自己的心灵。”（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心灵受到感染，盖缘于情；文中有“情”，不当目为“无物”。

“不摹仿古人”。胡适强调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创造性无可非议，但以为摹仿“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断然否定摹仿对“文学进化”的意义，显然受当时社会思潮和倡导新文学的主观意图和立场所影响，有违文化继承、发展之实际。唐先生无识胡适观点的合理因素固非持平之论，而列举切近的“小胡适”“小鲁迅”事例言明摹仿之利，则言之有理。

“须讲究文法”。胡适此项要求亦是亦非。一般说来，“作文”讲文法结构是对的，但质诸“骈文、律诗”则不尽然。胡适批评“不讲究文法”的情况“尤以骈文、律诗尤甚”就令人费解。由于骈文、律诗字数及平仄规则的制约，这类体裁语法自由度很高。语序的颠倒、句子的不完整、词性的变化，多有看似不合语法处，但对诗词的表意效果大有裨益。此理至明，胡先生当心知肚明，不知何来乎“尤甚”。是否因为倡导新诗而故作惊人之语？对此，唐先生只谈及不讲文法的“顶呱呱”的新诗，虽不无道理，但撇开胡适所指骈文、律诗，奢谈新诗，却多少有些文不对题。

“不作无病之呻吟”。胡适主要指“国之多患”之时青年作者之悲观与暮气和一班文学家“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其命意及阐述并无大谬。只是有些例子如把屈原、贾生都划归此列，容或偏激。但唐先生逸出题旨，以情书说事，认为情书就是“无病呻吟”的“谎言书”，这恐怕是他的老师胡适所始料不及的，多少有些诡辩、抬杠的意味。而以《爱眉小札》《两地书》为例，对它们冠以“无病呻吟”也有失公允。在此，我们见到了唐先生的幽默、智巧，却缺少了平正。或许可发一噱，却不可信以为是，被牵了鼻子走。

“务去滥调套语”。此与批评“不讲文法”命意相通。胡适这里矛头也主要指向文言文的诗文作者，所举例子大抵为旧体诗中常用词汇。虽出于力倡白话文的私见，却也不无道理。尤其所举“吾友胡先骕”词作，的确措辞陈旧，无真情实感可言。唐先生的文章认为“滥调套语”是“少不得的坏事”。承认是“坏事”，至于“少不得”亦即不可避免，其意思与胡并无大异，只是说“务去”之难罢了。这一条，唐与胡还算相去未远。

“不用典”。在文学改良“八事”之中，胡适是特别对此做了自我修正，听从了友人意见做了区隔与界说的。首先把用典分为“取譬比方”“以彼喻此”的广义之典与己不能言、 “以典代言”的狭义之典。胡适说，他所谓的“不用典”即是指不用狭义之典，但他同时认为“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接下来，他对工、拙之典各举例说明，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这一条最易遭人质疑，理由阐释亦属详备）。他认为“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但所举“拙典”并非只是“拙”，有些简直就是“误用”，这就不是用典不用典的问题，而首先是学养问题了，与“懒惰”关系不大。再有，对狭义之典“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的定义本身也含混，不足为训，因为比兴修辞手法颇有类乎此者，不能说文学不用“比兴”吧。对不用典，唐先生简洁直说，认为“要人家不用典，更办不到”，并列举胡适《逼上梁山》和一家报纸社论《袭人出嫁》的文章题目予以反驳，可谓有力。只是唐先生大而化之，并没有理会他的老师文中的曲折界说。其实，胡适对这类广义“取譬比方”的用典是网开了一面，并不在“不用”之列，故而，唐先生这位晚生就难免对先师有唐突之嫌了。

“不讲对仗”。对仗，纯系汉语修辞手法，尤其对诗词来说更是构成形式美的一个因素。缘何“不讲”？胡适何尝不知此为“人类语言之一特性”，但他认为“骈文、律诗”之中“佳作终鲜”，因其“牵强刻削”“束缚人之自由”，即使不能废除也是“文学末技”和“小道”。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但这也与胡适反对文言文、“废骈废律”、独尊“白话”“新诗”的立场密不可分。对此，唐先生以自己会“对对子”自况，说这是中国方块字与“番语”的蟹行文的不同处：妙语连珠，而不失正理。

“不避俗字俗语”。此议是与胡适“言文合一”的“活文学”主张一致的。他说：“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可见，这里所谓俗字俗语，仍是强调白话文、民间性、通俗性。我想，俗字俗语可有二义，一曰流行于民间的文字、话语，即“大家公认，已经通行文字”；二曰不雅之字。显然，胡适主要还是在前一种意义上说“不避”的，应该说这一主张是适时、合理的。但唐先生却举出艾山的诗说事，他列举诗人艾山《山居小草》一诗中“妈的苗x”一句，唐先生认为“x”就该避掉的，所说也不无道理，但恐怕已逸出胡适的题旨，为调侃而极端了。至于胡适所说辽金元三百年中“乃发生一种通俗远行之文学”，并认为“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这恐怕只是一家之言。总之，文体不同，俗语俗字的取舍应有区别；而且，俗语俗字，不可一概而论。今天，俗字俗语多已通行，自然大可“不避”，但有些极端俚俗语言（包括某些不伦不类的网络语）还是应该有所规避，尽管这类俗字今人作品里已不稀罕，作者已不以为意。

应该说明，唐先生总体上对胡适是十分推崇的，是肯定胡适 “既破且立”之功的。但唐先生的这“再议”文章，由于先验的批判立场和近乎戏谑的笔致的局限，就同他的胡老师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器识，而夸大了已有观念的历史性、临时性，忽视了其可能存在的合理性、普遍性。所以，谈论比较随意，每以极端对常理、以个别难一般。诡谲、智巧、才子气的侃谈多于学人的谨严，今天看来是非参半，不可太认真去听的。唐先生说：“任何至圣大贤、哲学家、思想家，他们自己的时代一旦过去了……我们只顾盲目地跟他们跑就不对了。”唐文写于1979年1月23日的北美洲，发表于同年4月25日的《联合报》，迄今三十六年了。于此，是否也可以说唐先生的时代过去了，遵循先生的“遗教”，我们也不能盲目跟着跑，对先生的理论也不妨做三七开了。

作 者： 蔡润田，作家，评论家。著有专集《泥絮集》《独语集》，整理译注《中国历代谐趣诗》，主编并部分撰写《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