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决定论与灰色阐释学——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念与文学批评（上）

时间：2024-05-20

北京李建军

一元决定论与灰色阐释学
——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念与文学批评（上）

北京李建军

重估俄苏文学（十二）

普列汉诺夫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思维和文学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本文试图从绝对一贯性、一元决定论、阶级意识、个性和死亡等方面，深入考察他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和局限。

绝对一贯性一元决定论阶级意识个性死亡

崩裂的冰层一直躺在谷中，

这庞然大物仍未见消融，

愤怒的捷列克从底下冲过，

它掀起水尘

和喧嚣不息的飞沫，润湿着

冰冷的苍穹。

头顶上有一条宽阔的通道：

沿着它，骏马奔驰，老牛移步，

草原的商人一步步前行，

牵着匹骆驼，

如今只有风神这空中居民

从这里驰过。

——普希金：《雪崩》（1829）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你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读中文。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就连燕子的呢喃声里，似乎都有着文学的腔调和韵致。那是中文系学生节日一般美好的春天：几乎每天都有可谈的新鲜话题出炉，几乎每天都有可读的优秀作品问世。

像当时的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你也做着自己的文学梦。你把别林斯基的著作放在书包里，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你沿着他的文字铺出的路径，在俄罗斯文学的大地上漫游，看三套车在无垠的雪原上飞奔，看“旧式地主”吵架和吃西瓜，看一群市侩官员下作地巴结“钦差大臣”赫列斯达科夫。这位伟大的批评家让你喜爱上了果戈理，也让你感受到了文学批评的魅力。你幻想着将来能成为一个热心的编辑家和热忱的批评家，能办一份《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文学杂志，能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发出清亮而正直的声音。

然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却打击了你的信心，甚至差点儿压碎了你的文学梦。本来，你准备像阅读《别林斯基选集》一样，将两卷本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认认真真地读一遍，准备将它所谈论到的文学作品，也都找来翻一翻。可是，你并没有从普列汉诺夫那里体验到阅读别林斯基那样的快乐。你被他的书折磨得很苦。它实在太沉闷了，太乏味了，简直就像政治教科书一样枯燥无趣。还有，普列汉诺夫竟然以“不过如此”的轻慢口气，将伟大的托尔斯泰贬得几乎一钱不值。唉！这样的批评家，“不过如此”，不做也罢。

此后许多年，你再也不读普列汉诺夫。直到有一天，你计划写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书。按照进度，你不能再延宕，必须将“普列汉诺夫”一节写出来。你这才下了决心，要将他的书，都找来看一看。你也很想借此修正自己当初对他的看法。然而，再读之后，你发现，此时的阅读感受与彼时的阅读印象，并无两样。不仅如此，你还发现了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那么，好吧，就在这北方的远离尘嚣的青山绿水间，就在这早晚间清凉如秋的盛夏季节，开始沉思和清理吧。这无疑是一件挑战耐心的艰难工作。但是，无论如何，你终于有机会把一块压迫精神的巨石搬开了，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热爱的列夫·托尔斯泰辩护了。

僵硬的“绝对一贯性”

什么是理想的文学批评？在我的理解中，它似乎应该是这样的：要有针砭的锋芒，要有玉石的质地，要有篝火的光热。它的色调应该是蓝色或绿色的，而不是黑色和灰色的。因为，蓝色象征着宁静和梦想，绿色洋溢着生气和希望，而黑色和灰色则显得枯涩而死寂，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拒绝感和疏离感。

文学批评离不开理性，但更依赖于感性；它忠实于自我的感受，但反对无视他者的自大，尤其反对那种“作者死了”的解构主义阐释学的傲慢。一个批评家，如果过度放纵自己的感受，那么，他就会丧失批评的对话性，就很难体验到交流的快乐；如果过度依赖僵硬的理性和逻辑，那么，他的批评就会丧失感受的切近感和鲜活性，就会沦为消极性质的知性活动。

别林斯基与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典型地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模式：前者是基于丰富感受的体验型批评，后者是基于纯粹思辨的理念型批评；前者具有开放的对话性，后者具有封闭的独白性；前者倾向于通过对文本细节的分析，来揭示作品的诗学特点和思想内涵，因而，属于美学与社会学完美融合的文学性批评，而后者却倾向于通过宏观的理论批判，分析作家的阶级属性影响下的写作倾向和思想问题，因而，属于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政论式批评。

别林斯基坦率而热情，又有很高的鉴赏力，能紧紧贴着作品说话，他的文学批评因此显得感性而亲切，使人读来兴味盎然，亹亹不倦。普列汉诺夫则博学多识，外语比别林斯基好，读书比别林斯基多，但是，感受力和对话能力却比别林斯基差很多：“横观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学术成就，可谓博大精深，硕果累累。他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对宗教学、伦理学、人种学等，也都有研究。他的学问可谓纵贯千古，横通百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像他这样学识渊博、著述众多的人物可谓寥寥无几。”①这样的评价虽然有点夸大其事，但也并不十分离谱。问题是，作为文学批评家，普列汉诺夫实在太沉迷于自己的理论，所以，在解析作品的时候，他总是让作品服从理念，而不是让理念服从作品。唉！他实在不是一个让人觉得亲切而有趣的人。

普列汉诺夫有两个否定性的概念：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他常常用这两个概念做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来解剖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作家——哪个作家一旦被定义为“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那他就不仅“无足观也”，而且在文化和政治上，就都是有罪的。他的论证方式，具有经院哲学的教条性质，常常通过堆垛材料来强化说服力，却往往适得其反，总是显得极其烦琐和沉闷，使人雅不欲观。雷纳·韦勒克对普列汉诺夫就没有好感，认为“《没有地址的信》对于近代文学批评史而言，并无多少引人入胜的内容，即便关于泛泛而谈的文学也鲜见论述”②，不仅如此，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态度也不够理性，他“粗暴地批判当代作家”，极为严厉地“痛斥”女诗人吉皮乌斯，毫无道理地谴责易卜生。③比较而言，如果说，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是绿色的，那么，普列汉诺夫则是灰色的。是的，灰色，这沉闷的色调，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像许多刺猬型的理论家一样，普列汉诺夫喜欢用锋利的概念之刀，来规规整整地切割复杂的对象世界。他批评托尔斯泰过于珍视“绝对一贯性”，其实，这正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在思维方式和理论表达上的缺点——他喜欢简单，讨厌复杂，所以，许多复杂的问题，都被他简单化地处理了。1928年7月22日，鲁迅在致韦素园的信中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④又说普列汉诺夫的书，“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⑤。其实，鲁迅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直捷爽快”就是“绝对一贯性”；也没有认识到，在这种绝对化的理论，潜存着很大的认知误区，也会引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不错，普列汉诺夫的确试图“爽快”而“简明切要”地解决一些艰难的理论问题。例如，他利用从达尔文、摩尔根等人那里获取的考古学、人种学、生物学等学科的资料，从“劳动”的角度，来解释“艺术的起源”，极为坚确地认为：“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⑥他站在“历史”的立场，很肯定地说：“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⑦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具有很大的主观猜想的成分，甚至有着独断论的性质。“劳动”与“艺术”的先后，虽然不像确定鸡和鸡蛋的先后那样，是一个“无解的真理”，但是，以绝对的方式，在它们之间确定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次序，这不仅不可靠，而且也没必要。因为，审美是人的一种日常性的直观感受，是人的视觉和听觉“瞬间生成”的一种体验活动，所以，人的“艺术”活动不仅有可能是与“劳动”同时发生的，而且，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是先“审美”而后“功利”、先“艺术”而后“劳动”的。

在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观点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所给出的结论，也“极直捷爽快”。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个别等级的利益，多数等级的利益高于少数等级的利益。”这样的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正当而正确，其实，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它都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隐含着巨大的冲突和灾难。所以，普列汉诺夫就提出了自己的“更正确”的“利己主义”观点，即“整体的利己主义”和“社会的利己主义”的概念：“整体的利己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利他主义、个体的利他主义。相反，前者乃是后者的源泉：社会力求这样来教育它的各个成员，使他们把社会利益置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⑧其实，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同样隐含着严重的后果：所谓“整体的利己主义”和“社会的利己主义”会不会导致对个人的道德压迫？会不会对个人利益造成严重的伤害？基于这样的担忧，人们就不仅要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且，还要通过制度性的保障来实现这种平衡。不存在抽象的社会利己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也不存在抽象的社会利他主义和个人利他主义。一切都是具体的。一个社会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抽象而空洞的“社会利益”，而是保护具体的“个人利益”，所以，就不能为了“社会利己主义”，而无条件地要求“个人的利他主义”，无条件地要求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否则，就会导致“社会”对“个人”权利的漠视，从而造成压抑个体人格、剥夺个人利益的严重后果。

当然，普列汉诺夫也确实深刻地分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任何一个政权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而艺术家一旦变成“国家的诗神”，“就开始显露出极为明显的衰退的征象，并且会大大地丧失自己的真实性、力量和吸引力”⑨。他认可赖斯金的一个观点：一个少女可以歌颂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因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普列汉诺夫进而指出，情感的高尚程度和思想的正确程度，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的强弱和影响力的大小，所以，“当谬误思想成为艺术作品的基础的时候，它就给这部作品带来内在的矛盾，因而必然使作品的美学价值受到损害”⑩。说得很对。但是，他应该进一步指出，所谓“崇高的感情”是指那种含着伟大性质和普遍人性内容的情感，而“谬误思想”则是指那种与人类的普遍共识相抗逆的思想。

对唯美主义问题的深刻论述，也是普列汉诺夫在美学研究上重要的理论贡献。普列汉诺夫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角度，解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根源。在他看来，“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是在从事艺术的人们与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不协调这样的地方产生并逐渐确立下来的”⑪。这虽然不是“唯美主义”产生的全部原因或唯一原因，但至少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还从内容与形式依存关系的角度，指出真正健全状态的文学，都能够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建构一种和谐而平衡的关系。精神的衰落必然导致内容的贫乏；如果艺术趋于没落，则内容落后于形式：“文学的衰落常常表现于人们对形式的重视开始远远超过对内容的重视。可是内容与形式是极为密切地联系着的，所以对内容的轻视，便迅速地在最初带来美的损失，而后便更使形式完全丑化。”⑫应该说，这样的观点，确实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为艺术而艺术”的成因，有助于我们平衡地处理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矛盾和冲突。

封闭性的一元决定论

唯物主义是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的基石，而唯物主义一元论则是普列汉诺夫理论思维的重要特征。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多元性是一个被坚决排斥的概念。在他看来，真理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他所建构的哲学世界里，心与物、主观与客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纯然是一种排斥的对立关系，而不是互补的依存关系，因而，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

在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普列汉诺夫都坚信并宣扬一种绝对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任何人，只要他想认识世界和人类，只要他想成功地把握自己和生活，他就必须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可以完全不夸张地断定，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能成为完全而有觉悟的彻底的政治家。”⑬他的潜台词是：这个判断属于绝对的“黄金定律”，不仅政治家要服从，而且，一切“彻底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同样必须服从。然而，别尔嘉耶夫就拒绝认同和接受这样的理论：“唯物主义是外部环境决定人的个性的决定论的极端形式，它没有看到在人的个性内部的可能使之与外部周围环境的作用相对抗的任何因素。这样的因素只能是精神因素，是人的自由的内在根据，不是从外部、从自然界和社会引出的因素。”⑭显然，别尔嘉耶夫是对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倘若忽略主体的“精神因素”和内在能力，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人类精神活动的特点，更不可能揭示创造性活动的奥秘。

对于那些绝对的一元决定论者来讲，世间只存在一种“科学的”认知方式：要么是“唯物主义”，要么是“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看到了这一点，却视之为正常的事情：“唯心主义，无疑地，与唯物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力图给现象以一元主义的解释。但是在唯物主义中实现这一意图的方式和在唯心主义中实现它的方式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终究’是不大相同的。”⑮他将哲学观点阶级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观点”⑯。本来，很多时候，外部与内部、心与物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例如，“社会环境是思想的产物”与“思想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两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也是在不同语境和前提下都有可能成立的命题；但是，普列汉诺夫硬是要将这两个命题进行“排中律”处理——“不是社会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⑰。他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环境”也是人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的“意识”也决定“社会存在”；他也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完全相同的前提下，不同思想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和行为，从而会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环境”和“存在”。所以，普列汉诺夫就将“生产关系”等外在因素，当作唯一的决定因素。⑱不仅如此，普列汉诺夫还倾向于将认知方式看作一种道德现象。例如，在《唯物主义论丛》中，普列汉诺夫就将思维方式道德化：“在道德的领域里，一个par excellence（道地的）市侩，折衷主义者，常常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理性面对着单调的悲苦的社会生活，愈加感到自己的无力，也就愈加坚固地抓住那个‘理想’。近代的唯物主义对一种像这样的‘道德唯心主义’只有鄙视。”⑲就认识论范畴而言，无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不是道德活动或伦理行为，所以，不宜进行简单的善恶判断和道德定性。值得警惕的是，任何极端道德化的唯物认识论，必然造成一种接近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独断论唯物主义”，亦可称之为“唯意志论唯物主义”。

其实，心物二元本来就是人们为了认知世界而设定的两个范畴，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则不过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两种角度和方法。一般来讲，“唯心”有助于研究人的意识世界的包括信仰在内的精神问题，而“唯物”则有助于人们认知外部的物质世界；前者更多地关乎心，而后者更多地关乎脑；前者更多的是精微的感性体验，后者更多的是缜密的理性分析。通常，一个人固然会有一个稳定的认知角度和认知方式，但是，这并不排除他在必要的情况下，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所以，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观点，就像卡尔·波普（尔）所批评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理性的“预测”和“构想”，甚至不过是“智力的狂妄”⑳而已，因为，“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相斗争的各种力量和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而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㉑。也就是说，就其功能来看，普列汉诺夫式的“唯物主义”，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主宰性的认知方式。

也许，没有什么比宗教更能代表“唯心主义”了；也许，没有什么比科学更能代表“唯物主义”了。宗教纯然是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和情感体验，它只关心人的内心经验，关注那些与爱、恐惧、希望、崇信、罪感和拯救等问题密切相关的精神事务。它几乎完全排斥那种服从理性和逻辑的认知方式，就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样：“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㉒宗教对那种可被“证实”和“证伪”的“科学规律”毫无兴趣。而科学则恰恰相反——它是纯粹的认知活动，是可以而且必须被“证伪”的。

那么，它们——宗教与科学——之间是不是完全不可并存的呢？爱因斯坦在《宗教与科学不可和解吗？》中说：“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至于建立目标和做出对价值的陈述则超出了它的作用的范围……至于宗教，则相反，大家一致认为：它所涉及的是目标和价值，并且一般地也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感情基础，只要这些不是为人类的不可改变的遗传下来的本性所预先决定了的。宗教关系到人对整个自然界的态度，关系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系到人的相互关系。”㉓然而，普列汉诺夫却没有这样的“差别意识”。他贬低甚至彻底否定宗教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否定宗教意识的重要性。在《卡尔·马克思与列夫·托尔斯泰》中，他以一种极端的语气和“愤恨”的态度否定和谴责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他的学说是一种以宗教做基础的悲观主义，或者是——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种以极端悲观的人生观做基础的宗教。”㉔这样的认识和评价，既是粗暴的，也是错误的。

由于站在狭隘的“阶级论”的视点看问题，由于态度的极端和尺度的严苛，所以，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观的审视下，没有几个作家是合格的。在他眼里，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高尔基等极少数作家，几乎生来就是唯物主义作家；而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第一流的伟大作家和批评家，几乎全都是可恶的“唯心主义”作家：别林斯基是唯心主义，赫尔岑是唯心主义，易卜生是唯心主义，杜勃罗留波夫是唯心主义，“皮萨列夫主义”是唯心主义——它“是某种使我们的‘启蒙运动者’产生唯心主义谬论的东西”㉕，就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㉖，至于托尔斯泰，问题就更加严重——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终生都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者”㉗。

按说，出身于平民的别林斯基，是最有可能成为唯物主义者的，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他却实在令人失望：他竟然也没有挣脱“唯心主义”的羁绊。普列汉诺夫总结出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的五条“法规”和“规约”：应当表明而不是证明；如实地描写生活；抓住整个的对象；思想与形式要彼此符合；各部分要构成和谐的整体。但是，他紧接着就从整体上给别林斯基下了一个“唯心主义”的判断：“别林斯基在制定自己的规约时，是站在德国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上的，而唯心主义正如一般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样，虽然有它一切的优点，但是它的毛病就在于先验性。”㉘他完全无视这样一个彰彰明甚的事实，那就是，别林斯基不仅在分析作品的艺术性的时候，体现出自觉的科学意识和“唯物”精神，而且，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也同样是一个充满现实感和深刻性的真理追求者。别林斯基说：“世界观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确定一个民族的世界观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值得一些伟大的天才、现代哲学知识的代表们去努力从事的巨大劳动；这也就是说，要彻底研究我们所谈的那个民族的整个生活。”㉙但是，对这样的近乎真理的思想，普列汉诺夫依然难以认同和接受，因为，别林斯基想用唯心主义的方法解决“世界观”与“生活”之间谁决定谁的问题。㉚

他对赫尔岑也同样不满，同样瞧不上眼。他虽然赞赏赫尔岑的黑格尔哲学是“革命代数学”命题，但是，却并不认为赫尔岑自己会利用这一公式解决问题。因为缺乏成熟的唯物主义意识，因为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所以，赫尔岑就不可能建构起自己的“革命代数学”：“如果黑格尔哲学像赫尔岑所说的是革命的代数学，那么，赫尔岑的关于在历史上‘随自己的意’而行动的个人自由的思想，就可以称为应用于实际行动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代数学，或者称之为空想主义的代数学。”㉛

反讽的是，到了后来，当他的某些政治主张与“布尔什维克”相左的时候，他也被列宁定性为“唯心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用庸俗的唯心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把问题归结为‘战略概念’，而不是阶级对比。”㉜可见，在否定论敌的时候，“唯心主义”已经成了一个既省力又很有杀伤力的话语利器，是近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的武器”。谁一旦被冠以“唯心主义者”的恶谥，那么，不仅他的话毫无真理性可言，而且他的德性和人品，也将同时陷入严重的危机。

一切理论都是在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㉝普列汉诺夫就属于那种仅仅根据理论“证明一切”的人。在他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思想中，有一种固步自封的保守倾向。他不允许任何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补充和修正。他极其教条地抵拒伯恩斯坦、施密特、马萨利克、克罗齐、司徒卢威、考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在阻滞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突破和不断发展方面，在将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化方面，普列汉诺夫无疑负有“始作俑者”的责任。正像伯恩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将“存在”和“意识”对立起来，“把人仅仅看作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㉞，从而，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独断主义的“一元论”的解释，必然“会是极大的退步”㉟。伯恩斯坦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多篇文章中，反驳了普列汉诺夫对自己的严重误解和无端指责。

别尔嘉耶夫曾经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俄国知识分子在思维方式上的极端化倾向：“俄罗斯思想总是过于热衷于一元论，过于倾向于唯一，过于敌视多元化，在具体的多元化面前显得很封闭。俄罗斯思想的这种特殊的一元论总是喜欢强暴存在的无限复杂性。”㊱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期里，“俄罗斯思想”的这种敌视多元化的绝对一元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叙述方式，甚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中国人固有的“毋意毋固毋必毋我”的适度而克制的“中庸”哲学和“求是”精神，被一种极端形态的一元化唯意志论取代了，而对“过犹不及”的极端思维方式的警惕和排斥，也被思维和行为上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自负和任性取代了。而这些“取代”所造成的后果，则是普遍性的和灾难性的，无论在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精神生活领域，都可以看到这些灾难带来的至今犹且未已的后遗症。

①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63页。

②③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杨自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01页，第502—503页。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9页。

⑤鲁迅：《鲁迅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0页。

⑥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Ⅰ），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第410页。

⑧㉕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汝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第243页。

⑨⑩⑪㉔㉖㉗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Ⅱ），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5页，第852页，第848页，第751页，第681页，第737页。

⑫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页。

⑬㉘㉚㉛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汝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633页，第585页，第623—624页，第795页。

⑭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6页。

⑮⑱⑲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王太庆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2页，第386页，第205—206页。

⑯⑰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1页，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