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组缃的创作看中国左翼文学的范围问题

⊙罗雪松［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从吴组缃的创作看中国左翼文学的范围问题

⊙罗雪松［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摘要：：吴组缃虽非左翼成员，但他的创作与左翼文学有着许多契合的特征，学界一直把他的创作纳入左翼文学的范围。从吴组缃的创作可以发现，左翼文学是一个很有弹性的空间，那些虽非左翼成员，但与左翼作家有着共同的时代愿望、相同思想倾向、相同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的作品，便可以归入左翼文学的范围。此文通过对吴组缃创作个案的研究，发掘其历史价值与文学意义，为进一步认识左翼文学的丰富性与兼容性提供借鉴。

关键词：吴组缃左翼文学契合

中国左翼文学（简称左翼文学）是1930年代激进知识者开创的、一个多维的文学空间（而不是只有政治维度的扁平空间）。左翼文学伴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左翼文化运动是一个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远的文化实践活动，它联结着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作为一个社团或派别而言，“左联”是有门户界限的，而作为文学现象的左翼文学来说，它的边界有很大的开放性与复杂性。所以说，左翼文学的范围不应局限于左翼作家的创作，它的边界也许还要大得多。通过对吴组缃创作的分析发现，那些虽非左翼成员，但与左翼作家一样怀着与时代共进的愿望、有着相同思想倾向的作家，如果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表现出左翼文学的特征，便可以归入左翼文学的范围。

一、左翼文学的大致时限及题材范围

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大致时限是从1928年到1938年，常称为“左翼十年”，而左翼文学创作活动持续的时间还会长一些。左翼文学以1928年成立的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作家创作为主体（这段习惯亦称“革命文学”），并以1930年“左联”成立为标志，于1933年迎来创作的高峰期。1936年3月，“左联”解散，但左翼作家们的活动还在继续。据吴组缃回忆，1937年春末夏初，张天翼、邵荃麟、叶以群、刘白羽、朱凡、王悌之、蒋牧良、葛琴等到宜兴丁山聚集，时间约一个多星期。“当地国民党县党部《宜兴日报》登载了一条头条消息：‘大批左翼作家云集丁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大家然后散去各处。”①可见，左翼作家的活动在抗战阶段仍然很活跃。此时，抗日题材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内容。1938年4月，张天翼发表了《华威先生》，文学史主要把它看作国统区文学而忽略了它在左翼文学的重要影响。这篇小说被日本方面翻译成日文并加按语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抗战文艺该不该暴露和讽刺的争论。国民党文人说：“你们左翼作品替敌人作了宣传。”②可见左翼文学对政治局势的影响，当时，吴组缃写了《一味颂扬是不够的》一文，发表于1940年1月22日的《新易报》副刊《蜀报》上为之辩护。可见，这个时期，左翼文学活动还在继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前才画上句号。从地域范围来看，左翼文学涵盖了包括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1942年以前）和孤岛文学在内的一个更大的范围。

二、吴组缃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关系

在学术界，对吴组缃的评价基本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写的文学史，对很多文学现象都进行重新定位，但对吴组缃的创作中的评价基本不变，一般都认为是属于左翼文学的范围或属于社会剖析小说派，而且描述也大同小异。赵园先生在《吴组缃及其同代作家》一文中，从作品的内容及手法两方面对吴组缃的创作进行考察，把其归入左翼文学的行列。而后还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这些研究意见比较一致，都认为吴组缃并非左翼团体作家，但他的创作属于左翼文学的范围。为什么一个非左翼团体作家的创作会被纳入左翼文学的范畴？吴组缃虽然不像洪灵菲、胡也频、柔石等左翼革命文学家，但他的创作无论从题材、主题还是表现手法，都与左翼文学有着很多的契合点。

1.创作思想的契合

吴组缃笔下的皖南农村，也和左翼作家笔下的广大农村一样，农民暴动此起彼伏。1933年至1934年，吴组缃先后创作了《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小说，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1940年，吴组缃因抗战转入后方重庆（国统区），1940年冬天开始创作《鸭嘴涝》（后改名《山洪》）连载于《抗战文艺》。左翼文学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它的创作思想本质上是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革命文学。吴组缃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曾说：“认为早年自称现实主义者，其实只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已。文学只可以与政治平行着走，并须保持一相当距离，作家以执着所接触之现实生活为主要之点，不赞成文艺家在政治口号之下从事写作。”③按照吴组缃的理解，现实主义作家要立足于熟悉的生活，而不是按政治意图去编写生活；对生活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要忠于时代，更要忠于自己的感受，作品既要有时代性，更应该有个性。吴组缃的创作，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正如孙玉石所说，吴组缃“自觉接受了‘五四’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真诚地站在中国最穷苦的广大的农村劳动人民一边。他用他那对安徽农民满怀感情的坦诚的笔，真实地写出了农村的宗教关系与社会矛盾，写出了农民生活中的痛苦与欢乐，美好与丑恶，善良与贪婪，麻木与愤怒，觉醒与无知。他不但追求一种生活层面的真实，而且更强烈地探求人们心灵底层蕴藏的喧嚣与骚动。”④

2.创作题材的契合

1930年代的中国，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经济日益衰退。此时，肩负时代使命的左翼文学应运而生，那些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纳入到时代大潮中。按照左翼文学对题材的要求——“描写广大群众的数重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广大的饥饿，巨大的灾祸”⑤，吴组缃的创作是非常符合这个要求的。由于时代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吴组缃的创作与时代贴得很近。他说：“文学这东西对时代、对社会负有严正重大的使命，他该站在当代思潮的前面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内在’和‘外在’，指导或闪示着我们该怎么做、怎么走怎么生活。”⑥由此出发，吴组缃所选的题材都是那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潮流的内容。

《西柳集》和《饭余集》几乎就是吴组缃创作的全部，在这两个集子中，取材于皖南农村的占了绝对的比重，名篇《一千八百担》《樊家铺》《天下太平》《官官的补品》《竹山房》《黄昏》《柴》等无一例外都属于农村题材。他的创作联结着那个时代、社会的“内在”和“外在”。“内在”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外在”就是经济的日益衰退，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赵园在《吴组缃及同代作家》中指出：吴组缃的小说创作具有同代作家的共同特征，在内容上与表现“中国社会性质”紧密相连，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以此为依据把吴组缃与丁玲、洪灵菲、张天翼、沙丁一起归入同类作家来考察。因为他们具有“左翼文艺”的共同特征：“对于时代的总的气氛的感受与传达。”⑦

《一千八百担》《樊家铺》《某日》《山洪》等都突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风貌。茅盾对《西柳集》的评价是；“暴露了农村破产的复杂真相”，“展示了全幅破产中的农村”景象。可以说，吴组缃小说的成就，使左翼文学的题材更为丰富。这一点，早在1935年11月肖三写给“左联”的信中得到证明。肖三把吴组缃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和茅盾《春蚕》并提，认为前者是左翼创作关于农民题材并知道新发展。吴组缃的创作与茅盾《子夜》《春蚕》（《农村三部曲》之一）的密切关系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事实上，吴组缃的创作就是茅盾解剖小说题材的延伸与扩展。茅盾的创作既有宏大的社会风云的大描绘，又有具体事物的精描细刻，千万头绪、纵横交织、气势磅礴、波澜壮阔，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揭示社会的变化。而吴组缃写的小店铺、小家庭、或一宗祠、一村庄，他工笔细描，画龙点睛，从经济和人伦的角度揭示社会的变化。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突出一个“变”字，而反映社会的变化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共同特征。

3.艺术手法的契合

由于时代急剧变化需要更多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因此“速写式”的小说成为30年代左翼作家热衷的文体。“30年代初‘速写’当令，更是时期性的文学现象。‘速写性’是一个时期左翼文学的特殊性”⑧。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的副标题就叫“七月十五宋氏大宗祠速写”。但吴组缃并不是赶时髦采用“速写式”的，而是出于内容和表达的实际需要，“因为我这方面的经历很丰富，要写的人也很多，又没有时间去写成一个几十万字的长篇，所以就取了切西瓜的方法，切了一个剖面”⑨。吴组缃的速写吸收了左翼作家“速写”的长处又避免了“过分性急”的不足。

三、吴组缃的创作对左翼文学范围研究的意义

左翼文学是由“左联”倡导发动，左翼内外参与创作的文学实践，而左翼外围的创作更能体现左翼文学的实绩和意义。这是因为左翼文学是在左翼文艺运动这个更大的范围上开展的，在当时具有很“前卫”的色彩，即适合时代的思潮而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实践。换而言之，左翼文学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实验性和冒险色彩。尤其是反映广大的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大众生活这一点，非常符合当时处于前卫的现代政治理性精神。而将政治现代性或者说革命理性置于文学实践的中心位置，这是种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1931年11月，一篇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简称“《决议》”）刊出，明确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并对“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进行了阐述，对题材有明确的要求，并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广大的题材”⑩。依照“《决议》”对题材的要求，非左翼成员除了吴组缃外，还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在这个题材的范围之内。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是当时唯一有影响的文学运动，这个运动，不但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促进了大批革命文学家茁壮成长，而且对整个文坛，对民主作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⑪不仅如此，被左翼视为异类的现代派代表穆时英、施蛰存，他们早期的创作有不少作品可以归入左翼文学的范畴。穆时英的小说集《南北极》出版时，《现代》2卷5期首页的广告语就出自左翼批评家钱杏之手，《南北极》被誉为“普罗小说的白眉”。施蛰存曾出版过一个小说集《小珍珠集》，有人认为它“完全可以看作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收获”⑫。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说，3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左翼作家群，“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神兵，也不是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⑬。可见，左翼作家的号召力是相当大的，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听从时代的召唤，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世界进步文化，鼓舞和吸引着许多激进青年，壮大了左翼队伍的力量。而且，当时很多以描写战争和天灾为题材、以反映社会的衰败和民众的觉醒与反抗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左翼文学特征。除了吴组缃创作的《鸭嘴涝》（后改名《山洪》）外，还有老舍的鸿篇巨著《四世同堂》和话剧《残雾》等，应该纳入左翼文学的范围。

因此，左翼文学的范围不应以作家的政治立场或文化身份去划分，也不应只以“左联”这个组织框架去划定，而应该根据具体作品的内容及影响界定。左翼文学不仅出于政治需要，而且出于作家的时代自觉和社会良知，这种自觉与良知是超时代、超派别的。因此左翼文学不应成为一个有历史桎梏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具体的文学现象。换而言之，左翼文学可以涵括的不仅仅是政治理想相同的左翼成员的创作，那些政治理想不尽相同的非左翼成员，但本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而创作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时代更替的作品，甚至一些身份敏感的作家作品，都可以归纳入左翼文学的范围。这样做的结果会对如何评价左翼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对认识左翼文学的丰富性与兼容性，发掘其历史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②沈承宽、黄候兴、吴福辉：《张天翼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③④《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8页，第3页。

⑤⑩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5月版，第162—163页。【“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广大的题材”包括：（1）反帝，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经济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军阀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以及各派资产阶级的利害关系。分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害冲突，暴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以中国作军事根据地的阴谋，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各种英勇的斗争；（2）作家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及军阀混战的题材——分析这些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描写广大群众的数重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广大的饥饿，巨大的灾祸，描写军阀混战的超过一切大灾祸也造成一切大灾祸的战祸，描写农民和兵士对于军阀混战的憎恶及其反抗的斗争及兵变，等等。（3）作家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统治下民众的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作家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杀人放火，飞机轰炸，毒瓦斯，到处不留一鸡一犬的大屠杀；（5）作家还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的生活，等等。】

⑥木公（吴组缃）：《斥徐祖正先生》，《中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2年1月22日。

⑦⑧赵园：《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第99页。

⑨吴组缃：《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⑪⑫黄忠来：《施蛰存与左翼文学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39页。

⑬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1页。

作者：罗雪松，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玉林师范学院·王力文学研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