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中西融合：吴宓留美之前思想和人格的成形

⊙霍俐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在中国的中西融合：吴宓留美之前思想和人格的成形

⊙霍俐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由于吴宓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一直是站在文学革命的对立面，因此吴宓长久以来被学界冷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政治因素，吴宓受到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对于吴宓的研究一直严重不足，提到吴宓往往是与《学衡派》相联系，鲜有单独研究吴宓的。吴宓研究的热起也是在90年代，我们将近二十多年的吴宓研究进行基本归类的话，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吴宓与学衡派的研究，吴宓思想文化研究，吴宓与比较文学和对诗歌创作与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吴宓的教育思想研究，吴宓编辑活动研究，吴宓生平及日记研究，吴宓研究综述及会议综述、吴宓研究专著。这些研究吴宓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将吴宓从批驳其反新文化运动的立场重新定位到反思其反新文化运动功绩的角度上，将吴宓贴上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对于吴宓的学术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关于其社会活动、人际交往、人生经历方面的研究较少，在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待拓展。本文立足于吴宓大量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其放入当时的历史时空当中，分析吴宓成长过程中在北京求学阶段面临的心理上的变化，分析其在面对国家日渐衰落、在寻求救国图强道路上的几经挣扎和困惑，据此，分析中国近代影响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种种因素。

一、吴宓道德至上观念的形成

吴宓在清华学习期间，人格塑造的重要部分是他逐渐摒弃了家庭的影响，突破了家族的束缚，立志要成为一个道德完美高尚的人，清华之后的吴宓逐渐成为了一个追求道德至上的人格主义者，日后也正是这一性格进一步影响到吴宓对于中西文化的评价以及他的爱情。

1914年，吴宓与其生父长期以来的矛盾终于在这一年爆发，二者最关键的不和之处是在价值取向方面的落差，吴宓不屑其父嫌贫羡富之心，最让吴宓痛心的是其父亲在志业方面要求吴宓“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①吴宓对此严厉地批评道：“余书此语，余手几僵。余初闻此语，更不信其时灵魂之尚在也。”吴宓母亲的政见亦与其父亲全然相同。吴宓气愤之下表示，“此后与家庭之关系当以渐疏，宁为不孝子，必为有用之人。”②沈卫威先生解释吴宓这种背叛家庭的叛逆性格为一种强烈的青春期自我认同，这种新的自我认同使得吴宓与家庭、与社会世俗产生了在生活方式和个人信念上的冲突，吴宓在不断的认同危机中最终突破自我，达成自我的再生，在精神和道德上形成清晰可辨的态度。③

吴宓的道德至上的观点与其思想的成熟同时。1914年2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立志“从今日起，余当立起一番新志愿，事事改去旧观，必期事均有合于道德，乃可算一人”。与友人交谈也屡次谈及立身修德之要道，生活中更是严加要求励己修德，身体力行地去帮助朋友，践行道德。但是吴宓身边总是出现不道德的事情和人，常有朋友利用他的善心谋利，吴宓哀叹：“然如我生，亦常修德乐善，然快乐之减少，苦痛之增加，则与年俱进。”④对于自己以及他人道德的严格要求，使得吴宓在同学之间格格不入，理想与现实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清华期间的吴宓时常处在苦闷的情绪中。

吴宓的道德评判随着他对于中外经典作品的研读以及对于中国现状的思考而逐渐成形。在北京城时，吴宓指出：“居京以来，日所见多无价值之人，所闻皆不入耳之谈。根蒂浅薄者，居此境界，鲜不为俗见所默化，弃道义而趋功利，薄文章而重金钱。然余岂遂至是哉？比之浮萍在水，虽蓬断梗折，此身物化，亦不肯随波逐流也。”⑤吴宓主张用道德来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形成道德文化观，赞扬中国五千年之文明，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为救国之途径。

吴宓就是带着这样调和的文化观和严格的道德评判标准去到美国求学的。可想而知，吴宓抵美之后以这样的道德评判标准去衡量美国社会只会进一步强化其在清华初步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文化观也最终引导吴宓师从白璧德。吴宓的自主选择和主观意向，决定了其终将在美国进一步确定和完善了自己保守主义的文化观。

二、吴宓在学术上调和新旧、融会中西观点的初步确立

吴宓“调和新旧、融会古今”文化观的形成，追溯其思想发展脉络，其在清华受教育期间受到清华学风的影响是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吴宓留美后，在哈佛与其清华诸友重聚，这些好友又是之后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此一大批的清华学人聚集到白璧德门下，并且回国一起创办《学衡》杂志，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其中必然有他们接受清华教育影响的原因。

清华创立之初就是因为美国在庚子赔款中向中国索取赔款款项不实，将这笔款项用于中国学生留美款项，并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校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合格的留美人才，学校在设立课程、聘用教师方面特别注意中西兼顾。在清华期间，吴宓在课业上非常努力，课里课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史上的作品，而且从没有放弃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专研。1914年之后，随着吴宓思想的成熟，他的文化观也开始逐渐显露。吴宓的历史老师J.皮克特先生读《罗马史》后提示诸生：“诸生若他日赴美游学，撷载西方文明，亦当专取其长而适于中国者，资为材料，以自制本国之新文明。若去取非其道或肆言保守，均不利于国家之前途，不可不慎视之。”⑥吴宓对此极为赞同。1915年2月，吴宓批评“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就此吴宓提出“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解释，以期有裨实是”。⑦吴宓此时对于新旧之间就已存在调和之态，紧接着又提出“今日诗文，均非新思想、新事物，不能成立；而格律词藻，则宜取之旧”⑧，进一步试用了他的调和观点。

在清华期间吴宓就经常与汤用彤一起讨论学术，在一次与之交谈中吴宓提到自己之后的志业方向，他希望可以从印刷杂志业入手，“造成一种学说，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⑨后来留美前期，吴宓依然保持着他这一志向。1916年4月3日吴宓在给吴吉芳的信中说：“宓自昨冬以来，联合知友，组织一会，名曰天人学会……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⑩参加该会的有三十多位学生，这表明了当时的清华校园已经有相当的一大批学者受到调和新旧、融会中西观点的影响。清华初创之初，学校自身的教学理念影响着吴宓等一批学人，同时吴宓等人在清华期间的活动和初具的文化观又进一步影响了清华传统的扎根。1923年，清华选定汪鸾祥的作品为校歌，其中有词：“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冶，殊途同归”“立德立言，无问东西”，这里面包含了清华传统的治学理念。

三、吴宓思想的成熟与人格的建立

1911年，吴宓复试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学堂。清华学堂在最初成立之初就伴随着抗争、压迫与爱国，学堂的前身是“游美肄业馆”，故此，清华学堂在创立之初就有其独特之处，清华学堂希望成立一完全、高深之学校为中国培养救国人才，但学校官办意味很浓，创办后的清华事务时常受到美国人以及中国政府的干涉。吴宓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在清华学习、工作六年，这也是中国政局颇为动荡的六年，吴宓所处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动乱中最敏感的地带，少年向青年成熟的吴宓忧国悯民加上学术上的成长促使了他思想逐渐成熟，独立人格也日益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吴宓在北京求学之初时刻处在对于国运未知的迷茫与自身安危的恐慌中，对于革命产生的新事物并不完全赞同，吴宓作《辛亥杂诗》表达了自己对于时局的不满，“月来顾影愁何似，国难民殇叹两侵”⑪；1915年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并且称帝，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抨击复古之论调，指责当时报刊中鼓吹帝制的行为，“近日君主政体之议大兴。营私趋炎者，至明目张胆，言戴总统为帝。而政府当轴，对于此事实际上之进行，亦毫无迟回瞻顾，着着布置，而绝对之利害，初未计及。哀我共和国民，劫运沉沦，不知将伊于胡底也”⑫。从吴宓的评论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对于时事已经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对于护国战争爆发，吴宓大赞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于1916年袁世凯撤销帝制且病死一事，惋惜道：“出处固应关大计，圣明今已负初衷。”⑬从吴宓对于时局变化的认识分析能力我们可以看出吴宓思想的不断成熟，能够独立地去评判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明确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吴宓思想上的成熟还体现在吴宓对于自身的不断认识和完善上。少年吴宓在家乡的家庭环境中形成了许多性格上的缺点，在清华学习时吴宓不断反思认识自己的不足，“唯余素性轻浮，且思想多幼稚于情势，处兹境界实不知所以自决”⑭“易于愤郁、易于激怒，损害身心并妨害德业，非善也。当谋所以克己复礼，实行吃亏功夫，则怒可去矣”⑮。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悲观心态，“余理想虽深，感慨虽繁，平日一己之悲观，力之所及，藏而不露”⑯，也自省要求自己当静心用功，“屏除无益之思想而力求快乐”。吴宓在日记中经常出现许多类似这样的自我认识、自我要求的话语，这也是吴宓自我不断完善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吴宓在清华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参加学校辩论会，在学校刊物中担任编辑，担任陕西省学生代表为学生向学校争取权利等，吴宓虽然称自己“虽身为之而心厌之”，然而吴宓自己认识到这些活动能够锻炼自己就勉强自己去

参加，这些活动也确实使吴宓“在此中学得办实事能力及公民道德，足以矫正我身心之偏，即对于我之理想、事业，亦未尝无补”⑰。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留美学生后来的观念和道路差异巨大，不仅仅是因为留美期间受到西方影响，恐怕还要追溯其在国内的源头。他们这一阶段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三段：一是在本乡受到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教育，二是在新式学堂受到的近代教育，三是留美接受的西方教育。其中一部分在出国留学之前就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人格和基本思想观念。后来出类拔萃者，基本上是这一部分精英。胡适和吴宓均是其中佼佼者。可见，留学西洋之前，如果没有根基，恐怕就只能变成唯洋是从的假洋人。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⑫⑭⑮⑯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0页，第370页，第327页，第368页，第310页，第404页，第408页，第410页，第478页，第232页，第296页，第495页。

③沈卫威：《情僧苦行·吴宓传》，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⑩汤一介：《昌明国故融会新知》，选自《汤用彤选集·代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⑪⑬吴宓：《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页，第85页。

⑰吴宓：《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载《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号》。

作者：霍俐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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