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初期不同高校平台对于胡适吴宓文化观的影响

⊙霍俐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归国初期不同高校平台对于胡适吴宓文化观的影响

⊙霍俐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五四前后，中国“庚款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并且大多走向高校，而高校也因这些人的加入逐渐开始改革。近代高校成为中国思想家、文化人的集中地，“他们往往又因为文化观的差异而以‘群分’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并以某所大学作为阵地，形成独具思想特征的学派，不同学派曾在中国近代思想舞台上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①胡适回国后进入北京大学，在积极改革北大的同时，以《新青年》为依托，陆续聚集了一批思想新锐的人才，形成了以胡适为核心的着眼于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团体。吴宓回国后进入南京东南大学，与梅光迪、胡先等人合办《学衡》杂志，迅速地聚集了哈佛留美诸生，并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学衡派，公开反对以陈独秀、胡适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在之后学衡派的发展中，吴宓更是逐渐成为学衡派的中坚力量。双方回国初期，即已形成各自的派别，所处不同阵营。虽然二者文化观内在存在着一致性，但长期处在对立立场，使得二者原本的一致性逐渐模糊，走向了日渐分立的两个极端。

一、北大与南高师

五四前后随着大批留美教授加入大学，中国的各思想流派在大学中形成争锋之势，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新旧之争形成呼和。北大的蔡元培先生与东南大学的刘伯明先生在治校期间秉持“兼容并包”的方针，促进了大学学术的发展，也促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火花的碰撞。

（一）胡适与北大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前的北大，以它守旧的传统而出名，学生们把这间大学当作是在政府中升官腾达的踏脚石，教授们也大多来自官场，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②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新一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宣布就职。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就职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聘用了此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1917年9月北大正式开学后胡适进入北大，胡适与陈独秀的交往始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期，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5期上。三人先后进入北大，由此拉开了胡适与陈独秀一起，配合蔡元培整顿北大，共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的大幕。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期，继续学制改革，致力于改造这座思想封建、官僚气息浓厚的学府。在领导体制上，建立了一些必要的机构和规章制度，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设立行政会议，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设立教务处，废门改系，各系成立教授会；在学科和课程的设置上进行改革，扩充文、理两科，停办工科、商科，实行选科制；开放女禁。③蔡元培要改革北大的决心，正好契合了胡适在美国时就已经存在的在中国建立一流大学的构想。胡适自然也就成了助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北大最为重要的策划者。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北大在这一时期气象日新，整个校风充盈活力。“不仅学术空气浓厚，社团集会繁荣，而且学风良好，秩序井然。师生关系改善，道德风尚也在转变。旧北大那种‘老爷’作风渐渐失去市场，学生们能自由地吸收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④

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一直以“兼容并包”而著称，沈尹默先生回忆：“蔡先生到北大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辜鸿铭、王国维、胡适之、陈独秀等新的、旧的、左的、右的、同时并存。”⑤这一时期的北大与当时的中国一样，正处在新旧代谢的时期，如何处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是北大面临的困境，同时北大的众学子也同样面临着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文化思想在北大融合的艰难选择。众多的新旧学术大家在北大汇合，北大自然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同时，“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也可以看出作为资产阶级民族派的蔡元培在主政时期，对于新文化派在北大主张引进“西学”秉持的支持态度。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表面上是不偏不倚，但是对于封建文化思想来说，它本来一直就在北大存在着，相反，“西学”才是新兴的需要去“兼容并包”的文化思想，而蔡元培的这一政策也为“西学”在北大扎根提供了条件，也为新文化发展开拓了道路。⑥有蔡元培校长的支持，有一批优秀的中国未来的精英做学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有中国政治中心的优越位置，北大逐渐成为胡适回国后践行自己的思想、完善自己的主张的一个优良的平台。故此，胡明在评价北大与胡适的关系时才会发出感慨：“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是她的黄金时代，《新青年》在与北京大学同人的蜜月期间是她的妙龄韶华。胡适正是在北京大学的黄金时代与《新青年》的妙龄韶华时唱大轴的英雄主角。胡适的一生声名事业固然仰仗了北京大学与《新青年》，但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光荣与生色也未尝能离得开胡适个人的努力。”⑦这段话道尽了胡适与北大纠缠不清又不可分离的关系。

（二）吴宓与南高师学衡派的主力人物在1922年聚集到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这些人物多是留美学生，之所以会选择东南大学作为阵地，得力于当时主持东南大学校务的副校长刘伯明的支持，也与当时东南大学与北大截然不同的学风有关系。

东南大学在民国四年至民国八年，开设学科注重作为基础的文理教育与实用的工商教育齐全并进和平衡，有别于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重视发展文理教育的办学思想，东南大学更加注重实业教育，以至于当时即有人称“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明世”⑧。1921年，南高师改为东南大学，成为与北大并列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刘伯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聘梅光迪入该校任教。刘伯明，江苏南京人，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后转学哈佛研究院深造，在西北大学时与梅光迪是同学。1919年回国后就兼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在职期间邀请时任职南开大学的梅光迪入该校任教。“刘伯明兼容并包，他的著文演讲，持论也比较稳健、公正。既有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过激言论的批评，以防新文化运动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彻底断裂，引起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失范’；同时，他对文化保守主义者一味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有尖锐的批评。正是这种一方面积极扶植具有独特文化品格的《学衡》，同时又清醒于文化时势的襟怀，使他能团结一批长于中西之学的学人，聚首南京。”⑨时任史地部主任的史学家柳诒徵，生物系主任胡先等学者的治学也影响了当时东南大学的学风。与北大相比，东南大学偏于传统的诠释阐发，重批评重继承自守，但是又不是一味守旧，主张科学与人文思想的现代结合。关于东南大学学风，郭斌和曾概括为：保持学者人格、尊重本国文化、认识西方文化、切实研究科学。⑩这种风气与吴宓的人文主义文化观颇为符合，故此成为吴宓践行理想的不二之选。

吴宓之所以放弃北京高师的邀请，答应梅光迪出任南高师西洋文学系教授，既是信任梅，同时也是对于南高师不同于北大一般追随新文化派的认可，他曾在应邀之后提出：“梅君自言，深得所教学生之尊崇信服，故南高师校学生，鲜有附从‘新文化’者。”⑪东南大学远离新文化派的中心北京，并秉持着这种保守学风，为吴宓回国之后抒发观点、阐释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而吴宓的严谨笃实也进一步影响了当时的东南大学。

二、“新文化派”与“学衡派”的分歧

胡适与吴宓在回国之初就已经分属不同的文化派别，其一言一行在五四时期均代表了所属派别的立场。五四时期的派别之争具有“为反对而反对”的风气，新文化派与学衡派虽在爱国图存上有着一致的立场，但是长期的派别论战使得两个派别的分歧日益明显。胡适是新文化派的核心，学衡派的代表是吴宓；二者的文化观，一方面受到团体中同仁的影响日渐成一体系，另一方面二者表达观点时同样也受限于所属不同派别的分歧。

（一）新文化派的旗手——胡适胡适在回国之前，就已经在《新青年》上投稿，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是在国内引起了轰动；胡适到北大后，北大已经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刘文典、朱希祖、沈尹默、章士钊等人，很快胡适凭借他温和的性情和良好的交际与这些人熟悉起来，蔡元培“教育方面的自由政策，使北京大学成为旧派保守学者和新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公开论战场所，而且新知识分子也因此得到联合的机会”⑫。此时的北大，学生中的保守势力依然占主导，教师中已有一部分教授是新人物了。而胡适的到来“无疑是给北京大学吹进了最强劲的东风，北京大学那批新思想的教授们已经意识到他们要干一番事业了，他们已经感觉到那阵已经吹来的东风会把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吹绿”⑬。胡适的到来，影响的不仅是北大的一批教授，北大的学生同样也被这股趋新的浪潮影响。一批之后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都扮演过重要角色⑭的学生，也被拉入了新派的阵营。初到北大，胡适是以《中国哲学史》的讲授将北大学生征服的，不过他最先征服的两个人是在学生中极具威信的傅斯年和顾颉刚。⑮有傅斯年的保驾护航，胡适在学生中的威信逐渐地确立，而面对巨大压力和挑战的胡适也在这一时期用加倍的努力换来了他中国学术的成熟。余英时先生总结说：“胡适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⑯1918年12月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创办了《新潮》月刊，请胡适做顾问，《新潮》与《新青年》并称姊妹刊，在倡导新文化、反封建、反礼教、打倒孔家店上与《新青年》有一样的主张；《新潮》杂志的一批主将与胡适既是师生又是朋友，他们在学术思想以及文化观念上都紧跟胡适的步伐。格里德评价胡适在这一时期的地位时说：“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⑰

1918年1月，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采用标点符号，新文化派在意识精神上以胡适为核心的局面形成。一般来说，新文化派主要的观点是反对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旧制度、旧文化、旧宗教等旧的中国传统，提倡新文学改革、科学、民主、自由等新学。在提到反对派的非难时，陈独秀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而陈独秀对于这些非难也欣然接受，但是这也正是新文化派此时的取向，就是要“破旧立新”。虽然新文化派由胡适和陈独秀引导，但是其中的一些学生却远远地走在了教授的前面，越发地走向激进。

（二）学衡派的中坚——吴宓1921年吴宓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这一年由梅光迪发起并筹办的《学衡》杂志也基本成型，《学衡》的第一次会议在吴宓的寓宅召开，团结在《学衡》杂志下的社员也就是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基本成员。第一次会议时，参加会议的成员是：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北大预科毕业，留美，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萧纯锦（留美，任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马承（暨南大学教授）、邵祖平（东南大学附中教员，唯一不是留美学生或大学教授的成员）、柳诒徵（曾赴日考察教育，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则陵（留美，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等⑱，共九人，成员背景主要是留美并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学者。其后东南大学文史哲各系科的教授以及部分的东南大学的学生也向《学衡》投稿，与吴宓同为哈佛同窗的汤用彤、顾泰来、楼光来在这一时期陆续聚集到东南大学。这批由清华留美预备班一直到哈佛的好友再次在东南大学齐聚，而这次的聚首，他们的团体已经扩大，思想日趋成熟，俨然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一股力量。学衡派的创立是以反对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李思纯指出，中国近代的急剧变化，“以一语括其总因曰“新旧思想之冲突”七字而已，此冲突盖中国文化估定价值之关头，亦即中国文化之生死关头。”⑲对于中国文化的重估，学衡派认为必须要对中国历史作一个全面的考察，也就是融会古今，才能真正发现其价值，而中国文化的价值就是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在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上，学衡派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最具代表性。与新文化分庭抗礼的过程中，针对新文化抨击的中国传统文化、礼教问题、孔家店，都引起学衡派的激烈争论。学衡派认为“中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⑳；“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㉑；孔教是我国数千年道德伦理的最高精华，“以道德论，吾中国数千年孔孟诸哲所示孝弟、仁义、慎独、省身诸义，实足赡用于无穷”㉒。中国是伦理之国家，礼仪之邦，“今虽礼教陵迟，然而流风未沫”㉓。中国长久就来即因风俗礼制人伦来维系，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约束社会参与者的一个重要规范；学衡派将“礼”视为孔孟道德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之所在，学衡派维护礼教实际是在维护礼教所代表的中国人伦道德。关于吸收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路径，吴宓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提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英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㉔

学衡派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在东南大学只维持了短暂的一年多，从创办伊始就存在诸多矛盾，吴宓与梅光迪之间的分歧尤其明显，到1923年初梅光迪不再投稿《学衡》，对吴宓主编《学衡》之内容多有批判；1923年胡先赴美进修，《学衡》社之原始社员除邵祖平、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外，没有人再过问社务或谈论杂志内容。对于学衡派打击更大的是，它的重要支持者和撰稿人刘伯明病逝，从此以东南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学衡群体渐趋解体，许多学衡派的元老级学术大家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学术研究方面。学衡派虽然是由梅光迪发起，但是它的核心人物确是吴宓，自始至终，所有大小事、款费支出等均由吴宓一人承担，故此，吴宓称“《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㉕。

由吴宓主办的《学衡》在东南大学时期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确是《学衡》最锐意进取的时期。吴宓通过《学衡》实现自己的个人追求和现实努力，对《学衡》所背倚的语言文化资源和对新文化所背倚的语言文化资源的双重清理批判，以完整的文化姿态对五四新文化展开全面批判，使得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在现实批评（通论）、学术清理（述学）以及文学创作（文苑）几个方面都有令人注目的实际展开，并呈现出一种比较成熟的思想文化面貌。㉖

三、余论

民国初年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兴起，是一场特殊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二是大学教授和学生是主力军，形成一个领袖和追随者密切互动的群体，产生群体效应；三是新知识分子掌控现代传媒，掌握话语权；四是大学成为思想文化中心，呈点状分布，构成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特殊空间形态。这是就新思想和新文化整体而言。但所谓新思想和新文化并非一个声音，一个论调，而是各种不同观念相互碰撞，呈现思想的火花。这正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特点。新文化派和学衡派都是新思想。不同的留学生群体，不同的大学空间场域，构成了民初新思想和新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

①吴民祥：《“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②⑫周策纵：《五四运动》，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第70页。

③④⑥吕林：《世界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第27页，第28页。

⑤沈尹默：《我和北大》，见《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⑦⑬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第370页。

⑧梁敬淳：《然疑录·记北大（附东大）》，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7页。

⑨沈卫威：《“学衡派”与南京大学》，《文史知识》2002年第5期。

⑩郭斌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国风月刊》1935年7月第2期。

⑪⑱㉕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7页，第235页，第235页。

⑭这一时期支持胡适的学生以及之后的成就列举。傅斯年：极有影响的史学家和言论家之一；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史学家、教育家及言论家；后来担任北京的清华大学及重庆的国立中央学校校长；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顾颉刚：著名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及民俗学家。康白情：浪漫派的抒情诗人。毛子水：教育家及国学家。江绍源：教育家及宗教历史学家。何思藻：教育家，后来担任山东省主席和北京市市长。俞平伯：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和《红楼梦》专家。杨振声：中国文学教授、作家，曾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冯友兰：著名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朱自清：著名的散文作家及诗人。

⑮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讲起，这一改把北大学生充满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关于这一段历史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有详细的叙述。

⑯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8页。

⑰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⑲李思纯：《论文化》，选自汤一介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⑳《学衡杂志简章》，选自汤一介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㉑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选自汤一介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㉒邵祖平：《论新旧道德与文艺》，选自汤一介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㉓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选自汤一介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㉔吴宓：《论新文化运动》，选自汤一介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㉖段怀清：《〈学衡〉与东南大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作者：霍俐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