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薇文学创作中的原罪观

⊙谢　驰［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论白薇文学创作中的原罪观

⊙谢驰［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徐州221000］

摘要：在新文学第二代女性作家中，白薇的文学创作是非常具有个性的，她的文学创作观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琳丽》《打出幽灵塔》《炸弹与征鸟》《悲剧生涯》四部文学作品着重对白薇文学创作中的原罪文学观进行论述。

关键词：白薇自由原罪女性作家

“原罪”这一术语来源于基督教，是指人生来就充满着洗脱不掉的罪过。这个解释似乎使得“原罪”站在了“自由”的对立面，然而，随着文学实践的不断深入，作为文学主题的“原罪”已不仅仅是“不自由”的代名词，而是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原罪观在白薇的文学创作中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恋人背叛的原罪观，二是父权压榨下的原罪观。总体而言，白薇将这种原罪观解读为男权统治下的原罪观，因而，在表现原罪观时，男性角色便自然成为了原罪观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化代表。

“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①古希腊文学的深广，既得益于古希腊文学古朴的哲学观，又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带有宗教意识的原罪观。白薇的诗剧《琳丽》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文学价值，一定程度上与其较早地将原罪观纳入文中主题相关。“无论怎样好的女子，都不能永远占住我全部的心”，男主人公琴澜的一句话，直观地揭示了男权社会下的男性的原罪观。在爱情中，这种对恋人的背叛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甚者将其当作潇洒的资本。他们生来折磨女性，为了一己的私欲，随意地对女性进行肉体的占有，灵魂的欺骗，最后将之遗弃。他们这种对女性的践踏给女性带来的灾难，通过女性的苦难展现了恋爱关系中男性背叛的罪恶。一对姐妹，平静而幸福的生活被这个音乐家打破，先是与琳丽热恋，随后又迷恋于妹妹璃丽，璃丽怀孕时，却又对琳丽难以割舍。这种近乎玩弄女性，不尊重爱情的做法却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现象，无论最后结果怎样，男性总是会被原谅。这种主流意识支配下的原罪观是极度恐怖的，因为男性本身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罪恶的，他们形而上地把爱恋女性的数量用以评判自身的价值，游走在不同女性之间是所谓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道貌岸然、堂而皇之，并不认为自己处在反面角色上，而是男性的楷模。这种不被正视的罪恶正是爱情中男性天生的“原罪”。作品结尾，琳丽穿着一件洁白的绢衣，周身佩着蔷薇花，死在泉水的池子里面。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而她的死正是琴澜的原罪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下，对于琳丽没有同情，对于琴澜没有批判，于是，白薇在艺术中实现对恋爱关系中男性背叛的“罚罪”，安排了三个猩猩撕碎了琴澜这一结局。

在《打出幽灵塔》中，原罪观是同样存在的，这种原罪观侧重体现在对父权制的控诉上，即父权压榨下的原罪观。一方面，胡荣生作为父权制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化代表，便成了控诉焦点。这一类人的出生就是罪恶的，因为他们同样为践踏女性而生。胡荣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封建专制的代表，同时他也是一个剥夺女性自由的强权统治者。他强暴了萧森，迫使她不得不自谋出路以获新生；他因贪财而霸占了一个寡妇，后又至其于死地；他因少梅的美貌而买入做妾，葬送了她的青春；他的好色本性让他收月林作为养女，为了占有她，杀死了两条人命，得知其为私生女后，甚至想杀害萧森，最终断送了月林的生命。“罚罪酬善”作为救赎原罪的途径，白薇将其划分为两种角色，“罚罪”侧重于父权制的男性角色，“酬善”则侧重于追求自由的女性角色。这种敏感而偏激的划分与她少时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造就了白薇异于其他作家的两性观。九岁的白薇给李锡铭做童养媳，十六岁，李家逼嫁，面对丈夫与中年时就已是寡妇婆婆的毒打虐待，此等虎狼之家迫使未及成年的白薇陷入了人间炼狱。白薇曾言：“人间地狱的历史太惨而长。”为了脱离这种生存状态，她先是到师范院校就读，后又只身前往日本，在此之前父亲同李家人一同阻挠白薇留学，而白薇嫁到李家同样是因为父亲的封建守旧观。在文学创作中，白薇常常以“父亲的女儿”“父亲的娇女”“父亲的逆女”自称而非第一人称“我”，这种别具一格的自称恰恰体现了白薇对父权制的反感。另一个方面，由于胡荣生的“原罪”导致了下一代月林与亲哥哥的乱伦之爱，较之《琳丽》中所体现的当时当地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对爱情不忠的原罪观，在《打出幽灵塔》中，白薇更加强调了这种“原罪”的不可救赎且具有延续性。

年轻时的白薇曾引起左右两派的共同讪笑，批评家认为白薇的作品轻易地将爱欲与政治画上了等号，她所塑造的女性角色总是以献身革命替代她们缺失的情爱对象，这种评价一是荒唐，二是短见。他们并没有看到白薇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正是白薇这种歇斯底里、发自内心的诉说，才是从本质上揭露了由于男性的原罪，迫使女性走上反抗的道路，没有爱情中恋人的背叛，她们又为何出走革命，没有父权的压制，她们又为何放弃爱情，追求革命。可惜的是，即使是走上革命这一“神圣”的道路，女性也无法摆脱男性“原罪”的伤害。这是同时代作家没有觉察到，同时也是他们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综观《琳丽》和《打出幽灵塔》，白薇将自己封闭在了女性角色的狭小空间中，通过两部作品单一地诉说着自己对两类男性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表现力及其文学价值。而在《炸弹与征鸟》中，白薇似乎逐步地克服了这一局限。更为全面、详实地阐释了男性的原罪观，在措辞方面也更加中性，而不是一味地批判。《琳丽》中的琴澜并没有认识到游走于不同的女性之中是罪恶的，他明目张胆地举棋不定，追求自己的欢愉。而在《炸弹与征鸟》中的吴韶舫的背叛是隐晦的，是玥在找寻彬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当初深爱之人竟是这般不专，在此之前，玥是毫不知情的。吴韶舫的这种有意蒙蔽玥可以看作是男性初步认识到了男性自身的原罪，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已经认识到玩弄女性是罪恶的，但是他又不愿轻易放弃这等“好机会”，于是，他开始欺瞒与伪装。同样是背叛，他比琴澜更加精明，这是在五四时代的感化下，男性既有了新思想，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原罪，却也通过“捷径”即欺骗，以获得旧时期男权横直的时代下他们所享有的“权利”。白薇在表达原罪观时，从男性角色的角度来叙写在恋爱关系中男性背叛的原罪观，比早期作品中单一地从女性口吻批判男权更具说服力。

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白薇的与众不同就是在于她并不将贫富关系作为写作的主线，她笔下的原罪观往往是针对女性而言，两性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男性的压榨是白薇作品中的一贯主题。《炸弹与征鸟》这部长篇客观真实地展露了一代叛逆女儿的命运，顾名思义，女儿们所叛逆的对象即父权。她们对父权压制的这种原罪提出了质疑，原罪已不能成为他们的保护伞，更不是他们肆无忌惮地压制女性的文明化解释。中国古典的儒家文化，虽推崇父权至上，却也讲究仁与博爱，父权的原罪得到了自由女性的挑战，只不过缺乏了现实环境的支持，她们思想上清醒的质疑终究得不到答案。因而，在这部长篇中展现的原罪观同《打出幽灵塔》一样，是以父权压榨下的原罪观为主线的。玥之所以失去了少时的幸福只因她听从了父亲的媒妁之言，嫁入虎狼之家，这与白薇少时的经历如出一辙，本是不愿回忆的阴暗时代，却被她写进书中，她要借此来为女性正言，父权的原罪是惨无人道、洗脱不掉的，他们不仅断送了一代儿女的出路，并将罪孽遗传下来，致使儿女的最终结局只能是悲剧的。

“一个特定的时期不是一个抽象模式或一个理想类型或一个种类概念的系列，而是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这一横断面被一个整体的规范体系所支配，从来没有任何一件艺术作品能够从整体上显现它。”②正如白薇的《悲剧生涯》没有呈现整个世纪的风貌仅仅叙写两性间爱恨交织感情的作品，却强有力地阐释了男性角色的原罪观。白薇将自己破碎的灵魂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下。在《悲剧生涯》中，苇、展的爱情是悲剧的，冲突是激烈的。苇所诉说的展是浪漫的、天真的、无饰的同时又是轻浮的、自私的，展所诉说的苇是美丽的、善良的同时又是阴险的、虚伪的。处于如此的时代下，没有真相可言，白薇也曾发出女性是没有真相的呐喊，探讨两种看法孰真孰假已经毫无意义，这种“无真相”根本上缘于男性的原罪观，他们压制着女性，让女性失去了话语权。

白薇是父权社会下被摧残的女性，她是五四时代下孕育的进步女性，她是被爱情伤害过的柔弱女性，她是革命年代里的革命女性。因而白薇的文学创作中时刻离不开一个主题即原罪观。白薇关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探讨非常深入，她注重的是对日常人的真诚关怀而非个人主义的滥觞，处在正常环境中的人类或被隐蔽、被淡去、被压抑抑或被彰显、被浓抹、被真理。这也是为何在当时白薇作为文学一隅常常被忽略的重要原因。直至20世纪90年代伪道统已经被人们彻底看清，男权的原罪观也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识，贯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将近半个世纪的仇恨、反抗声音得以释放，可以说文学终于迎来它的任逍遥时代，世俗个体的欲望化被直观地展现于文学创作中。表达了人文关怀是人心灵品质的良性饮食，白薇文学创作中原罪文学观也终于被更多人认可。“道理是明摆着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是祝福而不是诅咒，是培育而不是揭露，是信念而不是彷徨，是建设而不是毁坏。”③

①王平：《中西文化美学比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306—307页。

③雷达：《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作者：谢驰，文学硕士，江苏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