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与虱——浅论《带灯》小说中的分裂叙事

⊙张　宇［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46］



萤与虱——浅论《带灯》小说中的分裂叙事

⊙张宇［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46］

摘要：《带灯》的分裂叙事不仅表现在人物性格设置上和多重隐喻意象的安排上，还表现在小说叙事风格上，而这种分裂，实则源于叙事者叙事意图与叙事手法的内在冲突与分裂，包括交替的叙事视角、杂糅的叙事声音、分裂的叙事立场，种种分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次分裂实验。正是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尽管这个实验并不成功，然而在种种分裂之中也使得小说产生了别样的张力。

关键词：《带灯》分裂叙事张力

《带灯》是描写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生活的作品，也是首次全景而细致地描写“上访”题材的作品。小说付梓之时，贾平凹要求编辑一定要在扉页上加上这样一句话：“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句话不仅是带灯命运的写照，更可以作为小说《带灯》分裂叙事的一种隐喻。《带灯》的分裂叙事包括分裂的人物形象，分裂的隐喻意象，分裂的叙事风格。贾平凹坚持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不断融入西方小说叙事的种种手段进行创新与改造，并在其中融入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思考与忧患意识，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一定程度上既带来了矛盾，也构成了小说叙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张力。

一、分裂的人物

带灯原名叫“萤”，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每天面对的是鸡零狗碎、繁杂棘手的民间纠纷。她美丽又理想化，充满小资情调，内心有无限诗情。她同情村民的苦难与不幸，自学中医免费给村民看病，干旱时节为村民借抽水机，积极为因打工患病的村民寻求赔偿……在村民眼中，她像“菩萨”一般。然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带灯也有务实卑俗与琐碎的一面。“盛气不凌人，宽展不铺张”“软硬兼施，恩威共使”①可以说是务实理性、精明强干的带灯的最好写照。她虽然有超凡脱俗的一面，但仍和乡镇融为一体。带灯学会了抽纸烟、骂脏话，吵嘴打架、送礼请吃也都是游刃有余。

基层工作与精神世界相冲突，造成了她性格上的分裂，带灯活得很累又焦虑，“厌烦世事厌烦工作实际上厌烦了自己”②。此外，带灯的婚姻生活与情感世界也是分裂的。带灯的丈夫在小说中是不在场的，他在全文中只出现了两次，且与带灯不欢而散。作者刻意放逐了带灯的丈夫，使带灯的婚姻生活名存实亡，由此也为她的情感腾出了空间。她痴情地记挂着元天亮，为他开处方，给他寄土物山珍，用短信抒发她内心炽烈的爱情和美好的理想与精神追求。但这种感情是炽热而绝望的，不能公开，并且两人永远没有结合的希望。面对精神世界的脱俗和现世生活的脏污，带灯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得到解脱。这种多重分裂导致带灯最终患上了夜游症，与疯子一道捉鬼。由截访之人变为上访之人，这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表现出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荒诞。

二、分裂的隐喻意象

1.萤与虱。《带灯》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意象。萤火虫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象征。萤光梦幻却冰冷，萤虫也会“恶毒”地杀害弱小昆虫；母萤火虫没有翅膀，丑陋而“卑俗”③。萤火虫的意象十分精当地传达了带灯的分裂之处。带灯并非点亮自己照亮别人，而是挣扎中有妥协，抗争中又有沉沦。小说结尾，莽山上出现了萤火虫阵，“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④。聚成萤火虫阵，光芒才能灿烂，寓意许许多多像带灯一样的人，一起用着自己微弱的光，才能照亮这晦暗的世界。然而萤火虫成虫的生命只有五天，短暂的辉煌无法带来永久的救赎，这也象征着带灯的挣扎也是无效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光照亮的乃是深重的苦难罪孽，无法救赎。

文中另外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是虱子。虱子象征着整个乡土中国的凋敝与破败，象征着樱镇的脏污破败和种种黑暗与令人失望的一面，更象征着人自身的痼疾与劣根性，难以拔除。樱镇人对虱子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灰虱子很好看，捉虱子就和穿衣吃饭一样必不可少。除了带灯和竹子，樱镇人身上都生虱子。带灯一开始和虱子作斗争，不仅自己常洗澡晒被子，还向镇政府建议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灭虱活动。然而，樱镇人对虱子已经司空见惯，觉得带灯很可笑。到最后，带灯与竹子也生了虱子，带灯也不再觉得无法忍受。对虱子的接受象征着带灯精神世界的溃败，由原来的遗世独立到最后的自暴自弃、同流合污。“虱子”是可恶的，除不掉赶不尽，一旦“虱子”全部灭光，樱镇人又会觉得无所适从，正如人性中难以拔除的劣根性。

2.白毛狗与人面蜘蛛。从杂毛狗到白毛狗再到杂毛狗，狗曲折的命运实则是带灯命运与精神世界的象征。带灯刚到樱镇工作，凡事看不惯，与周围格格不入，而到最后对一些黑暗现象却处之泰然；白毛狗也由刚开始受人喜爱、威风凛凛，到腿被打跛，尾巴被割断，又到被打得半死，重新变回了杂毛狗。狗的命运其实也是在隐喻带灯的命运，带灯是一个要强精干的干部，为工作尽心尽力却被降职处分，最后因压力大而精神失常，发疯夜游，带灯一直想改变现状，寻求超脱，但挣扎到最后依然还是付诸东流，万事无奈。

文中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蜘蛛则是元天亮的象征。人面蜘蛛带着几分神秘，不常见到，就像从未现身的元天亮，在村人眼中已经变成真龙天神一般。人面蜘蛛不同于白毛狗，它处于乡村世界俗世洪流的“外位”，总是冷眼旁观，高高在上，俯瞰着樱镇每天所发生的一切鸡零狗碎。它成了带灯的寄托，带灯处理重大问题前总会朝人面蜘蛛望一望，寻求勇气与支持。人面蜘蛛的网又是象征着元天亮播撒的相思之网，紧紧缠着带灯，带灯不愿意挣脱，也无法挣脱，直至最后精神失常。人面蜘蛛既是高贵神秘的，又是冷漠无情的，它亦是一个内在分裂的意象。

三、分裂的叙事风格

《带灯》行文包括了两条线索，一条索是带灯的生活和工作，另一条则是带灯的精神生活，也即她给元天亮写的情书。对应于这两个世界，作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在描写带灯的现实生活时，作家“再现”生活自足的逻辑，用白描的手法，简练直白，不拖泥带水。而对于带灯的精神生活，作者则着力“表现”浓郁强烈的个人情思，充满了丽的抒情。

例如对于元薛武斗的场面，贾平凹写道：“先是乔虎力气大，一磨棍打得元斜眼跌进粪池，屎呀尿呀沾了一身，要往出爬，乔虎又来用脚踩元斜眼扒在粪池沿上的手，踩了一下，手没松，再踩一下，手背上的肉没了，手还不松，而乔虎的屁股上挨了一刀。”⑤元薛武斗乃是全文的高潮，然而作者却用白描的手法，简练准确，不带有感情色彩与评价，冷静克制地描绘出原本惊心动魄的武斗。这是作者有意宗法两汉的尝试，他试图抽离一切多余的叙述，力求准确真实，通过简练直白来深入本质，做到“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向“海风山骨靠近”⑥。

然而，在描绘带灯的精神世界时，贾平凹又一改简练直白的风格，采取了丰沛的抒情与细腻的描写，以表现带灯的内心世界。带灯发给元天亮26封长短信，每一封都可以看作是优美的风景画与抒情诗。“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⑦“两边的山狭窄得伸手可及，山的顶上是一片晴天，清爽的水有情有义地流过我，一朵蒲公英悄然飞来，而鱼儿游过了青蛙产下的那一摊卵后又钻进了野芹的水草丛中。”⑧这些信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画面感非常强，这种浓郁柔丽的抒情风格也与贾平凹自身的艺术素养有关。他醉心于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同时精通书法和绘画，信中融入了贾平凹的艺术感悟，画面清丽，色彩饱满，有民歌小调的质朴清新气息，亦有花鸟画的灵动与生机，使得作品摇曳多姿，细腻而灵秀。

乡语村言与诗情画意相交替，简约直露的白描与含蓄精致的抒情，工作报告与情书，这些风格相互冲突的因素，都被并置到一个结构下，生成了一种崎崛之感，文风在杂糅、分裂中迸发出一种饱满的张力。

四、转身之难——分裂的原因

贾平凹在耳顺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一部《带灯》号称是“转身之作”，然而这转身并不成功，可以说是力不从心。作者一直试图在传统表现手法和现代意识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从贾平凹历来的创作也能够看出作者的这种良苦用心。他坚持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话本小说的结构、全知的叙事视角，并不断融入西方小说叙事的种种元素进行着创新与改造，并在其中融入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思考与忧患意识，然而由于自身的限制，贾平凹并不具备穿透历史的眼光，也不像哲人那样具有深刻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正是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一定程度上既带来了矛盾，也造成了小说叙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张力。

1.交替的叙事视角。在“视点”或聚焦的研究中，热奈特将聚焦区分为三种形式，即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以及外聚焦叙事。“零聚焦”意味着叙述者比所有人物知道的都多；“内聚焦”则指叙事者只知道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外聚焦”乃是指叙事者比人物知道的少，这属于“行为主义”的叙事。⑨

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中，叙事者通常采用“零聚焦”的视点，这是一种全知全能型的叙事视角类型，不受任何限制，而叙事者处于故事之外，拥有随意变换的上帝眼光。⑩贾平凹的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他积极吸收古典小说的叙事技法，在小说创作时经常采用这种全知叙事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小说创作无不如此。然而，《带灯》在采用零聚焦的视角外，还有其他创新之处，表现为叙事者交替地使用零聚焦和内聚焦的视角，使得文章有了纵深感。

使用零聚焦的视点抑或说全知视角，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叙事者将信息全面传递给隐含读者（或会不时地发表居高临下的评论），以权威的口吻建立起道德标准。在带灯的现实生活这一条线索中，隐含作者用的是全知的视角，如史诗般大开大阖，包罗万象，举凡樱镇和樱镇人有关或者发生的一切事情，上至古史传说，下至鸡零狗碎，一切都被容纳进来，众多纷繁的人物群像组成了气势磅礴的樱镇画卷。

与此同时，内聚焦的视角则应用在带灯写给元天亮的26封情书之中。“内聚焦”指的是叙事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感知叙事，这种眼光是主观的，往往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在26封情书中，叙事者采用了固定的“内聚焦”视角，以带灯的视点来观察樱镇发生着的一切，抒发叙事着“我”（带灯）的种种情感。叙事之中展示了带灯内心的挣扎，理想与工作的分裂，感情与婚姻的分裂，乡镇生活情趣与现代审美追求的分裂，乃至乡镇现代化建设与乡村古朴文明的冲突隐忧……这一切都通过带灯女性视角的细腻与优美精巧地体现出来，给原本浑厚古拙的零聚焦叙事增添了诗意与柔情。

尽管这种杂糅的视角拓宽了审美表现，但由于两条线索的风格差异过大，这种过于突兀的风格来回变化，让读者不断交替变换审美趣味，阅读时的心理调适会有一定困难。穿插进来的26封情书，干扰了大叙事的流畅与完整，减少了全知视角的客观性，也相应削减了全景式展现上访题材所应带来的冲击。

2.杂糅的叙事声音。按照叙事声音的不同类型，热奈特将之分为三类：“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而根据叙述者与他所叙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叙述类型分为“全知叙述”与“限知叙述”⑪。

在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小说都主要以叙述者全知为主”⑫。很明显，《带灯》基本承袭了古典小说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这一传统，这一传统适合鸿篇巨制叙述历史或是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带灯》第一条线索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全知全能并且客观性较强，可以“自由地利用任何人物的视角”⑬，叙述者讲述樱镇干部和村民的故事，这种叙事声音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樱镇千年变迁百年兴衰，秘闻野史家长里短，通过各个人物叙述出来，有较强的客观性，同时由于全知叙述带来了一定的距离感，因此有高屋建瓴之势，读者更容易整体把握以樱镇为代表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与当下状况。

然而，这种整体的把握却很容易被干扰和中断，原因是作者着意要突出主人公带灯的形象，因此在第二条线索的叙述中，作者采取了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情书的方式独立存在，并间隔地穿插在第一条线索中。尽管第一人称限制叙述讲述“自己”所知道的，自己的或者与自己相关的故事，可信度比较强，然而这种叙述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增添了叙述道德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声音也多少可疑，因为《带灯》是一部典型的独白型小说，“众多的性格和命运在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按照作者的统一意识一一展开”⑭。主人公的意志实际上统一于作者的意识，丧失自己独立存在的可能性，正如戏剧程式化脸谱一般，人物一出场就已经定型。带灯在那几十封倾述的信中，有的只是作者对她的自我的确证。确证带灯的分裂，确证带灯对于自然与美的热爱和对于元天亮的执着相思以及对于工作所带来的成就与精神困扰。作家的意志干扰人物自身的发展逻辑，作者通过带灯在发声。正因为如此，小说文本之中不少地方会给读者带来不可靠叙述的阅读感受。

第一条线索中叙事者的客观叙述被第二条线索中充斥着评论性话语的、浓郁主观情感的主观叙述取代了，作者将想要表达的情感、观点等通过带灯宣泄出来，这种情感是不加节制的，削弱了客观叙事所带来的震撼力度。读者原本可以在客观叙事中完整地推测出作者的价值判断、立场态度，并在理性客观的叙事中找到自己所持的立场，这种独立的判断却被主观叙述中的评论话语干扰和诱导。这实际上反映出作家的表意焦虑，一方面希望抽离主观情感，另一方面，价值立场、忧患意识却又不时地跳至前台，代人物发言，这种客观叙述与主观叙述的杂糅也加剧了小说的分裂感。

3.叙事立场：承担精神重负与取消价值判断。叙事者一直背负着精神重负，却又试图放弃价值判断，这也是造成小说分裂的重要原因。由自我意识萌发，到故土诗意的再现，再到悲剧的体验与绝望的对峙，而后是沉重的历史反省，最后又回到现实的原态，这是贾平凹近四十年小说创作的路径。而如果把“商州系列”小说与《带灯》并置，会发现贾平凹对于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心理其实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解，反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呈现一种螺旋式推进的特点。

贾平凹声称自己是带着使命感写作的，对于各节小标题加黑框的处理，作者自称是有意向《旧约》靠拢，寻求经典化。“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⑮，这便是作者想要表现的中国经验，也是作者所强调的现代意识与人类意识。作家也希望通过小说表达出社会转型时期对于乡土社会遭受现代文明的冲击的隐忧与前途去向的思考。樱镇历史悠久，皇帝来过，白居易、苏轼也来此休憩过，还有一块千年石刻……种种历史遗留都在强调，樱镇是传统古老中国的缩影。樱镇代表的乡土中国既有温情的人际关怀、美丽的自然风物、较为浓厚的宗法伦理秩序，同时也充满了贫穷、落后、愚昧、脏乱、污秽。可以说，乡土中国在现代转型中所经受的撕扯与裂变、创伤与阵痛、发展与进步、污染与破坏等一直是贾平凹关注的重点。在文中他通过带灯的视点以及上访专业户王后生的视点从两个不同侧面出发来探讨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与精神重负。他试图在带灯身上做一个分裂实验，将理想中的种种美好的品质寄托与残酷脏污黑暗痼疾的现实加之于主人公身上，看她如何挣扎，如何应对，如何逃离，同时也为自己寻求一条解脱之路。到最后带灯没能逃离，相反地，她被困在了漩涡里，以一种疯子梦游的方式作为最终的归宿，向无可奈何的现实投降。作家的精神重负没有得到解脱，同带灯一起，逃入了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梦境。

尽管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意识，然而由于缺乏思想的穿透力，贾平凹在处理小说时，又试图放弃主体意识与价值判断。他试图将自己抽身出来，却又沉溺于细节的琐碎之中。他认为生活有自己独特的逻辑，而中国基层社会的问题本来就纠缠不清，而面对时代快速而激烈的变化，就更充满了转型的阵痛，“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⑯。小说文本由于缺乏坚实的思想蕴含，因此叙事浮于生活的表层，没有深入到本质与灵魂。可以看到，贾平凹既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颇有微词，同时对他们的处境又十分同情；既涉及乡村社会的诸多问题，但是又缺乏明确的判断。例如在信中，带灯表达了对于矿区建设的不满以及对大工厂项目的隐忧，但却不知道何去何从：“樱镇上有人议论，说你的长辈为了樱镇的风水宁肯让贫困着，而他的后辈为了富裕却终会使山为残山水为剩水。但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对于樱镇，不开发是不是最大的开发呢？我不知道。”⑰这些话乃是“隐含作者”直接借人物之口发表评论或者感受，实际上是“隐含作者”的态度和立场，贾平凹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即使是寄寓了作者理想的带灯，仍然免不了“拜倒”在权力脚下，带灯被降两级，政治生活的失败导致了精神失常；带灯对于元天亮的崇拜，很难完全撇清元天亮是省委秘书这一先决条件。贾平凹在叙事时沉溺于生活表层，缺失了批判精神与理性思维，缺乏了坚实的主体精神的沉思与探究。作品选择了将带灯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愈发加重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分裂感。

五、结语

《带灯》是贾平凹做的一场分裂实验，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人物性格设置上和多重隐喻意象的安排上，还表现在小说叙事风格上；而这种分裂，实则源于叙事者叙事意图与叙事手法的内在冲突与分裂。零聚焦与内聚焦交替的叙事视角，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与第一人称限知叙述的杂糅，主观叙述与客观叙述杂糅的叙事声音以及叙事立场上既承担精神重负却又试图取消价值判断……作者处于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的撕扯中，他试图寻找到一条完美的解决之路，然而这种分裂实验却以惨淡收场。叙事意图与叙事手法内在的分裂与冲突并没有得到圆满妥善的解决，以至于在种种分裂中相互影响，相互削弱，反而不如采取某一种视角，某一种叙事声音，某一种立场更能够直接有力地穿透主题，表意深刻。

《带灯》不算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小说，上访题材虽然敏感而深刻，但小说对于上访题材并未进行深度的挖掘，思想深度的缺乏与主体精神的弱化，使得原本极有价值的题材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浪费。叙事聚焦于以带灯为代表的基层干部，长期被忽略的基层干部群体发出了声音，然而却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形成了新的压抑。尽管如此，《带灯》仍有其特殊意义，它以其分裂叙事以及其带来的张力，带给文坛一定的审美冲击。作家采取民间立场，关注底层叙事，直面基层敏感的话题，对中国当下浮泛的小说创作有一定的启发和引导意义。而贾平凹交替使用并糅合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手法与现代小说创作手法、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相融合的分裂实验，也给后来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小说值得重视的原因。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⑯⑰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第275页，第46页，第352页，第328页，第359页，第41页，第124页，第132页，第316页。

⑨方汉文主编：《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⑩申丹：《叙述学与小说问题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⑪G.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trans. J. E. Lewi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p.192-193.

⑫冯仲平：《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名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⑬王阳：《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⑭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⑮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作者：张宇，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