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和《V.》的互文性解读

⊙魏 芳［中国医科大学英语第二教研室， 沈阳 110122］

《最蓝的眼睛》和《V.》的互文性解读

⊙魏 芳［中国医科大学英语第二教研室， 沈阳 110122］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托尼·莫里森和托马斯·品钦的作品无不都反映了后现代作品没有统一情节，消解终极意义，颠覆传统的叙事规则。《最蓝的眼睛》和《V.》两部代表作品在内容和构思上有很多相似性和互文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互文性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共性。

互文性 后现代主义 《最蓝的眼睛》《V.》

一、互文性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互文性，概括讲是指任何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不是独立创造的结果，而是从其他文本中编织出来的。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文互参、开放式的对话关系。“互文性”（Intertexuality）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一位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推演而来。所谓“对话性”在叙事作品中的表现是语言的“双声”现象，是指一句话具有双重指向，既针对发话人的言语内容而发，同时又针对另一个话语即他人的话语而发。两种意识、双重指向，是双声的基本特征。所谓“复调”，是指在故事的结构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由于思想意识的对立而产生的各种不同声音或者说观念的对位关系。这种人物的意识和对位关系有如音乐中的复调，巴赫金将这一音乐中的概念移入小说评论中。他是这样界定小说的：“小说是社会多种话语，有时是各种话语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①他的这一对话理论，被后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推向了极致。

“互文性”这一概念提出之后，批评界对它有多重理解。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观点，认为作品的互文性是指某个文本与其他多个文学文本之间的明显关系，是对特定的文学文本的有意改写。另一种是广义的、激进的观点，认为任何文本——不只是文学文本，只要是广义上的表意符号——都与人类的知识体系存在着互文关系。②前者眼中的互文性仅限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而后者则认为互文性是在文化大语境下一切文本的互动关系，他们肯定语言本身是历史的沉淀，并据此而认为文本的意义只能产生于与其他文本的永恒的相互作用之中。但是我们应看到，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他们都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从文本的内部结构来谈论互文性。在他们看来，现有文本对以往文本的依存关系仅限于文本系统之内，一切文本不过是将已有的语言材料重新进行组装。

因此，互文性的特征是：一、文本的本质是其“不及物性”，它是自足的、封闭的，不指涉社会的现实；二、文本的意义只能来自与其他文本的语言互动，也即所谓文本意义的“语言性”；三、理解者与文本同样构成互文关系，这一关系依然是语言层面的，而不是社会层面的。

二、莫里森与品钦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美国非裔女小说家、编辑。曾就读于霍华德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是她的处女作，之后相继发表了《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宠儿》（Beloved,1987）等八部小说。1993年她因“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获此殊荣的唯一黑人女作家。《最蓝的眼睛》以主人公黑人少女佩科拉极度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而最终陷入了疯狂的命运悲剧，揭示了黑人面临白人文化压迫时思想上的混乱和价值观的错位，成为白人文化的直接受害者，同时还揭示了美国白人文化和种族主义给黑人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带来的冲击，以及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尊严的必要性。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是美国当代文坛最负盛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一，出生于纽约长岛，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曾师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自从他的早期短篇小说《熵》（Entropy,1960）发表以来，“热寂说”“熵”似乎成为了他作品的代名词。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V.》（V.,1963）及《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1973）等多部著作。他的作品风格多变、内容复杂，体现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对黑色幽默、奇妙双关和滑稽模仿的喜爱。《V.》是品钦的成名作，获“威廉·福克纳奖”，它通过一个形似“V”型的叙事轨迹讲述了普罗费恩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漫无目的的游荡和斯坦希尔对神秘人物V.的追踪。③笼罩全书的是人类普遍的衰落和颓废，灾难总是接踵而至，危机、暴乱和战争此起彼伏，人们毫无目的，没有方向，一切陷入混乱之中。但作者并非完全悲观，他刻画了几个能够真正投身于现实生活的人物，也体现了品钦的信念观。

虽然莫里森和品钦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习或工作在时间上基本重合，又都是后现代美国小说的主要作家，但对于他们俩人的比较，尤其是对这两部作品《最蓝色的眼睛》及《V.》的比较并不多见。本文将选取几个较为明显、具体的方面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互文试的解读。

三、人物观念上的相似

四、审美标准上的相似

就两部作品的关注重点而言，《最蓝的眼睛》与《V.》的最大相似之处也许是它们对美容的描写以及对审美标准的人为性的思考。

首先，即两部作品在描写美容上的相似。《V.》里有一个相当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叫肖恩麦克。他的诊所经常顾客盈门，其中有许多漂亮的，若不是因为难看的鼻子就完全可以嫁出去的犹太姑娘。也就是说，到他诊所来的都是所谓“不完美、不满意的过渡性的人”。在《最蓝的眼睛》里，佩科拉的处境十分困难。在外面，她处处受歧视，被骂作“丑黑鬼”；回到家，她也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因此有一天，她“突然想到，如果她的眼睛，那些保留画面、知其所见的眼睛——如果她的眼睛不同了，也就是说漂亮了，她自己也就会不同”。这就是说，佩科拉也属于“不完美、不满意的过渡性的人”。她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己黑人的眼睛，以为只要拥有了白人的眼睛，一切就都会变得完美和满意。确实，靠改变自己的肉体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尝试并非毫无效果，但这么做却意味着观念上的一种可悲的堕落，因为它假定了心灵可被肉体取代，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V.》里的肖恩麦克本人对于美不在于心灵的谬论有很清醒的意识。而在《最蓝的眼睛》里，先后被佩科拉当作美容师和上帝的索普海德并没有向她和读者提供任何关于美的解释，倒是叙述者尖锐地指出“肉体美”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观念之一，对美被广泛表面化这一可悲堕落进行了谴责。

其次，来看两部作品对审美标准的人为性的思考。至于犹太姑娘们为什么觉着自己的鼻子难看，《V.》提供了这样一个解释：“在电影和广告的传统表现中，鹰钩鼻是犹太人的标志，上翘鼻是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白人的标志。”⑦不能排除对这两种鼻子的区分确实具有某种依据，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和广告在对这种区分的传播、强化和自然化过程的重要作用。对此，《V.》还做了一些强调。肖恩麦克的整形手术是有标准的。他所要做的就是使顾客的新鼻子与这个标准达到完全的吻合或者他所谓的“和谐”。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又是怎么确立的呢？叙述者回答说，这是“一个由电影、广告、杂志插图所确立的美鼻理想”。这就是说，就鼻子而言，并没有一个天生的审美标准。这个审美标准是电影、广告等文化媒介背后的制作者们所人为地确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肖恩麦克把他所谓的“和谐”还称作“文化和谐”。《最蓝的眼睛》也对佩科拉之所以渴求蓝眼睛的文化原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佩科拉生活的环境里充满了蓝眼白人的形象和白人最美的暗示。她用的牛奶杯上印有白人影星雪莉·坦普尔的头像，吃的糖是以白人影星玛丽·简丝的名字命名并用印有她头像的糖纸包装的。她的母亲波林十分痴迷白人的电影，“她感到快乐的唯一时间似乎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她崇拜白人影星，爱看白人表演，模仿她们的发型和思维，看完电影就“难以回家”，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张脸而不用绝对的美的标准来衡量它”。这个“绝对的美的标准”显然就是白人影星们所体现的白人的标准。它不但与黑人的美毫无关系，而且是在转弯抹角却又不容置疑地宣布着黑人的丑。小说的叙述者指出，布里德拉夫家成员的丑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像“某个神秘、全知的主人”那样的文化强加给他们的，并且是由他们自己像穿衣服一样“自己穿戴上去的，尽管它并不属于他们”。这和《V.》里的叙述者的有关评论一样，也明确指出了审美标准的人为性以及电影、广告等媒介在确立和巩固这一标准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五、结语

正如批评家福勒（Roger Fowler）在《语言学与小说》中写到，“互文性”可以形象地比喻成一张将原有文学刮去后再度使用的羊皮纸，在新墨迹的字里行间还能隐约地看见先前文本尚未擦净的痕迹。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托尼·莫里森和托马斯·品钦的作品无不都反映了后现代作品没有统一情节，消解终极意义，颠覆传统的叙事规则。《最蓝的眼睛》和《V.》两部代表作品在内容和构思上有很多相似性和互文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互文性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共性。

①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年版，第8页。

② 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M].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197.

③ 王健：《走出时空碎片和叙事迷宫——托马斯·品钦〈V.〉之叙事学解读》，《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4页。④⑦ ThomasPynchon.V.[M].New York：Bantam Books. 1981：34，35.

⑤⑥ 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0：34，47-48.

作 者：魏 芳，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医科大学英语第二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及英语翻译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此论文为沈阳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ESP理论指导下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英语教学研究与改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14-230-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