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从《红旗谱》到《荷花淀》

⊙申朝晖 刘凡嘉［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绘制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
——从《红旗谱》到《荷花淀》

⊙申朝晖 刘凡嘉［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内容上具有延续性的《红旗谱》与《荷花淀》从文学领域为读者建构了一副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中国农民的革命战争由自发到自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向了胜利。风格上由于作家艺术旨趣的不同，作品呈现出错落有致的美学风格。

革命战争 史诗 画卷 美学风格

梁斌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旗谱》是由《红旗谱》《播火记》及《烽烟图》三部分组成的，反映的是从晚清到大革命前后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包括《芦花荡》），从时间上延续了前者，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平原农民的战斗生活。因此，由《红旗谱》到《荷花淀》，从文学领域建构起中国近现代史完整的发展历程，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然而，这两位作家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都意图将语言文字的抽象描述转换为具体生动的视觉艺术，为读者绘制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农村所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图卷。因此，民族史诗与革命画卷，在文本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与统一。但作家艺术个性的差异以及所表现的社会时代的不同，使得他们笔下呈现出的斗争场景及其美学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一、书写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

《红旗谱》的第一章“就是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精湛的短篇小说”。它反映的是晚清末年，冀中平原滹沱河畔锁井镇的恶霸地主冯兰池蓄意砸掉古钟、霸占官地，四十八村的农民们焦急、气愤，却又无可奈何。长工朱老巩、严老祥挺身而出，大闹柳树林，与冯兰池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也揭开了二十世纪冀中农民斗争的序幕。然而，冯兰池等人设计骗走朱老巩后砸毁了古钟，朱老巩气得吐血身亡，严老祥被迫漂泊异乡，朱老巩的女儿受侮辱跳河自杀，十五岁的儿子朱老忠带着仇恨出走关东。

朱老巩与严老祥对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属于个人的单兵独战，逃不脱封建社会农民自发的反抗意识及斗争形式，所以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他们悲壮、惨烈的反抗活动，却孕育了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穷苦老百姓与以冯家为代表的地主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掀起了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红旗谱》主体部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它是对晚清时期农民反抗活动的延续与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的社会性质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斗争更为复杂尖锐。在《红旗谱》中，这一时期农民革命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从朱老忠出走关东到他再次返回锁井镇为止，对应的是民国初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

在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失败以后，锁井镇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而地主冯兰池更加嚣张跋扈、肆无忌惮。三年前，冯兰池拉起民团专抢逃兵的车子和白面，逃兵请回一个团，架起大炮要血洗锁井镇，强迫他赔偿五千块大洋，他却把这笔钱分摊到锁井镇的贫苦百姓头上。因此，硬汉子朱老明联络二十八家穷人“三告冯兰池”，官司从县里打到保定法院再到北京大理院，但在官府的偏袒下，穷人输得一塌糊涂。朱老明赔了五亩地，后被气瞎了双眼，严志和也搭进去一头牛。

虽然辛亥革命把皇帝从龙椅上赶了下来，但从本质上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朱老明带领穷弟兄们反抗冯兰池的活动与当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被迫无奈的抗争活动，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他在失败后被气得双目失明与朱老忠的吐血身亡相类似。

2.朱老忠回到锁井镇以后，再次发起了反抗地主冯兰池的斗争，锁井镇的农民抗争活动进入第二个阶段。

远走关东的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返回了锁井镇，冯兰池父子闻讯无比懊恼，后悔当年斩草未除根，留下了祸患。回到锁井镇的朱老忠，很快就成了当地农民阶级的核心领导、主心骨。不同于以往农民阶级忍让、退缩后“官逼民反”的被动抗争，朱老忠从不讳言自己回来的目的就是“报这分血仇”。因此，在朱老忠的带领下，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活动与此前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即农民阶级由被迫的反击活动，转为主动的出击斗争。

在朱老忠伺机展开报仇活动时，机会来了。年青一代的运涛、大贵捕到了一只名贵的脯红鸟，向来横行霸道的冯兰池派手下的狗腿子李德才上门讨要，被朱、严两家严词拒绝，这是锁井镇少有的敢于反抗冯兰池淫威的行为。恼羞成怒的冯兰池勾结官府将大贵抓了壮丁。从表面来看，这次农民对地主的抗争活动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朱老忠“一文一武”的斗争计划。所以说，斗争经验丰富的朱老忠返回锁井镇以后，当地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真正表现，还必须等到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活动，农民对地主的反抗避免不了的就是失败的结局。

3.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斗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大贵走后的第二年春天，运涛在外出打短工的时候遇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贾湘农。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穷苦百姓“觉得前面有希望了，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鼓励着他往前走”。

在贾湘农的影响下，运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不久就担任了连长。在县高小上学的江涛也在贾湘农的引导下加入了共青团，小学毕业后，江涛考入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当这些消息一一传回锁井镇后，冯兰池父子的无比懊恼与农民兄弟们的满心欢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差，锁井镇底层民众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灭后，身为共产党员的运涛被打入监狱，1928年秋消息传回锁井镇以后，严家老奶奶气急身亡，严家为了去济南探监，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宝地”。朱老忠与江涛通过爱国知识分子严知孝的关系，在济南监狱见到了被判了终身监禁的运涛。

从济南归来后，江涛决心继续哥哥的事业，他利用课余时间到工厂、农村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把革命的种子撒在人们心上，单等时机一到，在平原上掀起风暴”。这年秋天，冯兰池、冯贵堂父子暗中承包了当地的“割头税”，准备从每一户杀猪的农民身上牟取暴利。提前得知消息的党组织派江涛回锁井镇组织农会，开展反割头税运动，和冯兰池父子进行斗争。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动员，临近过年的时候，江涛、朱老忠、张嘉庆和一群贫苦农民偷偷带着标语传单和刀、梭镖等去赶城里的大集，在闹市上突然召开反割头税大会。农民、市民齐声响应，包围税局子、县政府，打败保安队，迫使当局放弃了割头税，锁井镇的穷人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胜利年。在江涛的介绍下，反割头税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伍老拔、大贵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冀中平原的农民斗争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恼羞成怒、不甘失败的冯兰池父子，控告贾湘农、江涛、张嘉庆是共产党。贾湘农被迫辗转北京、天津等地继续从事斗争，并安排江涛带张嘉庆返回保定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上学的江涛、张嘉庆、严萍和同学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亡的革命主张，在他们的影响下，保定十三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省政府为了瓦解学潮，于第二年夏天宣布解散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为了保卫二师这个抗日的红色堡垒，江涛等人领导同学们开展了护校运动。然而，在反动当局的授意下，训练有素的军队动用武力来对抗手无寸铁的学生，进步学生非死即伤，保定“二师学潮”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二师学潮”惨败以后，进步的革命人士总结经验教训，意识到“我们不和工人结合，不和农民结合，孤军作战，暴露力量”，因而对革命力量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由此，冀中平原的革命斗争由青年学生在城市发动的革命转入以底层贫雇农为主的农村斗争。此后，在《红旗谱》的第二、三部《播火记》《烽烟图》中，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斗争经历了“高蠡农民武装暴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汇入了冀中平原轰轰烈烈的抗日革命战争的时代潮流。

《红旗谱》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斗争，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相比，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朱老忠由父辈开始的自觉的反抗行为终于演化为自觉的革命斗争，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敌强我弱的斗争态势，还取得了对敌斗争的初步胜利。同时，与引言中孤胆英雄的个人抗争活动不同的是，《红旗谱》正文中的农民革命斗争由最初的少数先觉者的革命行动，逐渐发展壮大为底层百姓共同参加的革命事业。然而，中国农民的革命战争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高粱红了，日本人来了”，冀中平原农民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以，从《红旗谱》的正文来看，似乎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斗争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态势，然而，正如贾湘农在高蠡农民武装暴动前所说的话：“即使我们失败，也算在滹沱河上插起我们的红旗了。即使我们失败，把我们的血流在这平原上，到底撒下了火种。将来春风化雨的时候，这些火种就会烧起来。”这一时期冀中平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意味着散播下了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必将激发更大规模的斗争活动，改变历代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结果。

如果说，《红旗谱》中讲述的革命斗争属于中国人的内战，很多人（包括以前期严知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会选择“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但日寇的入侵、生灵的涂炭，打乱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正常进程，唤醒了每个人潜藏在心底的民族抗争意识，短篇小说《荷花淀》反映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白洋淀地区的斗争生活。经过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平原开展的一系列农民革命斗争，使得白洋淀地区所开展的抗日战争既有“雄厚的党的工作基础”，又“积蓄了雄厚的群众力量”。因此，在《荷花淀》中的男性身上，体现了极强的斗争自觉性。然而，抗日战争已经不只是男性的角逐，离乱时分，女性承担的苦痛有时要远胜于男性。因此，《荷花淀》中的女性所关注的生活迥异于“五四”启蒙时期女性局限在狭小天地间的情与爱，《荷花淀》捕捉到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历经战争洗礼的中国传统女性，一步一步逐渐由落后到觉醒，而后奋起反抗的过程。

在《荷花淀》故事情节开始的时候，村子里的妇女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狭隘，因而导致男人们报名参加了民兵队以后，害怕家人拖后腿，干脆连家也不回了。即使大家公认为最开明的水生嫂，也责怪丈夫说：“你总是很积极的。”并略显刁难地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男人们刚走了两天，几位妇女便找出了各种借口要去探亲，有人说：“我不拖尾巴，可是忘记了一件衣裳。”也有人说：“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还有人说：“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但就在外出探亲的途中，她们陷入了被日寇追击的险境，危急之际却歪打正着，把日本人引入了民兵队的伏击圈。激烈的战斗结束后，男人们的奚落让她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认识上的差距与不足。这些在革命斗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劳动妇女，开始识大体、明大义，不但全力支持丈夫的抗战活动，同时，也努力使自己融入到抗战的洪流中：“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战争，唤醒了底层劳动妇女的尊严与自信，也提高了她们的思想觉悟，她们也同男人一样拿起了武器，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孙犁在《荷花淀》这一文本中，真实客观地再现了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洗礼下，深受传统文化观念禁锢的中国底层劳动妇女们，如何逐渐打破家庭环境与传统观念的束缚，加入到民族革命战争行列中的伟大事迹。

《嘱咐》是孙犁为《荷花淀》撰写的续篇，主人公依然是水生、水生嫂这一对冀中平原农村夫妇的典型代表，但时间已经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究赶跑了日本人，享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然而，蒋介石却于此时悍然下令全面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被迫打响了。

《嘱咐》讲述的是在外参加了八年抗战的水生随着解放大军来到了家乡附近，他请了一天假回去探望亲人的故事。此时，老父亲去世了，未曾谋面的女儿也八岁了，水生嫂靠着“一种深藏的志气支撑，闯过了无数艰难的关口”，她已经成熟起来了。面对八年未归却只能在家里住上一个晚上的水生，水生嫂并没有抱怨，只是说：“为什么不早些说？”“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第二天早晨，水生嫂早早起来给水生做得吃了饭，又把女儿叫醒带上，而后背着冰床送水生上战场。在路上，面对水生对自己能力的质疑，水生嫂颇为自豪地告诉丈夫，自己曾无数次驾着冰床护送八路军战士。把水生送到目的地以后，水生嫂又再三嘱咐水生说：“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造的罪孽是多么重！要把他们完全消灭！”“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洗礼，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底层妇女已经由拖后腿的家庭主妇转变成了深明大义、有责任心和担当意识的革命女性。正是因为这些底层劳动妇女能够倾尽全力加入到解放战争的潮流中，中国共产党才能扭转“敌强我弱”的斗争态势，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红旗谱》与《荷花淀》（包括《嘱咐》），虽然创作时间不同，但都是深受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而产生的“红色经典文本”，因而，其内在有一个一脉相传的创作主旨，就是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合理性、正义性加以文学上的佐证。换句话说，虽然作品内容有异，时代背景有别，但在特定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它们共同建构起了一个影响深广的叙事主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叙事主题是在《红旗谱》与《荷花淀》这两个文本中分阶段叙述完成的，也就是说，它经历了由《红旗谱》中少数男性先觉者的个体抗争行动，转化为《荷花淀》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包括女性在内的全民革命战争，这也是我们将这两个不同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原因。

二、错落有致的艺术景观

不同于西方文化偏重客观的“再现”，中国文化具有主观“写意”的传统，即注重意境的创造。对意境之美的共同追求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散文）与中国绘画艺术之间具有了内在的交融性，很多时候，一首诗，一篇散文，甚至一篇（部）小说，便是一幅充满了优美意境的画作。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有不少通过绘画艺术来探讨文学作品的精彩论述，如苏轼在《东坡题跋·书摩诘〈兰关烟雨图〉》中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王维诗歌所呈现出的绘画特征便成为后世文人所追求的“诗中有画”的美学原则。现当代散文家及画家丰子恺老先生也认为“中国诗人作诗时喜用绘画的看法”。因此，我们借助于具体、形象的书画艺术可能会更好地分析小说《红旗谱》与《荷花淀》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风格。

《红旗谱》的第一章，拉开了中华民族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笔法遒劲、粗犷恢弘的巨型油画“血染柳树林”。“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冀中平原烟波浩瀚的千里之堤上，身形高大魁梧、一脸正气凛然的朱老巩与严老祥，一人高举大铡刀，一人手持大板斧，身后就是见证了锁井镇四十八亩官地的大铜钟，他们面前就是虎视眈眈、不可一世的恶霸地主冯兰池。然而，敌强我弱、单兵独战的斗争现实使朱老巩与严老祥的反抗活动注定要以无可挽回的惨败而告终。因此，这幅“血染柳树林”的巨型油画，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却呈现出慷慨悲壮、雄浑惨烈的美学风格。

连环画的特点是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画面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其中的每一幅图画又是借助于生动、具体的形象来展现故事情节的。因此，以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见长的长篇小说，就与连环画之间具有了内在的联系性。我们通常见到的连环画主要是由长篇小说改编而来，长篇小说可能是最宜于通过连环画来表现的文学形式，《红旗谱》也在1981年由著名画家王怀琪绘制为连环画。所以，我们可以将《红旗谱》视为一套大型彩绘“连环画”，以此来分析它所具有的美学风格。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善于组织并提炼故事情节，形成了一个个独立成篇，又环环相扣的小故事，如“三告冯兰池”“脯红鸟事件”“瓜棚事件”“运涛被捕”“丧失宝地”“济南探监”“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武装暴动”等。其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具有较强的画面感与色彩感，都可以通过一幅或几幅画面将故事情节完整地呈现出来。同时，梁斌还在小说中加入了对中国北方农村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的描绘。因此，在阅读小说文本的过程中，原本诉诸于抽象概括的语言文字的《红旗谱》，就能够以感性、具象的图画一幕幕地浮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说，《红旗谱》就是梁斌仿效画家为中国农民革命战争亲手绘制的一幅大型的彩色连环画。

连环画只是图画的外在组合形式，其内在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因此，在《红旗谱》中，梁斌针对不同的叙事内容（即小故事），有意采用了不同的艺术画面。在描绘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时，梁斌通常会采用浓墨重彩的油画风格。如在“反割头税运动”中，江涛带领农民、学生冲击县政府时，面对保安队的刺刀，朱老忠“伸开铜嗓子喊了一声：‘是刀子山也得闯，同志们！上呀！’大贵憋粗了脖子，把胳膊一伸，喊：‘打退贪官污吏的爪牙！’人们一齐瞪出眼珠子喊，喊得天摇地动的。张嘉庆和朱大贵带着伍老拔、二贵、庆儿、伍顺等十几个年轻小伙子，拿着十几杆长枪冲上去。”这气势恢弘的一幕所显现出来的画面，类似于法国著名油画《攻占巴士底狱》的艺术风格。梁斌也会借鉴精雕细绘的工笔画的艺术风格，如“瓜棚事件”中，个性执拗褊狭的老驴头听闻女儿春兰与运涛有“私情”时，气得“满脸的胡髭乍起来，脸上的皱纹像张开了嘴，浑身颤抖着”，“扯起个小铁锨追了出来，骂着：‘好狗日的！青天白日欺负到我家来！’”在追打运涛未果的情况下，他“一把抓住春兰满脑袋头发……扬起锨柄，在她身上乱打”。眼看着春兰打得都快没气了，老驴头“才扯着一条腿，像拉小猪子一样拉回家去”，他甚至还准备拿锨刃切断春兰的脖子。梁斌采用了工笔画的表现手法，对老驴头的语言、外貌与行动等方面进行了纤毫毕现、细致入微的描写，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红旗谱》中，还展现出了清淡隽永的小写意风格，如“二师学潮”被镇压前的校园，充满了诗情画意。“南操场长满了星星草。塘里荷花盛开了，塘边上几棵白杨树，迎着风哗啦哗啦响着。花畦上，草比花高，扫帚棵、臭蒿子，长了满世界。药葫芦苗爬到美人蕉上，开着深蓝色的小花。畦径上长着乍蓬棵、马杓菜，还有野生的甜瓜。”这一幅生意盎然、清淡隽永的小写意的出现，反映了青年学子美好的内心世界，也凸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暴与血腥。在文本中的有些地方，梁斌也会采用粗犷豪放、迹简意深的大泼墨（即大写意），不以“形似”为目标，更注重追求的是与物象的“神似”。如“三告冯兰池”这一事件发生在朱老忠回锁井镇之前，因此，《红旗谱》并未直接出现“三告冯兰池”的具体场景，而是采用简洁明了、言简意赅的语言，通过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叙述，将这一事件从侧面给读者呈现出来了。

《红旗谱》这一大型的彩色连环画册，根据内容的差异形成了风格不一的绘画形式，从多个角度对冀中平原农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全方位、立体的展示。然而，这些不同的绘画艺术只是连环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多样的形式被作品的思想主旨统一起来了。《红旗谱》的主题部分，讲述的是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较早觉醒起来的男性英雄形象以及他们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所成就的丰功伟业，所以，从整体上看，《红旗谱》这一大型连环画册形成了壮烈刚健、雄沉宏阔的美学风格。

长篇巨著《红旗谱》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紧张激烈的斗争冲突，而短篇小说《荷花淀》偏重于以写意的方式“表现”主人公的气质神韵，“重在创造一种绘画之美”。《荷花淀》的篇幅比较短小精悍，其中包括了四幅“小写意”：月夜织席、夫妻话别、探亲遇险、苇塘歼敌。前两幅“小写意”，可以视为两幅淡雅、舒缓的水墨中国画，如“月夜织席”中所描述的水生嫂编席的场景：“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孙犁以清新淡雅、诗意隽永的语言为特征，描绘了冀中平原劳动妇女恬淡、美好的精神世界，抒发了作者对战争时期犹存的美好人性的讴歌与赞美。后两幅“小写意”有点类似于兼及五彩的水墨画，画面中出现了惊险激烈的战斗场面：“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然而，孙犁的本意并非为了展示战争的残酷与悲壮。孙犁有意采用背景的方式将战斗场景淡化、虚化，而将描摹的重心放在环境描写上：“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而优美如画的自然景观不过是渲染、展现妇女们美好的精神世界上的载体。也就是说，孙犁以美的语言、美的景观，营造出了美好的意境，彰显出农村革命妇女蕴藏在内心深处的人性美，形成了细腻典雅、恬静优美的艺术风格。

相比《荷花淀》以清丽温婉的文风呈现出的清新隽永的“小写意”，《嘱咐》采用的是粗犷简洁、质朴洗练的“大泼墨”（大写意）的艺术风格。《嘱咐》不以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为主，同时缺乏对环境的细致描绘，它是以一对普通夫妇的简单对话，即水生嫂对丈夫水生再三嘱咐的话语为主。《嘱咐》采用了相当简洁、概括的文笔，虽然忽视掉了所描写对象的外在微细特征，却能够在貌似“粗枝大叶”的叙述中凸显出物象的气质神韵。这种粗犷质朴的“大泼墨”艺术，使得《嘱咐》形成了简洁明净、质朴冲淡的美学风格。

即使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严格“规约”下，“红色经典”文本不啻为“带着镣铐跳舞”，然而，它们依然以其对社会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与不朽的艺术魅力显示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共同的叙事主题下，《红旗谱》与《荷花淀》这两部用来展示不同年代中华民族革命战争记忆的“红色经典”文本，从内容上看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然而，梁斌与孙犁“在满足时代诉求的前提下，寻找宏大叙事和个人艺术旨趣之间的契合点”使得原本以抽象的语言文字所书写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转换为感性、具体的绘画艺术，文本独特的美学风格借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但由于梁斌与孙犁艺术个性的差异，《红旗谱》与《荷花淀》形成了“淡妆浓抹”的不同绘画形式与美学风格，建构、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艺术画廊。诗意与画境的完美融会，使这两部小说超越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庸俗文学观，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1] 金梅.重读《红旗谱》[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22）.

[2] 梁斌.梁斌文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周新民.论《红旗谱》《播火记》与《水浒传》的传承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8）：148-149.

[4] 莫言.红高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5] 梁斌.梁斌文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8-184.

[6] 孙犁.孙犁小说名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7] 丰子恺.绘画与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2.

[8] 郝宇民.《荷花淀》——战争小说的一曲纯美的绝唱[J].名作欣赏,1998（1）.

[9] 阎浩岗.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文学史地位[A].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 叶君.一个人的流派——从《荷花淀》到“荷花淀派”[N].文艺报，2012-2-13.

作 者：申朝晖，文学硕士，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刘凡嘉，延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