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甫民本思想的形成及升华

⊙王 静［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呼和浩特 010070］

试论杜甫民本思想的形成及升华

⊙王 静［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呼和浩特 010070］

杜甫以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大情怀，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民本思想。本文通过对民本思想传统的追溯，从杜甫民本思想的影响出发，通过民本思想的前奏、形成和升华三个部分来具体分析杜甫的民本思想。

杜甫 民本思想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受到了人们的热爱。儒家的仁政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关心社稷民生，同情百姓疾苦，关注国家命运，用手中的笔表达了对皇帝的忠，对百姓的情，对灾难来临的力挽狂澜，对战争爆发的无可奈何，而这些都有助于形成杜甫独一无二的民本思想。

一、何为民本思想

民，古代泛指被统治的庶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是最早关于民本思想的描述，由此可知，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在《尚书·盘庚》中就有了“重我民”“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等说法，这是以民为本的确切记载。《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有时甚至连天意都不可违背民意，《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叙事散文成熟标志的《左传》更是肯定了民本思想，“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春秋时代，民心向背在争霸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语》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向背作为施政的依据。如《国语·鲁语上》“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如《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兴衰，政治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同样，周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昏庸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这些思想不但成为孔孟思想的源泉，而且也为各家学说所接受。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推广到政治上，就是要实行仁德政治，提出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的观点，认为为政者自觉地行仁践义，百姓就会心悦诚服，自愿地讲仁重义，主张慎用刑罚，实行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即“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强调“人皆有恻隐之心”，指出人性本善，这就为儒家的仁政思想提供了依据，而仁政思想的本质是“民为邦本”。当孟子仕于齐时，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也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之所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话就很好地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孟子对桀纣的亡国原因做了最深刻最精辟的提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忽施，尔也。”这就是说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力量，君得民心则国家昌盛，失民心则国家衰亡。作为孔子学说正宗传人的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荀子·大略》），这一言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本主义精神并为批评君主专制之弊端提供了理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桂枝，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管子也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霸形篇》中记载：“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言篇》则说：“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儒家如此，道家、法家也有相似的观点。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第四十九章），在第七十五章中，老子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简单几句，透出深刻的寓意。韩非在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的同时，认为民心的向背是执法的基础，“凡治天下，必固人性”（《韩非子·用人》）；“利之所在民归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尽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由此可以看出，民与本相结合，强调了民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君主只有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他的统治才能长久。儒家认为国家兴亡、政权得失皆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二、杜甫民本思想的形成——穷年忧黎元

早在杜甫青少年时期正逢海内生平、社会富庶、国事强盛的“开元全盛日”，这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作用，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信心，对自己的政治器识和文学才华都十分自信，所以他在早期的行卷之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下这样的诗句：“……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设想通过科考显示自己的才华，“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这句充满自信的评价，希望受到皇帝的重用，以实现建设国家的政治理想。

开元十九年，即731年，杜甫二十岁的时候，为了了解社会丰富人生阅历，杜甫开始了长期的漫游生活。这段生活，用杜甫的话可以说是“放荡赵齐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边求学，边散心。天宝三年，即744年，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痛饮高歌，论诗作赋，求仙访道，生活得十分惬意。

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在长安的这十年中，他看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朝廷已经发生了变化，统治者不再励精图治，而是坐享其成，饮酒作乐，征歌选舞，走马斗鸡。朝中宰相李林甫独揽专权，上以蒙蔽、谄媚皇帝，下以欺压百姓、遏制贤才，最为典型的就是“野无遗贤”的骗局。杜甫也参加了这次考试，所以这样的结果让他很是失望。他满怀希望而来，却只能以失败收场，受到无情的愚弄。因此他也写有一些诗句来表现当时的气愤之情：“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且随诸彦集，方觊薄才伸。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后来长期的干谒生活，又让他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与打击。

虽然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但是敏感的杜甫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丽人行》《兵车行》《北征》、前后《出塞》就是这样一批作品。从“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扩张，到“献觊日继踵，两蕃静无虞”的表象平静，他已经感受到了一场变故一触即发，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立，是对这样一个不合理政权及统治的严重警告。“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时代的责任感让杜甫不能就此放弃，他为老百姓担心，为统治者痛心。

“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像杜甫预料的那样。虽然后来杜甫回到长安在率府供职，但是随着叛军的进入，也只能携妻带子和老百姓一起开始了逃亡的生活。“安史之乱”的第二年，肃宗奉他为左拾遗。官职不大，但是由于能接近皇上，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杜甫极为重视，志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职务，也无疑为刀上行事，稍有差池，便会有难。“武战死，文谏死”的教训也影响着杜甫，明哲保身虽然可取，但这不是杜甫要做的，他的职责是谏诤，后果可想而知。

在华州任上，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这时“安史之乱”已爆发三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长安、洛阳相继收复，大局已定，但平乱战争仍未取得最后胜利，安庆绪仍占据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拥有重兵。758年九月，唐肃宗派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兵数十万围攻相州。这时杜甫正在洛阳探亲，相州败后，他随流民回华州任所。一路上，经过新安、石壕、潼关等地，目睹了这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深重灾难，激起他内心的无比痛苦。回华州后，他就把沿途的见闻感受，经过艺术概括提炼，写成了一组千古传颂的诗篇。诗中通过石壕老妪、新婚丈夫、未成年的“中男”、“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和无家而别的士卒被强征入伍的几个场面，通过诗中人物的痛苦倾诉，高度概括地反映出战乱和兵役的极端残酷，反映出人民苦难达到无比深重的地步，以及广大人民惨痛至极又悲愤至极的情绪，诗人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也融入其中。面对这样的情形，杜甫认识到当官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就毅然辞官。但是辞官后的杜甫并非不问国家大事，而是更加关心国计民生。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贤咏怀五百字》），正是这种态度，可以让他在不得志、不遇君的情况下却从不放弃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权利和责任，至此杜甫的民本思想形成。

三、民本思想的升华——民胞物与的情怀

《论语·颜渊》载孔子的学生夏语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此话颇得后人认同；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则讲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陶渊明《杂诗》其一云：“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上都步趋其后，反复强调了同一道理，苏轼《杭州谢上表》说“视天如一家”，即把天下人当作自己的一家人看待，意与略同；到了张载，他在《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这一概念：“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民胞物与”，意即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没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物与是民胞思想的扩展与延伸，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短暂的仕宦经历，促使杜甫对社稷民生、政治晦明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由理想的高扬转而变为对现实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诗人所经历的悲苦扩展了其“民胞物与”的情怀，并承载起减轻民生悲苦的重任。

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情是最强烈的。他热爱人民，关心民众的生活，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感到难过。杜甫的忧民情怀，常常是源自自身而又推己及人的，从而具有表现的深度与广度，以情感的浸润与思想的震撼而感人至深，显示了杜甫博大而又仁爱的情怀。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天下的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这时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加雕饰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忧患情怀，才使杜甫的整部作品都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杜甫关心人、爱护人，把人们的生存、安全、幸福看得十分重要，因此他用笔书写着自己的心声。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是杜甫的一贯宗旨，尤其是对弱小者遭遇的同情，更是杜甫民胞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就有所体现。文章全面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唐朝社会的现实生活，表达了世人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人民疾苦的同情。虽然此时自己的家庭也已经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杜甫为自己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而深深的痛苦和内疚，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的变故种考虑到社会危机的即将爆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己尚且如此，那么推及广大百姓的状况将更为悲惨，“抚迹犹酸辛，平人固搔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从而产生了“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的感叹。他由自己的不幸联想到普天下百姓的不幸，以其感同身受深切地关注民生社稷，以“民胞物与”的情怀承载起民生悲苦，由此加重了悲剧意识，显示了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人的“由己及人”的情怀。

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的这种人道情怀更为明显。杜甫虽身处孤危困顿之中，却始终未丧失其理想、信念与道德操守，始终与社稷民生融为一体。“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处境，让杜甫想到的是天下寒士此时的艰难境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为了天下人都能摆脱不幸，自己宁愿承担不幸，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才让杜甫的人性显得更具光辉。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杜甫以物为友即“物与”思想在作品中也有所表现。对于自然界来说，人不是处于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受造化的沾溉。人发物语，物现人情。当人类社会是“乾坤含疮痍，人烟渺萧瑟”时，自然界就呈现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将处于惨痛环境中的“物——我”连结为一体，并且进一步彰显出来，达到了一种物我同一，己悲物悲，己喜物喜的境界。

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杜甫描写的对象，大到山山水水，小到一草一木，甚至病柏、枯棕、瘦马，都可以出现在杜甫的笔下。正如欧阳修所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其然哉？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崖，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欧阳修《欧阳永叔集》）杜甫仕途失意，理想破灭，生计困难，精神压抑，使他对萧条的环境特别敏感。那些弱小、病残、废弃之物与诗人自己此时的境遇多有相似之处，正好成为抒情达意的载体。

崇高植根在博大的德行之上。杜甫的德行是植根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一根本“原则”之上的。而“致君尧舜上”与“穷年忧黎元”又是相合为一的，即使处于困苦的绝境也没有任何改变。他的一生品性、做人、行事皆服从于这一博大的德行，实际上它已经融入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杜甫的血脉之中，并化作一种自觉的思想、行为，虽九死其不悔。杜甫以其博大的德行，最终成就了伟大精神、伟大人格，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闻一多《唐诗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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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 静，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宋元方向）。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