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若不归 终日谁来——《陆犯焉识》小说与电影相比较

⊙宋蕊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沈阳 110000］

求同寻异

归若不归 终日谁来
——《陆犯焉识》小说与电影相比较

⊙宋蕊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沈阳 110000］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被搬上荧幕以来备受关注，有褒有贬众口不调。以两者对照为出发点，以冯婉喻和陆焉识为主线挖掘电影中对两人物处理的手法与原作的不同，发现隐形的坏人物“方师傅”以符号化存在的价值，探讨电影对原作变动的得失。并在对比了张爱玲与严歌苓笔下的“风云”与“风月”,发现严歌苓在淡雅的语调下用冯婉喻的“疯”刺痛了读者的内心，用最柔软的话语阐明了爱与背叛之后的世态炎凉与辛酸。

《陆犯焉识》 隐形人 文化症候

从1985年左右兴起的伤痕文学思潮起，产生了大量的“文革”题材小说，到如今，此题材不仅在文学领域被作家们热情书写，在影视领域更是备受青睐。海外华人严歌苓所写的回忆祖父生平的小说《陆犯焉识》被搬上荧屏，为此题材注入了新的血液，为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对“文革”时期的别样思考。

一、无枷锁的自缚世界

小说《陆犯焉识》以陆焉识的一生为主线，他被定性为“犯人”，可想而知他的命运是被禁锢着的。小说开篇就把读者带入了他所处的西北监狱，虽然没有囚笼铁网，但环境的艰苦却让许多来此改造的犯人魂归于此，陆焉识的编号也因此一改再改，最后被一个来审查的北京官随口改成了“老几”。名字不仅是每个人的称呼，更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符号。名字移除抹杀的是“陆焉识”作为一个特殊个体存在的最基本的人格，失去了人格也就不算是完人了。所以陆焉识作为一个几经变更的编号，失去了他原本的社会地位、存在价值以及儿女对他的亲情。

小说中，陆焉识的前半生是顺利的，他才识甚高，会四国语言，出手阔绰。风流倜傥的外形为他争得众多女子的芳心，其中包括意大利女子望达、与他相伴多年的韩念痕，甚至是继母恩娘。放荡不羁的性格和风云突变的时代，造就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也奠定了悲剧结局的基调。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陆父迎娶了填房恩娘，父亲的贪色使得恩娘年纪轻轻就守寡，而继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促成了陆焉识与自己的侄女冯婉喻的亲事，从而开启了这场悲剧的婚姻。造成他后半生的众叛亲离的原因是他前半生的多才多情，与冯婉喻命运的羁绊注定要他的一生去还债。在二十年的牢狱结束之后，等待他的是更残酷的打击，在无数寂寥的日子里他发现自己最在意的是与婉喻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他选择逃跑回家去看她一眼，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是自私无比的，这给原本就身份尴尬的政治犯家庭带来的不是心灵的宽慰，而是更大的灾难。时光不再，冯婉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再记得他，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电影缩减了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砍掉了许多角色，包括继母恩娘、儿子冯子烨及其妻钱爱月、赴美的大女儿冯丹琼。植物学博士、大龄剩女、小女儿冯丹珏的身份变成了失败的芭蕾舞演员、女工丹丹，她大义灭亲地举报了父亲，但小说中却没有正面说明谁是举报人，而作为父亲的陆焉识也自始至终都相信举报人不是她。冯丹珏年近四十岁嫁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电工刘亮，新女婿处心积虑要赶走岳父，夫妻之情如此淡薄不禁令人惋惜冯丹珏的才情。儿媳钱爱月虽然勤俭持家，养儿育女，可冯子烨心里却一直装不下她。电影对冯婉喻的重塑没有过多改动，小说中她的性格更突出：始终活在自己的世界。年轻时没有得到丈夫的爱，她碍于恩娘陆焉识而不能表现出对他的爱。她以丈夫为轴心，不是称职的母亲。她爱得一厢情愿却又死心塌地，忘掉了孩子，最后连自己也忘掉了。但她的幸运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中，陆焉识是爱她的，只是碍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表现出来而已，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她人生的终结。电影以陆焉识陪伴婉喻去车站等“他”归来而告终，与小说中婉喻因肺炎病危的结局相较，更凸显“归来”这一象征的含义。

二、“隐形人”形象解析

“症候式分析”是以窥探作者在文本中反常、悖逆、前后不通的情节设定为起点，越过表层前往文本结构的最深层空间，以探寻作者深层的意图。原著中，当得知陆焉识被判处死刑之后，冯婉喻为救他一命处处求人，最后是与管司法的市委常委戴同志肉体交易后才获得帮助。陆焉识的罪行因此由死刑变为无期，而后冯婉喻被道德折磨而变疯，导致冯、陆二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电影中对此事的表达是隐晦的，电影中借婉喻之口以诸如“焉识没有死，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的耐人寻味的话，让观众产生联想，婉喻和这个方师傅是否有过肉体交易关系。直到陆焉识拿着个饭勺子去找方师傅报仇，矛头才清晰地指向方师傅，但是对于方师傅的音容却在观影后越来越模糊。

观看影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方师傅这个角色是隐性的，从始至终就没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他像一个符号存在每个观众的脑海里，代表了所有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为非作歹、在政治变幻时期大获利益的小人。张艺谋的这种处理非常巧妙，作为观众想象的空间无限地放大，作为导演增加了影片的内涵，作为以分钟为计的影片减少了不必要的人物出境。坏人的角色化为虚拟的形象，不仅是如张艺谋所说的方师傅的所有设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经历来塑造的，更是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方法，毕竟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都不是十全十美，没有形象的坏人即是我们的众生相，映照着我们自己黑暗的那一面。令人深刻的是方师傅的有些泼辣的主妇妻子，那个满手面粉、围着脏兮兮的围裙、为生活操劳的壮实女人也同样为丈夫的突然被抓而手足无措，拦着误以为是警察的陆焉识不让他进入自己的家，满口的牢骚和哀怨，凌乱的头发和疲惫的神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陆焉识被带走劳教，甚至是判处死刑时他妻子的模样是否也是如此。其实她就是冯婉喻第二，千千万万个为了家庭可以牺牲自我的妻子中的一位而已，陆焉识转瞬明白了这点，戛然而止的报仇正是因为如此。始作俑者的虚化无疑减弱了由罪恶带来的恨意的爆发性，同时更加深了对受害者的怜悯与罪恶的思索。

三、“风云”与“风月”之间的交锋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归来》亦或是《陆犯焉识》，这两个文本所书写的都是最敏感的话题——政治。同样是海外华人作家的张爱玲无疑是严歌苓最好的比较对象，在两人众多优秀的文本中，政治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或许有人会说张爱玲的作品很少见“风云”，她只是在大肆渲染民国时期男男女女的小世界，家国大事似乎与她无关紧要，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十八春》中她借慕瑾之口感慨到：“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你。”如今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早已不是命题作文，多数情况下政治已经化身为隐形的政治文化悄然地深入进文学机制中，政治文化的威力早已不是无稽之谈。“生存在‘历史的夹缝中’，自由创作，谈何容易？”在不同的语境下创作出的作品一定是有门里门外之感的。

在对政治问题的处理上，严歌苓的态度与张爱玲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严歌苓从未回避政治问题，其作品大都聚焦在华人移民、中日问题反思与女性命运的坎坷主题上。在敏感的中日战争题材小说后，她转变眼光回归国内，写出了此篇自传性小说《陆犯焉识》。书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从而改变了自身命运。严歌苓对民国战争混乱时期、建国初期政治立场的鲜明对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下国内“阶级斗争”这三个阶段的社会大变动，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欢离合做出了近似轻颦浅谈的揭示，人与人的利益斗争化为隐藏的暗线，不用过多笔墨描绘，只要轻轻一点即破。风云骤变的年代，在严歌苓的笔下摇曳生辉，不似张爱玲过多地聚焦小儿女的缠绵情愫，却在淡雅的语调下用冯婉喻的“疯”刺痛了读者的内心。或许是国外的生活与异国文化的熏陶使得严歌苓站在第三方的视角上看待“风云”与“风月”，并用最柔软的话语阐明了爱与背叛之后的世事凄凉与辛酸。

如果说活跃在20世纪文坛的张爱玲“是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文化标本，一个‘跨世纪的文化政治症候群’”，那么活跃在当下的严歌苓的作品就是令近代读者开阔视野，了解中外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使我们更进一步接近“风云”与“风月”的真实。

[1] 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57.

[2] 张爱玲.十八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356.

[3]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M].麦田出版社，1998：338.

[4] 古远清.大批判运动中的两岸文坛[J].新文学史料，2009（2）. [5]陈柏青.封锁线的另一端——张爱玲的《秧歌》[J].文讯，2007（8）.

[6] 戴锦华.时尚 焦点 身份——《色戒》的文本内外[J].艺术评论，2007（12）.

作 者：宋蕊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批评。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