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赠答诗的内涵在两晋诗坛上的独特性

⊙凌云［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论陶渊明赠答诗的内涵在两晋诗坛上的独特性

⊙凌云［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与两晋其他诗人相比，陶渊明在赠答诗中融入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叙述，既包含躬耕体验、天伦之乐及良友之情，又包含生死忧患、出处矛盾及贫富交战，诗人的快乐、痛苦及由此而生的哲学思考，都在赠答诗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体现，诗人也由此而使赠答诗回归到了汉魏赠答诗言志抒情的传统之中。

陶渊明 赠答诗 日常生活 细节叙述 传统

赠答诗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一种诗类。梅家玲说：“所谓‘赠’，是先作诗送给别人，‘答’则系就来诗的旨意进行回答，其回环往复之际，自然形成一对应自足的情意结构。因此，从性质上说，‘文人自作’和‘有某一特定的倾诉对象’，乃是它的必要条件，也是与民间具有‘对唱’性质的歌谣及一般抒情、叙事之作最大的不同处。而它之所以被写作，当系作者意识到人我有别，并欲借此向投赠者传情达意。就这一点着眼，当它被写定且送达至所赠之对象时，就应该已经算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沟通。”①

结合梅家玲对赠答诗的定义和王瑶《陶渊明集》的诗歌编年，笔者从陶渊明的125首诗中共统计出14首赠答诗，并将其分为赠、答、酬、别、与、和六类：《赠长沙公族孙》《赠羊长史》；《答庞参军》（五言）、《答庞参军》（四言）；《酬丁柴桑》《酬刘柴桑》；《与殷晋安别》；《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和刘柴桑》《和郭主簿》（其一）、《和郭主簿》（其二）、《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选》研究热潮的兴起，赠答诗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赠答诗，试图做一种史的研究。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创作的14首赠答诗覆盖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广泛地反映了诗人生活的多个侧面。

中国古代文人以诗赠答的风气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士人之间的赠答基本使用《诗经》中既有的诗句，且多与时局世事相关，注重传达政教、盟会外交的实用功能，所传达者通常是某一大团体共同的立场、态度和意愿，具有为群体代言的性质。待到两汉，文人之间出现了完整的赠答诗作，这些诗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其所关注者已由团体的军政大计，转而落至个人自身层面，并使先秦用于礼仪、外交场合的典雅交际手段，变成日常生活中的文雅谈吐表现。”②到秦嘉与徐淑的赠答诗出现时，两汉时期的赠答诗又发生了新变。秦嘉夫妇的赠答诗重在抒发相互的相思爱恋，完全跳出了社交应酬的实用性质，成为个体情怀的表现。建安时期，诗人以集体性的创作开拓了赠答诗无物不可写、无情不可抒、无事不可叙的多元风貌，赠答诗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变，离别愁绪、眷恋相思、安慰劝勉、颂美赞赏等无一不囊括在赠答诗的范围内；建安诗人也在秦嘉夫妇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赠答诗抒发个体情怀的功能。可以说，到建安时期为止，汉魏文人赠答诗已形成社交应酬和言志抒情两种传统。

“一个诗歌艺术系统，在它确立了基本的艺术原则之后，在进入铺张扬厉、踵事增华的发展阶段和积累了丰富的技巧时，就会有一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这时候，如果所逢的时代是一个缺乏饱满的诗性精神的时代，这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就会导致许多非诗性的内容进入诗境。”③从正始时期开始，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在抒发个人忧愤的同时，文人亦在赠答诗中借老庄之语表达自我对人生境界的理解，赠答诗中已有玄言。西晋黑暗的政治压抑了文人的个体情怀，这一时期的赠答诗内容十分单调，文人多在诗中对赠答对象进行揄扬称颂，后期玄言愈多，使个体情怀下降到次要的位置，文人继承和发扬了“吉甫作颂”的推崇赞美之风，赠答诗社交应酬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东晋前期的赠答诗承袭了西晋的玄远之意和颂美之风，文人常在诗中赞美赠答对象的玄远精神。中期之后玄风更盛，文人注重在赠答诗中谈玄悟道，排斥个体情怀的抒发。至此，两晋文人在偏离汉魏赠答言志抒情传统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而处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其赠答诗中几乎没有枯燥的玄言，亦难觅颂美的踪迹，而是在诗中大量开拓日常生活的细节叙述，使赠答诗的内涵重新回归言志抒情的传统，呈现出与两晋诗人迥然不同的风格。

一、隐居之乐

《归去来兮辞》曰：“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兮，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④世事浑浊，心为形役的悲愁使陶渊明选择了隐居，归隐之后，淳朴简单的隐居生活给陶渊明带来了诸多乐趣。

前人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魏晋时期隐居的士人并不少，但是隐居田园并写出躬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人。赠答诗记录了陶渊明的躬耕体验，它曾经是平静而惬意的。如《和刘柴桑》云：“良辰入奇怀，契杖还西庐。荒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旧。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告别仕途与世俗，陶渊明结庐在人境，适逢良辰而精神倍爽，躬耕田庄自食其力，自得一份不问世事的满足与悠闲。又如《酬刘柴桑》云：“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郁北牖，嘉养南畴。”隐逸穷居，少有人来拜访，陶渊明清静、勤恳地耕种，北窗外新葵茂盛，南畴间稻谷饱满，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家人在陶渊明的生活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归田之后，和睦、温暖的家庭生活给陶渊明带来了极大的情感满足，在写给友人的赠答诗中，诗人颇为自得地分享他的天伦之乐。如《酬刘柴桑》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流光易逝，岁月不待人。躬耕之余，陶渊明欢喜地携带子侄享受佳日远游的欢乐。又如《和郭主簿》（其一）云：“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赋诗、弄琴、衔觞、家人陪伴，在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中，陶渊明得以保持自身的理想和节操，获得了夙愿实现后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

陶渊明是一个笃于友情的人。在与友人的交往中，陶渊明既有对待旧交深情绵邈的一面，又有对待新知豪放雄健的一面，这两种态度无一不真实自然、亲切可感，显示出诗人对志同道合之友人的一往情深。如《酬丁柴桑》云：“匪为谐也，屡有良由。载言载眺，以写我忧。放欢一遇，既醉还休。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丁柴桑自外地来，陶渊明与之交情尚浅，即以心相许，痛饮尽欢，诚挚朴茂放达之状跃然纸上。又如《答庞参军》（四言）云：“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欢心孔洽，栋宇唯邻。伊余怀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嘉游未，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陶渊明与庞参军昔日曾有欢乐的交往，“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分别之时，诗人感慨友人远去，不知何时可再共话，内心悲痛以至于对平常极爱的美酒都提不起兴趣，殷殷叮嘱友人保重身体，流露出浓重的惜别之情与谆谆的勖勉之意。

二、隐居之苦

对于陶渊明来说，平静惬意的日子终究过于短暂。归隐之后，陶渊明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在时代动乱的裹挟之下，岁月流逝的无奈、白首无成的悲哀夹杂着贫富的交战，使陶渊明经历了激烈的矛盾和挣扎，饱尝隐居生活的苦楚。

魏晋时期，政治多变，现实利害关系异常复杂，历史前进运动本身的矛盾催化了士人的生命意识，人生苦短成为一个普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诗歌主题。陶渊明处在魏晋时代整个生命思潮的背景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理性的思考中，陶渊明以委运任化、无喜无忧的态度来对待个人的生死。《荣木》云：“人生若寄，憔悴有时。”然而，陶渊明毕竟是一位诗人，他虽能在理性上跳出死生问题的萦绕，却常在感情上为生命之短暂所羁绊。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对生死问题越来越敏感，内心始终存在对死亡的恐惧和生死无常的困惑，有着无法排遣的生死忧患。《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岁暮和张常侍》云：“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时光飞逝，转瞬之间，江山易代，诗人迟暮，时间的紧迫、人生的飘忽、世事的变幻使诗人“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痛感时光飞逝、人生无常。陶渊明也曾及时行乐，以酒自陶。他在《酬刘柴桑》中坦言：“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又在《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中直言不讳：“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在饮酒的兴奋和麻醉中，陶渊明得以排解“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的忧愁，从现实的苦痛中获得短暂的超脱。

陶渊明少时便有用世之志，《荣木》云：“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行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三番两次怀着建功立业的儒家理想踏上仕途。但是，易代频繁之际，统治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文人志士时有被杀戮或斥逐的危险，再加上官场上险恶的人事纠纷和名利争夺，使陶渊明根本不可能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甚至连一己贞刚弘毅的人格都难以保持。诗人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流露出深切的壮志难展、人格难保的愤慨和担忧。在王道不行的乱世，陶渊明对儒家理想的信仰越深，所产生的挫败感和焦虑感就越重，思想矛盾也越激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云：“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袁行霈先生笺注曰：“此抒志之作也。欲有为而不可得，遂退而隐居，与世隔绝，其中颇有难言之隐，唯敬远能得其心。”陶渊明曾深切地怀疑过自己不走仕途而隐居衡门之下的行为。《和郭主簿》（其二）云：“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素日建功立业的怀抱不得伸展，诗人惶惑、不安而遗憾的心情展露无遗。

3.贫富交战

陶渊明一生中大部分的时光，生活都十分贫穷。《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云：“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箪瓢屡空，屋宇涤荡，物质上的困窘萧条全然夺走了陶渊明生活的愉悦。陶渊明并非从未想过富贵，《和郭主簿》（其一）云：“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依赖闲适的生活忘记富贵荣华，这一方面可以说明陶渊明的高尚，但另一方面也暗示我们：陶渊明曾经需要凭借天伦之乐来抵御富贵荣华的念想。《赠羊长史》云：“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以贫贱之士的愉悦与富贵之人的祸患作比，这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的想法难免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自我安慰的嫌疑。陶渊明也并非从未怀疑、埋怨过天道，他曾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可见生存的艰难坎坷使诗人深感凄凉。

然而，在困厄的生活中闪现对富贵荣华的渴望和对现实生活的哀怨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的正常思想情感，承受困厄生活的磨难而不屈服却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在贫富交战的生活中，陶渊明最终执着于“固穷守节”的意志，没有因磨难而放弃对个人理想品德和节操的追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云：“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诗人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安贫以待生命的终结，终不与污浊的世俗社会同流合污，这才是陶渊明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普通之处，也是其思想和人格的感人之处。

三、纵浪大化

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⑤在此时代背景中成长的陶渊明痛苦地思索人的存在价值，他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去思考和平衡生命的苦难。《形影神》集中地阐释了陶渊明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也表现了诗人对生命矛盾的基本认识。

陶渊明的赠答诗多有“形”“影”“神”三个层面的独特思考。《和刘柴桑》云：“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岁暮和张常侍》云：“穷通靡忧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以“守拙”自命的陶渊明对世事有着极高的领悟，不管是生死忧患，还是出处矛盾，或是贫富交战，他最终都以旷达的态度来对待。他认为人与宇宙万事万物一样处在“化”中，既不能腾化，便只好顺化，无须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死后的事固不可知，但生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衣食作为人生的开端，也只求足用即可。人皆有死，安贫待终，困厄与显达都无须思虑，身后之名亦若浮烟一般于己毫无意义，惟以恬淡的态度顺应自然规律，达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才能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和自由。

由以上分析可知，陶渊明在赠答诗中融入了大量日常生活的元素，诗人的快乐、痛苦及由此而生的思考，都比较全面地反映在赠答诗中。隐居之后，陶渊明无须再过心为形役的日子，自能在田园中获得逍遥自在的快乐生活。然而，时代多有天灾人祸，一介书生又终非耕种能手，胸中壮志一时亦难以磨灭消失，所以陶渊明必然遭遇隐居之苦。不过，陶渊明毕竟有其伟大之处，即便深受痛苦的煎熬，他也没有堕入悲观主义，仍然保持着对社会人生的执着和爱恋，所以陶渊明既能悠然地消受隐居之乐，也能旷达地担当隐居之苦，他的赠答诗也因此而充满了启示性的哲思。

陶渊明是一个至情之人，对生活中的一切人、事、物，他都赋予真情。他真诚地对待亲友，在赠答诗中直率地展现其生活的乐与苦；他执着地爱恋着社会人生，尽管现实的磨难曾使他感慨、不平与愤怒，他也仍然天真地寻找和肯定现世人生中的美好，并以“纵浪大化”的哲思来超越现实的苦痛。

汉魏以来，文人赠答诗形成了社交应酬和言志抒情两种传统，在两晋其他诗人身上，言志抒情的传统被不断边缘化，社交应酬的传统则得到普遍的沿袭和发展，而陶渊明却排除了时代流弊，使赠答诗回归到言志抒情的传统之中。

①②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第109页。

③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④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7—318页。（本文其他处引文均出自此书，故不再另注）

⑤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作者：凌云，武汉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