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精神加法

时间：2024-05-20

⊙侯郅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97］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精神加法

⊙侯郅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97］

余华以聆听者的身份出现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挖掘人物的悲剧根源并真切地叙述主人公的苦难遭遇，表面上看，作家从多重西方资源的学习中成功地寻求到了全新的超越方式，体味到了向死而生的苦难精神；而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逆来顺受，以不超越为大超越的危机之中。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精神加法苦难精神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创作上大量运用文学的减法，简化作品的形式与内容；透过许三观卖血的一生，作家极力地表现了人物的悲剧命运与苦难精神，表现了生命的受难本质。《许三观卖血记》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以种种不可预测的劫难展示了人物的韧性品质。

一、“救赎”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精神内化与中国本土精神的彰显

余华曾说，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时就被深深地震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混合着纠结的精神特质：阴郁而热烈、痛苦并快乐、忧郁且痴迷等等，文中无时不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生存的含泪的关怀与对人性、信仰、存在的深层的拷问；而《许三观卖血记》中也处处渗透着作者对于普通百姓的密切关注和无限的同情与悲悯。二人的共同精神内核都包含着对于“救赎”这一主题的深刻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往往触及人的灵魂深处，而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宗教信仰主题探寻。在基督教的精神中，苦难使人神圣、崇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通过上帝之爱，消除人类的苦难，实现人类的和谐。在陀氏的《罪与罚》中，索菲亚对上帝的信仰和膜拜令拉斯科尔尼科夫不解，但是他又对这种信仰的力量不可抗拒，拉斯科尔尼科夫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柔弱的女子在信仰的力量下所表现出的坚强。①

余华这种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抱怨、不反抗的生存态度,是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救赎”意识后进一步深化而得来的，他放弃了对苦难的大喊大叫，开始面对现实生活的苦难，以“笑的方式来表达哭”，以不反抗的方式来表现反抗。《许三观卖血记》中也存在这种“罪与救赎”的模式，即围绕“违约——惩罚——悔过——救赎”的神学观逐步展开。②《许三观卖血记》延续了生命的受难本质的主题，用一种满满的人间温情去描绘饱受磨难的人生，用一种强烈的故事形式来展现人们在面对不幸时强烈的求生本能，用一种出其不意发生的劫难去展现故事中主人公对生活的顽强拼搏与苦苦追求。在文中，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他的儿子时，他与一乐相处的九年感情似乎瞬间变得冷淡了。他几乎视一乐为仇人：

（许三观）心想一乐这杂种竟敢打我儿子，他跑出去，对准一乐的脸就是一巴掌，把一乐掴到墙边。③

今天这钱是我卖血得来的，这钱来得不容易，这钱是我拿命去换来的，我卖了血让你去吃面条，就太便宜那个王八蛋何小勇了。④

许三观在面对一次次生活难关时，他用自己身体里的鲜血选择了一条漫长的救赎之路。余华通过对这种极端性的生存方式的展现，表达了对苦难的承受勇气，展示了生命的坚韧质地。主人公用卖血的方式改善生活，拯救儿子的生命，以内心深处的悔过，用鲜血完成了对于亲情与人性的伟大救赎。

另一方面，余华也将中国的本土精神融入其对于救赎的理解中。但是中国作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几千年来深深融入血液中的中国本土文化精神给予了作家不同于西方作家面对苦难的方式与态度。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生卖了十几次血，为了正常生活，在一次次的苦难来临时，他都选择卖血渡过难关；在忍受着生活磨难的同时，他以幽默和戏谑的态度对苦难进行消解，用承受和豁达接受诸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余华在逃脱苦难之余提出的生存哲学。

余华作品中彰显的坚忍之美也是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与超然无为、顺应自然一以贯之的。

二、精神超越的失败——以死求生的悲悯情怀

《许三观卖血记》里表面上充斥着戏谑与轻佻不羁，实则作品的精神骨子里始终清晰地透出一种坚忍的求生本质。通过对这部幽默而无油滑的作品的阅读，我们能够深切地体悟到《许三观卖血记》不仅仅表现了人对于无休止的苦难的承受力和韧性，而且更强调了亲情的可贵与温情。余华改变了传统中国作家逃避人生苦痛、追求极度美好的风格，而着力将苦难意识放在许三观这一人物生活的放大镜下，不仅仅体现出了一个困顿父亲的亲情拥抱，更体现了一个以己“死”换他生的伟大英雄的情怀。这一苦难精神与悲悯情怀的表现也正是作家对于西方文学多方面学习后，加以内化形成的后期创作的可贵的精神品格。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大胆直面人生之苦，敢于书写生命之痛的精神也是作家向西方文学资源靠拢后的有力体现。但余华在挖掘底层人民苦难精神的同时，也没能逃脱中国文学内向超越的泥潭，没能为生活苦难找出一条真正正确的出路。

在作品中，主人公许三观通过自己的鲜血在商品化法则中的多次交换，实现了生命价值的极度提升。作家以许三观自我苦痛的放大化描写，将苦难之旗高高飘扬于人生天空，既让家庭摆脱了一次次绝境的围堵，又让孩子们的生命获得了延续的可能。正像许玉兰最后在文中对儿子们的悲情言说：“你们是他用血喂大的。”而“血”作为西方《圣经》中的重要意象与苦难的直接诠释，暗合了作者想要通过一次次的卖血仪式，加强“血”的神圣色彩。在对于生命的救赎与拯救中，血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小说的主人公也有着耶稣似的苦难，也不无耶稣似的战胜苦难的豁达和乐观心态。余华采用西方圣经文化中的神学意念——血，将苦难承载于上并最终消解。《许三观卖血记》虽然表面上没有余华早期作品的血腥与惨烈，但骨子里透出的悲凉和坚忍更让人难以释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不仅体现出了作者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且也用以死求生、透支生命换取生存的苍凉情致感动了所有人。

许三观的卖血是消解苦难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家庭所拥有的看似平常却极具温馨感的伦理亲情，同样也是作家推崇的消解苦难的一个方法；而且，这种亲情间的温情，成为了他们对抗生活不幸的精神支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许三观卖血记》所体现出来的消解苦难的策略，是以卖血为主轴，以亲情间的自我拯救为补充的。而这，也正是小说中悲悯情怀的集中体现：它不再是孤独的搏斗，不再是无望的喊叫，而是一种质朴的相互支撑，是心与心的彼此安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的是，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创作中，更彻底地抛弃了一切对生活似是而非的虚假观念，透过许三观的悲剧一生让读者看到了生活中无缘无故的苦难本身的真实面目。虽然对于苦难的深度挖掘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家的悲悯情怀，但余华却无力走向无缘无故的爱的怀抱，没有办法解决面对生活苦难究竟应该如何超越的根本问题，更甚者干脆放弃人物的超越，让许三观面对苦难采取逆来顺受、一味忍受的态度，兴高采烈地化悲痛为博大的爱去包围身边的每一个人。回到现实的底层，回到生命的存在，回到悲悯的情怀，这是余华上世纪90年代创作所显示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转变。⑤余华批判抽象的生活，欣赏实际生活本身。他在中国文学的“自然情怀——光明意识——追忆精神”中，看到了“自然情怀”的虚假，看到了人性的残酷和残酷的人性，也一再抗拒着“追忆精神”的蛊惑，看到苦难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就是生活本身，看到了无缘无故的苦难，从而不再信任建基于任何人性基础上的超越。⑥余华把精神家园寄托在许三观这样的底层民众身上，让他们在苦难中以死求生地完成自我的超越，最后以逆来顺受、苦中作乐的不超越为大超越，实际上仍旧把人物置于苦难的泥潭，而没有提供真正的指引。

三、结语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广博地吸收了西方诸多作家创作形式、语言、精神风格的基础上，以独特的作品形式展现了深刻的内涵与主题，最终以体味生命的真切感动呈现在我们面前。作品从巴赫的音乐中学会以单调表现宏大叙事，从乔伊斯与博尔赫斯的创作形式中临摹出自己的魅影；同时，作家又从卡夫卡创作的轻重比较关系中悟出历史的减法法则，从福克纳的“温和”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温情而真实的创作道路。在余华的笔下，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兼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内核与中国本土精神的“救赎”，在许三观十二次的卖血经历中完成了体味生命苦难意识的升华。但精神的加法并没有让作者实现文学精神的真正超越与更新，而是陷于许三观的苦难深渊以苦为乐。本文认为，余华逃避寻找正确的爱与关怀，放弃了学习西方文学资源中的超越精神实质，而终究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追忆之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

① 牛建新：《道不尽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余华作品苦难主题比较》，《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第150页。

② 刘华丽：《余华作品中的圣经痕迹》，《电影评介》2010年第11期，第95页。

③④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41页，第112页。

⑤ 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42页。

⑥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1]陈乐.从“注视”到“对话”——论余华从《现实一种》到《许三观卖血记》的转变[J].浙江社会科学，2000（5）.

[2]方爱武.创造性的接受主体——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与外来影响[J].浙江学刊，2006（1）.

[3] 李林荣.《许三观卖血记》：一个关于用生命抵押幸福的寓言故事[J].名作欣赏，2002（1）.

[4] 刘春勇.《许三观卖血记》的音乐叙事[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4）.

[5] 刘华丽.余华作品中的圣经痕迹[J].电影评介，2010（11）.

[6]刘旭.吃饱之后怎样——评余华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0（4）.

[7]罗庆洪，肖冰.西方作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