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青叙事的超越——论《日夜书》的意蕴

⊙高露洋［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对知青叙事的超越
——论《日夜书》的意蕴

⊙高露洋［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日夜书》超越了以往知青题材的写作，在深化“知青”意义的同时，也将“知青”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跳出了以往知青写作的藩篱。这主要体现在：一、知青时期与后知青时期的断裂；二、颠覆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政治运动的总体化想象；三、思考知青一代的生命经验。

韩少功 《日夜书》 知青 意蕴

韩少功一直锐意于对自我知青记忆的挖掘，力图在知青题材的叙事中展现出整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从20世纪80年代的《爸爸爸》到90年代的《马桥词典》莫不如是。可以说韩少功一边回忆过去，一边又直面现实，在回忆和现实之间思考着生命的价值。《日夜书》同样以知青生活为切入点，通过几个知青不同的生活际遇，一方面深刻反思了知青经历对这一代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跳出知青经历的局限，站在当下的具体情境中，从更高的价值层面思考知青一代的生命意义，彻底超越了以往对知青题材的书写。这种超越体现在：一、知青时期与后知青时期的断裂；二、颠覆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政治运动的总体化想象；三、思考知青一代的生命经验。

一

《日夜书》以“我”（陶小布）的叙述展开了一群知青在白马湖的生活经历和当下的生活经验。知青经历是知青共有的记忆资源，对过往生活的共同追忆，是一次难得的彼此认同、维系感情的方式。对于这群知青而言，白马湖是唯一一个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空间，但《日夜书》仅在第27节提到他们重聚白马湖，而且这些聚会的结局也相当不愉快。在不久前的聚会中，大家热议建纪念碑的事情，但面对付饭钱的事，却相互推诿。“‘我们流血流汗那么多，还要交饭钱？’这一条好像说不过去，毕竟店主与茶场没什么关系。‘这个厨师也太不行啦，饭都没怎么蒸熟。’这一条好像也不上道，再糟糕的饭不也是吃了吗？到最后，还是有些人瞪大眼，干脆交出一脸的无辜：唉唉，不是说不收钱吗？对呀，你们什么人在这里假传圣旨！”纯粹的精神追忆在世俗面前一败涂地。

另一次共同的追忆是马涛从国外回来，陶小布陪着他重访故地。千篇一律的写字楼、面目雷同的大厂房、俗艳的拥挤超市破坏了他们的想象。只是“入住酒店，我们倒是没有摄影镜头的恋旧癖，选了一家最摩登的大宾馆，据说是四星级的，在这个县城属价位最高”。追忆与现实的矛盾如此直接，就像他们一边享受现代生活，一边又厌恶现代生活。而陶小布与马涛之间的关系，也由知青时期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转变为对立关系。“我们的鸿沟是他住在套间而我住标间？鸿沟就是他享受昂贵的养容护肤而我习惯于十块钱的理发？鸿沟就是他拍拍屁股出国而我一直在代他奉养母亲，照看女儿，然后对他盛情款待？鸿沟就是我无法像他那样到处接受帮助但无处不可翻脸正色并且永远占住道德高地？”知青的共同经历弥合不了两人现有的隔阂，所有对知青生活鲜活的回忆都存在于陶小布个人的想象中，它永远只能属于过去了。

这样知青的生活经验被严格地限制在“我”的回忆中，既无法进入当下的生活，也不是这群知青共同的回忆，对知青的回忆成为私人想象。每一次对知青生活的共同回忆，所表现的只是彼此的隔阂。知青经历既无法在知青时期与后知青时期之间建立联系，也无法在知青之间建立联系。知青时期与后知青时期的断裂，终止了“知青”这个命名的合法性，它不能涵盖知青群体的命运。“知青”只能化为遥远的背景，封存于空洞的回忆中。

二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对整个国家以及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年的知青往往在当今社会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作为亲历者的知青，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学者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场运动做出阐释，从总体上把握其意义。《日夜书》则有意颠覆了这种总体化想象，无论是在知青时期，还是后知青时期，知青一代都呈现出复杂的多样化。

首先，对知青时期日常生活的“还原”、重现真实的知青生活，表现了知青生活的多样性。“我”本来有机会留在父母的身边不去做知青，但因为忍受不了独自一人的孤寂，抱着对知青生活的浪漫想象，一句“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太没意思”，便也去报了名。贺亦民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流落到白马湖，甚至算不上一个纯正的知青。而大甲在知青时期也好，在后知青时期也好，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永远是一个“伪成人”。知青身份的获得并没有一致性，他们不是在共同理想的感召下聚集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互不相同的个体。

其次，对后知青时期的总体性描述进行了解构。“如果说他们现在下岗失业了，提拔无望了，婚姻解体了，儿女弃读了，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肯定就是白马湖罪大恶极，窃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仿佛知青生活将他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他们又会对这种想法进行解构，在同晚辈对话的时候，他们又会生出一股自豪的情绪，白马湖的经历是值得夸耀的。而“我”则推想造成他们下岗失业应该归因于“国有企业”“城市户口”这一类安乐窝使他们丧失了生存的能力。显然，知青返城后，时代的风云变幻、不同的人生际遇，使他们的生活轨迹变得更加复杂，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我们已经无法仅仅从‘知青’的视野来理解当下了；当年的知青，在今天已经拥有各种新的身份，例如金融家、博士、教授、下岗工人，等等。”

最后，对知青共同体的颠覆。“仪式是受规律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①白马湖知青回城后每年的大年初四都会聚会，并一直延续了几十年。聚会在这里具有类似于仪式的功能，自豪与悔恨是他们共同的思想，那个该死的白马湖则是共同的情感对象。他们需要通过聚会来安抚受伤的心灵，使自己得到暂时的解脱，忘却现实的困境。但真实的饭钱刺破了这个谎言，聚会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

韩少功说：“小说也是创造知识，只是这种知识与我们平时理解的不大一样。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挑战我们从小学、中学开始接受的很多知识规范，要叛离或超越这些所谓的科学规范。”②为了增加思考的力量，“我”时不时地会停下对故事的讲述，对性、准精神病、身体等命题展开思考，从人生的宏大视角来审视知青一代。

在第11节中，“我”通过“泄点”与“醉点”来分析人类的性。“泄点”指涉人的生物性；“醉点”指涉人的文化性，强调文化对人的制约，批判“当下社会无视文化对情欲的深度影响与制约，把人描写成千篇一律的发情机器”③。安燕、姚大甲、贺亦民、万哥、吴天保，他们看似难以理解的性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其独特的文化信息。万哥认为自己和瑞姑娘缺少共同语言，坚持要和瑞姑娘离婚。但是吴天保坚决反对，他认为瑞姑娘丰乳肥臀，一定能生孩子，离婚是完全没道理的，并给瑞姑娘建议要么买牛鞭、猪鞭让万哥骚起来；要么降低伙食，使万哥消停，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婚姻。吴天保、瑞姑娘和万哥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他们对爱情、婚姻的解读相差太远。万哥读不了瑞姑娘这本书，瑞姑娘也读不了万哥这本书。

在第25节中，“我”用“准精神病”来分析知青经历对知青一代造成的精神创伤，或如有些论者指出他们都患有“知青遭遇症”。“准精神病”是指人们某些感官特别发达，某些感官则特别迟钝，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假定的标准理性，并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蔡海伦深受女权主义的影响，竭力维护女性的独立、尊严，甚至在母亲的追悼会上也会因此和别人争执。马楠因为无法怀孕，对自己婚姻的稳定性一直持有怀疑，变得异常敏感。马涛因为思想激进在知青时期住过监狱，变得十分暴躁，喜欢与人争论，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韩少功是一个长于思考的作家，通过将知青这一特殊题材置于普遍的范畴下，拆解了知青在叙述中的中心位置，使“知青”成为故事的一个切入点，而不能涵盖文本的所有意蕴，在深化“知青”意义的同时，也将“知青”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跳出了以往知青写作的藩篱。

① 张翔：《准列传体叙述中的整体性重构——韩少功〈日夜书〉评析》，《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② 唐纳德：《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9页。

③ 李陀：《〈暗示〉：令人不能不思考的书》，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661页。

作 者：高露洋，河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