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的书写——曹丕《典论·论文》探析

时间：2024-05-20

⊙梅云慧［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乌鲁木齐 830046］

生命意识的书写
——曹丕《典论·论文》探析

⊙梅云慧［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乌鲁木齐 830046］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专篇论文的滥觞。它虽不足千字，却提出了诸多有关文学问题的全新观点。本文通过对《典论·论文》基本观点的梳理，来探讨以曹丕为代表的魏晋人物特有的审美气度，并进一步挖掘其创作的内在缘由。

曹丕《典论·论文》文学主张审美气度补偿心理

一、基本观点概述

曹丕在《典论·论文》开篇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①这种文人之间相互轻视的态度，导致在文学创作上人人以己自居，不能积极地正视他人的长处。“文人相轻”流弊已久，并非曹丕时期所特有。曹丕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这种积弊产生的由来，并试图寻求一种解决之法。他以当朝七位文人的创作为例，指出他们在文学造诣上“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②。但是，就是这样在文学造诣上不相上下的七人，也难以真正做到在文学上互相佩服。针对这种文人相轻而短于自见的毛病，曹丕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鉴赏原则。他认为只有先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够公平正义地去衡量他人的作品。这种实事求是的鉴赏原则，对于拨正“文人相轻”这一文风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典论·论文》中，曹丕明确提出“建安七子说”，开启了品评作家创作风格的“文学风格论”。曹丕在点评每一位作家时，往往能够抓住其最为典型之处，一语道破各自优劣。比如他认为应的文章风格“和而不壮”；刘祯却“壮而不密”；孔融的文章气质高深奥妙，但是却不擅长立论。对“七子”的评论，曹丕优劣并重，尽量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做出客观的评述。这种品评态度对之后的刘勰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指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③在某种程度上，刘勰无疑接受了曹丕的文学批评原则。

曹丕在谈及“文体论”时，提出文章“本同而末异”，不仅看到了文章之间的共同特征，也指出了不同文体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曹丕分别提出了“文学文体论”和“文学特征论”。他将文学划分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分别用“雅、理、实、丽”四个字对其进行了概括。“四科八体”的提出第一次明确地划分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将文学从之前对经、史的依附中剥离出来，文学开始走向独立自觉之路。尤其是“诗赋欲丽”观点的提出，更是首次触及到文学的审美特征，极具开创性地将文学的审美价值突显出来。

接着，曹丕引出对“文学本质论”的看法，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气”。他所理解的“气”主要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或天赋。这种“气”分为清浊两种，而“气”一旦形成，便内化于一个人的内心，不能够将其传授给他人，甚至于自己的父兄子弟。这种说法看似绝对，其实却是极为准确的表述。曹丕以音乐来作比，指出“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④。同样的乐曲，由于弹奏者的用气、素质等不同，弹出的乐曲便会千差万别。这里，曹丕以积极的姿态倡导了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和作家的创作个性。文学作品的高低评判，不再单纯地拘泥于应诏而作、歌功颂德，而是转向以“气”为主的审美趋势。

最后，曹丕总结了他对于文学的基本看法，将文学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至高地位。在他看来，人的年寿、荣乐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隐匿，唯有文章才能立名。因此，“文章”是一种关乎治理国家、统治后世的伟大功业。至于文学的创作，曹丕看来不可受制于外界环境的制约。他以西伯和周旦二人为例，指出了他们二人“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因而才创作出《易》《礼》两部伟大的作品。同时告诫后人不可“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过分追求眼前的蝇头微利，而将“文章”这一千载之功遗弃。

总体而言，《典论·论文》于百余字之中提出了众多关于文学方面的全新观点，这在中国文论史上十分罕见。曹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时期，它不仅开创了以曹操父子为首的“建安风骨”风格，同时在文学理论创作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开始走向独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将文学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至高地位，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本文通过对《典论·论文》基本观点的梳理，来探讨以曹丕为代表的魏晋人物特有的审美气度，并进一步挖掘其创作的内在缘由。丕在著《典论·论文》之时，站在文学的角度，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态度品评文学，对文学依附于经史等外在功用说进行了有力的反拨，引领文学开始走向纯粹之路。

二、生命美学诠释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乱的一个时期。宗白华在评价魏晋时代时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⑤在中国历史上，秦朝首次完成大一统局面。为了便于统治，秦始皇接受宰相李斯的建议，实施“焚书坑儒”，企图钳制人们的思想。汉取代秦后，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亲民政策，但是在思想上却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思想。有所差异的是秦始皇采用极端暴力的手段强制性迫使人民的思想臣服，而汉武帝则采用软暴力手段将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定型为主流意识形态。汉末魏晋六朝，社会政权更迭不断，又加之玄学、佛教、道教思想的流入，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人们不再遵循汉时所奉行的儒教思想，对绝对效忠君主、服从群体这一思想产生质疑，并试图匡正这一思想。因此，魏晋人积极地倡导个体的存在价值，带来了“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发出了对生命美学的追求之声。

“文气说”是曹丕《典论·论文》的核心美学思想。“气”的观念在我国古代流传已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先秦哲学家们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气”，他们所说的“气”是自然万物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元素之一。《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⑥老子所阐释的“气”指的是宇宙生成的基本元素，是绝对客观化的产物。到了庄子，“气”的概念发生了质的改变。《庄子·知北游》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⑦庄子所说的“气”类似于灵魂，即指生命存在的根本依据。发展至汉代，人们对“气”理解更加偏向主观化。《太平经·圣君秘旨》云：“夫人本生于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也。”⑧此处的“气”与“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气”的概念发展到曹丕，将其注入文学体内，“气”表现为创作者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或风格。“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开辟了从作家精神角度去品评文学的审美趣味，此后，人们逐渐将目光放置在人类自身。魏晋人借助“气”这一生命元素，将自身对于生命的独特感悟投入文学创作之中，引领了一代以“气”为导向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曹丕的“感心动耳，荡气回肠”（《大墙上嵩行》）；曹植的“猛气纵横浮”（《鳝篇》），亦或是刘祯的“意气凌神仙”（《射鸢》）；阮的“叹气若浮云”（《咏荆轲》）；吴质的“志气甫当舒”（《思慕诗》）等，无不透露出魏晋人对于生命状态的独特理解。他们不约而同选用“气”来抒发对于生命的感知，然而对“气”的阐释中又夹杂着对个人气质的言说。

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⑨曹丕在“文学特征论”中提出“诗赋欲丽”，从审美的角度指明文学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性。曹丕追求辞藻的华丽，将“丽”视为诗赋创作的最高境界。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强调文章只有具有文采，才有流传后世的可能性。曹丕以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同样意识到了文章的巨大作用，发出了“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的慨叹。帝王将相、富贵功名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隐匿于历史帷幕之后，真正不朽于世并能够世代流传下来的却是精神性的东西。辞藻华美的文章能够产生锦上添花的效用，这样的文章才能“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依托自己的艺术价值，将“声明自传于后”。唯有此举，文章才能够真正达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至高地位。“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它又正是前述人的主题的具体体现。”⑩这种对于诗赋“丽”的要求，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现。

三、创作缘由探究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⑪曹丕的《典论·论文》提纲挈领地书写出对“文学自觉时代”的追求。就其创作缘由，主要可以从历史、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众所周知，文学批评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其进行总结、归纳、提炼后的产物。《典论·论文》的出现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先秦时期是我国文学的发生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⑫。在文学上表现为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并产生了大批的优秀散文。两汉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文学上主要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赋为主。宫廷御用文人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以创作大量的赋见长。他们讲求文辞华美，将赋的创作推向了极致。发展至魏晋，文学业已经历了两度繁荣时期，再加之魏晋时期自由开放的品评之风，于是，以《典论·论文》为标志的文学批评著作便应运而生了。

魏晋时期被认为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⑬。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转折”⑭。“人的觉醒”使人们摆脱了两汉经学体系的束缚，走向“文的自觉”。自由开放的文学风气，开创了文人之间相互品评的热潮。曹丕对“建安七子”的品评，正是对这一文风的实践。此外，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沉浮其间的建安文人意识到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能够使声名流传于后世的莫过于文章。因此，他们积极著述，以“成一家言”作为人生追求的至高目标。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表述了他著述《典论·论文》的原因：“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⑮但是，曹丕身兼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其创作《典论·论文》的目的不会仅仅只局限于他所陈述的理由。曹丕经由禅让而得天下，在儒家所恪守的伦理纲常看来，实属大逆不道。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曹丕，在太子时期就积极倡导文学的创作，招揽天下方士于麾下，为名正言顺称帝做足舆论准备。鲁迅先生评价曹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的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的多”⑯。可见，曹丕以政治家的眼光试图通过文学转移文人的视线，进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曹丕的《典论·论文》观点所至之处，无不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青年时期的曹丕虽过着戎马生涯的日子，但对于文学的喜好非常浓厚。再加之受其父曹操“通脱”思想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的创作上呈现出一种随意之举。许多观点仅仅一笔带过，并不深究。然而，也正是得益于这种“通脱”，《典论·论文》在广度上涉及了有关文学的众多方面。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评价《典论·论文》时曾说：“或许可称之为曹丕的最佳之作，而它的力量来自深入曹丕骨髓的焦虑。”⑰作为三曹之一的曹丕，经常处于被冷落的地位。在政治上，其父曹操胆识过人、文韬武略；在文学上，其弟曹植才思敏捷、文如泉涌。纵使曹丕身兼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头衔，其光芒还是被遮蔽。作为皇帝，曹丕在政治上已发展到极致，在文学上却始终居于曹植身后。在曹植看来：“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⑱出于文人的补偿心理，曹丕由此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将文学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曹丕的《典论·论文》通过对“文学鉴赏论”“文学风格论”“文学特征论”“文学文体论”“文学本质论”“文学价值论”“文学创作论”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阐述了魏晋时期新的文学观的建构。虽然有些观点仅仅几笔带过，但是它的开创作用却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篇标志性文献，《典论·论文》奠定了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第一块里程碑。

①②④ 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第87页，第89页。

③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

⑤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⑥ 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⑦ 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3页。

⑧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

⑨⑪⑭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6页，第504页，第504页。

⑩⑫⑬⑯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页，第47页，第81页，第91—92页。

⑮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⑰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⑱ 刘跃进、王莉：《三曹》，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1页。

[1]孙明君.三曹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