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写作”的异质化狂欢

时间：2024-05-20

⊙梅云慧［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乌鲁木齐 830046］

青年学人

“身体写作”的异质化狂欢

⊙梅云慧［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乌鲁木齐 830046］

世纪之交，“身体写作”以一种极具冲击意味的姿态进入当代文坛视野。纵观“身体写作”的发展脉络，它经历了一个从私人化写作到欲望化写作，再到异质化写作的过程。本文通过对“美女作家”等小说文本，以及盛行于当下的“美男现象”等影视文本的剖析，分别从理论研究和时代语境两方面着手，来探讨“身体写作”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异质化走向。

身体身体写作理论研究时代语境异质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掀起了“身体写作”浪潮。“身体写作”一词名噪一时，成为了世纪之交文坛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文学批评界由此掀起了一股讨论狂潮。2004年4月1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文学前沿》编辑部在北京联合主办了“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包括钱中文、童庆炳、张颐武、朱大可、孟繁华、陶东风、叶舒宪等在内的五十多位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①会议结束后，诸多学者又纷纷撰写文章进一步表述自己的观点。一时间，人们对于“身体写作”这一现象的评价褒贬不一。奇怪的是，尽管对于“身体写作”的讨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然而，对于“身体写作”这一现象，却始终没有比较一致的说法。

如今，十年已过，“身体写作”似乎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提及“身体写作”，人们仿佛只能从历史的记忆中寻求片段式的花絮。但是，笔者认为“身体写作”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其热度已逐渐消退，但相信不会立即销声匿迹，它势必会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存活下去。纵观“身体写作”的发展脉络，它经历了一个从私人化写作到欲望化写作，再到异质化写作的过程。本文通过对“美女作家”等小说文本，以及盛行于当下的“美男现象”等影视文本的剖析，分别从理论研究和时代语境两方面着手，来探讨“身体写作”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异质化走向。

一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身体”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依附于身体，并通过身体的种种感官体验着周边的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便对健康、匀称的身体表示了极高的推崇。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逐步进入工业化发展进程，机械化生产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身体，膨胀了人类通过指尖便足以征服世界的野心；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身体自身的局限性，科技愈是发展，人类愈是离不开机器，致使人类逐步被机器所异化。然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并定位“身体”赋予我们的意义所在。显然，“身体”不再仅仅局限于生理意义的层面，而更多地显现出其内在的文化意蕴。包括特里·伊格尔顿、布莱恩·特纳、梅洛·庞蒂、西蒙·波伏娃、埃莱娜·西苏等在内的众多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将其目光转向“身体”，表明了“身体”现象已日益成为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20世纪70年代，埃莱娜·西苏在其代表作《美杜莎的笑声》中引出“（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②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对女权主义者而言。自此，“身体写作”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者的理论来源。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身体写作”的称谓。中国的“身体写作”主要针对的是一群都市女青年对于自身私密生活的暴露式书写，其主要争论点在于她们对“性”大胆且无遮拦的描写。虽然，两者在时间上先后有别，但是就内容本身而言却不存在继承关系。西苏的理论重心在于倡言妇女通过“身体写作”，来对抗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消解男权中心话语，张扬女性意识与女性立场。而中国的“身体写作”在实践的过程中，过分地关注女性的身体部位，透过裸露的身体借以表达虚空的灵魂。如果说林白、陈染的小说主人公借由“性”表现生命意识，发展至卫慧、棉棉则仅是就“性”谈“性”。“身体写作”这一概念在发展的过程中日益呈现出概念窄化的特点。

1994年，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发表开启了私人化创作模式。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作者女性的身份，而是她不再着意于宏大主题的刻画，而是将其关注点回归于自身身体的描摹。书中对“性”的描写虽然处处显而易见，但是作者借用朦胧的字眼将其唯美化，这也是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描写个人性经历的普遍现象。她们不着意于对“性”细节性的刻画，而是借由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来抒发个体对于生命的独特感悟。男人在她们的小说中往往只是一种符号，女性才是她们言说的主体。《一个人的战争》中，主人公林多米三岁丧父，她的初夜被一个刚认识三天的男子占有，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小说最后，多米嫁给了一位老人。无论是多米的父亲、丈夫、男朋友，还是那个曾经夺走她童贞的男人，他们都是面容模糊的客体。在多米的眼中，这些人仅仅作为“男人”这个符号出现在她生命的特定时期，只要具备一些男性的基本条件，甚至是谁对她而言都是无所谓的。同样，在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官场中潦倒的父亲、强奸倪拗拗的T老师，他们的在场代表的仅仅是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最终滑落到无足轻重的生活边缘。总体而言，林白、陈染的小说创作有着明显的性别立场，她们有意地规避男性话语对于自身创作的限制，高调地使用“一个人”“私人”等字眼，这在文学解禁初期显然具有解构男权的威慑力。

2000年，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扛起了欲望化写作的大旗。她们的叙事依旧沿袭私人化写作模式，具有拟自传体小说的色彩。但是，在主题上，她们却摒弃了早期作家对于生命意识的追寻，而将其关注点放置在对主人公性经历的描写上。她们笔下的人物出入于商场、酒吧等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场合，过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她们是一群身着华丽、内心空虚的都市白领，对金钱、两性关系有着无尽的欲望。实际上，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到卫慧的《上海宝贝》，仅仅几年的时间，她们的创作便显现出惊人的差异。作品从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色彩过渡到充满肉欲气息的生理色彩。这种走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的使然，也恰巧表现出特定时期人们的心理走势。到了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等人这里，“性”成了她们张口即来的口头禅。仿佛不谈“性”，生活便没有了可供书写的话题。“身体写作”日益从解构男权话语走向趋同男权话语。戴锦华在《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中指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不是女性自己声音的出现，不是女性的反抗，而成了男性心理的满足；不是女性文化空间的浮现，而成了对男权的加固。”③事实上，她们这种对“性”单一的书写模式，只会将这种写作方式逼入死角。所谓的“身体写作”犹如昙花一现，迅速隐匿于历史的帷幕之后。

但是，“身体写作”作为影响文坛的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其热度已消退，相信一定存在余波现象。笔者认为，盛行于当下的“影视美男”就是“身体写作”这一现象的异质化显现。“身体写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单单针对于女性，正是在这点上存在质疑，才使得“身体写作”至今都无法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类步入到影像化阶段，开始利用影像对身体进行书写。如果说林白等人的创作代表“身体写作”的文字化阶段，卫慧等人代表其网络化阶段，那么现今的“美男现象”就是“身体写作”进入影像化时期的典型代表。“影视美男”们大都源自韩国，并迅速风靡中国内地，吸引了大批中国粉丝。从《原来是美男啊》到《花样男子》《继承者们》，再到热播当下的《来自星星的你》，几乎每部剧都能推出一位让观众津津乐道的男星。这些男星身高均在一米八以上，且相貌英俊。显然，这绝非一种偶然现象。众所周知，韩国电视剧的受众群体主要来自女性。发展至此，“看”的主体发生了置换。林白等人的创作可理解为“看自己”；卫慧等人则是“被看”；到了美男们，则演化为“看他”。“身体写作”并未消亡，而是概念日益窄化并且依靠不同的载体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二

自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迅速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上的腾飞，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正如陈晓明所说：“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蓬勃兴旺的消费社会正在中国兴起。”④消费社会使得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均被消费化了，包括身体在内。“身体”作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迅速地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广告中。人们沉浸其中，并借由身体来填充自己无尽的欲望。事实上，不单单身体沦为消费品，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不断地消费化。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入，女性的自主意识不断强化，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宽松自由的景象。于是，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将“身体”作为参照物，大胆地开启了对于女性“个人经验”的描摹。进入到90年代，消费文化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身体消费，而是渴望更为直接的消费方式。“性”成为了可供消费的产品，似乎大胆地讨论“性”，便是开放、时尚的象征。这种转变也验证了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说的：“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当然同时，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⑤卫慧的《上海宝贝》便是消费社会的代表文本，她在小说中写道：“天天在屋里轻声走动着，给我倒‘三得利’牌汽水，用‘妈妈之选’牌色拉乳给我做水果色拉，还有‘德芙’黑巧克力有助于启发灵感，唱片选有点刺激但不分散注意力的来放，调试空调的温度，巨大的写字台上有数十盒七星牌香烟，像墙那样整齐地堆砌着，还有书和厚厚的稿纸。”⑥主人公Coco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消费气息的摩登都市，这里汇聚了世界各种名牌化妆品和服装，一旦失去这些要素，写作的来源及生活的意义都将瞬间塌陷。

事实上，以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们”一方面借由“身体”消费着社会；另一方面，她们自身也在被消费社会所消费。伴随着媒体化时代的来临，受商业利益驱使的大众传媒成为了宣传造势的有力工具。“身体写作”打上了商业化的烙印，商家们通过商业化运作方式对文学文本加以包装，以期实现盈利的目的。“身体写作虽然从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出来，但却被统摄到无处不在的欲望生产的商业陷阱中。就像一只逃出囚笼的鸟，她在飞升过程中又不幸地坠落在疏而不漏的天网中。”⑦一时间，充满裸露色彩的图片甚至语言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一个人的战争》出版封面采用一幅类似春宫图的摄影图片；木子美借由网络公开性爱日记《遗情书》；竹影青瞳“图文并茂”的大胆出位……甚至于主流文坛也对此现象助推了一把：1999年，《作家》推出了“70年代女作家小说专号”，集中推出了卫慧、棉棉等七位女作家的小说专号，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位女作家的名下均配了两张隐隐约约暴露的照片，以唤起读者的窥视欲望。⑧商业化的炒作，为从事“身体写作”的作家们博取了名利，但是却将当今社会推进一个畸形消费的深渊。

在消费语境下，市场根据受众的需求，适时地调整消费策略。随着“身体写作”概念的窄化，大量趋同的文本不断磨蚀着人们对于“身体写作”现象的新鲜感。正如消费时代产品的更新换代一样，“身体写作”也亟待改变一成不变的模式。“影视美男”正是在这样的消费需求中，以市场为导向，发起一场针对消费时代“身体写作”的策略调整。这类影视剧大都沿袭同一种套路，讲述一段王子与公主、灰姑娘的故事。事实上，在这类剧中，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剧中必须出现能够吸引观众的“美男”，这些美男才是剧集的核心。剧集通过“美男们”聚焦观众的眼球，以便提升收视率。因此，大批电视剧虽然有着雷同的故事模式，却依旧能够受到人们不断地追捧，原因就在于其不断地更换演员。这些专门培养出来的花样美男，影视寿命非常短暂，有些甚至仅演出一部剧便退出舞台。残酷的演员制，一方面揭示了当下消费语境中花样美男们的生存窘境；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新一批为之拼搏的花样美男。如今，湖南电视台正在热播的《不一样的美男子》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致敬”。“影视美男”们在消费的语境下，为人们演出着一场有关身体的盛宴。

综上所述，中国的“身体写作”是消费时代特有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文学的解禁，使得作品中的政治性逐渐消解，消费时代的来临，又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混乱，“身体写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身体写作”标榜个性自由，然而，其过于暴露式的书写模式，又引发了人们对于道德水准的重新思考。当然，如果将“身体写作”的讨论仅仅定位在对道德的评判上，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坛的一个极大讽刺。“身体写作”作为世纪之交的一种文学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于道德方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只能将其交托于制度下的审查机制。

① 何字温：《近年文坛“身体写作”研究概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3页。

②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③ 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④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⑤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⑥ 卫慧：《上海宝贝》，http：//book.kanunu.org/book3/7000/138 644.html。

⑦ 黄应全：《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思考（笔谈）——解构“身体写作”的女权主义颠覆神话》，《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

⑧ 刘杰：《论“身体写作”的现代性意义》，《华中科技大学2006级硕士毕业论文》，第9页。

[1][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 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 陶东风.“下半身”崇拜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J].理论与创作，2003（4）.

[4]林丹娅.解读所指：从“身体”到“宝贝”——一次讨论会记录[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