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气和 笔精体妙:虞世南及其《孔子庙堂碑》

/ 江西_文师华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慈溪）人，出生于建康（今南京市）。虞世南家是东南名门望族，父亲虞荔官至陈朝太子中庶子，叔父虞寄任陈朝中书侍郎。虞世南在陈朝时，入建安王府任法曹参军，后迁为西阳王友。589年陈朝灭亡，虞世南与其兄世基一起徙居京都长安，被晋王杨广征为晋王府学士。杨广立为太子，又改为东宫学士。杨广即帝位，虞世南任秘书郎，并兼任文学侍从。

618年隋朝灭亡，虞世南与欧阳询并为窦建德的东夏王朝所留用。621年东夏王朝被李世民消灭，虞世南与欧阳询一样，再次作为降臣进入唐朝，被秦王李世民收留，初为秦王府参军事，后转为六品记室，并充任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贞观元年（627），李世民即皇帝位，虞世南任著作郎，以“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充任弘文馆学士，经常在内殿与唐太宗李世民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日见亲近。贞观七年（633），虞世南经秘书少监转为秘书监，并封爵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

据《新唐书》卷102载，虞世南外貌瘦弱温和，品性儒雅刚正，论议持正，直言敢谏。例如有一次，唐太宗写了一首艳丽的宫体诗，命虞世南写“和诗”。虞世南觉得这样的诗歌无益于国家的振兴，便回答说：“圣作虽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唐太宗的开明睿智，为虞世南提供了辅君治国的良机，成就了他完美的人生。虞世南生前，太宗常常称赞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卒后，太宗下诏：“陪葬昭陵。”并感叹说：“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阙，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后来太宗还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其肖像置于凌烟阁中供人瞻仰，这样，虞世南便成为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虞世南不仅是唐代名臣，而且是文学家和著名书法家。《新唐书》卷102称他“文章婉缛”，承徐陵之风。其诗与王珪、魏征齐名。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

虞世南书法近师智永，远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旧唐书》卷72载：虞世南自七岁起，与胞兄虞世基寄学于吴郡博学大家顾野王家十余年，其间“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藉甚”。《新唐书》卷199载：虞世南学书非常勤奋，夜间卧于被中常画腹习书。宋代《宣和书谱》卷88载：“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唐张怀瓘《书断》卷中说：虞世南书法“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容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从这些资料中可知，虞世南自幼跟随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学习书法，浸淫日久，“妙得其体”；进而临习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楷书和行书，对王羲之书法精妙的笔法、王献之书法宏阔的格局有深刻的领悟，在继承智永、二王书法的笔墨风神的基础上，“姿容秀出”，“加以遒劲”，自成一家，创造了更加接近晋人楷书的唐楷。

虞世南楷书，笔画圆融遒丽，外柔内刚；结体疏朗萧散，平正自然；精神内守，以韵取胜。初看似温和有余，再看则筋骨内含。其整体风格表现为温润平和。关于虞书的特点，前人有诸多评价。如唐窦臮《述书赋·下》云：“永兴超出，下笔如神。”李嗣真《书后品》云：“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五云：虞世南所书“字画精妙”。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此惟褚河南、虞永兴行书得之。”项穆《书法雅言·正奇》说：“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清刘熙载《书概》说：“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含筋骨。”包世臣《艺舟双楫》说：“永兴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周星莲《临池管见》说：“王右军、虞世南字体馨逸，举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气。”

虞世南的书法代表作当推《孔子庙堂碑》，其次有《破邪论序》（现藏日本三井家）、《汝南公主墓主铭并序》（现藏上海博物馆）、《虞摹兰亭序》卷等。虞世南的书法理论有《笔髓论》《书旨述》等。

《孔子庙堂碑》即《夫子庙堂碑》，由虞世南撰并书，初刻成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前后，一说贞观七年（633），立于长安孔庙中，不久因孔庙失火，碑被烧毁。至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命当时的相王李旦重刻，并加碑额篆字“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武则天时期重刻的碑文，后来也因椎拓过多而毁坏。原拓本在北宋时已不多见，故黄庭坚有诗叹曰：“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北宋初年，王彦超在长安第三次翻刻此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世称“陕本”，又称“西庙堂本”，字较肥。《孔子庙堂碑》在元代又被翻刻，现存于山东城武，称“城武本”，又称“东庙堂本”，字较瘦。西安碑林中的《孔子庙堂碑》，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而流传至今的最好善本，是清人李宗翰所得元代康里子山旧藏本，系唐拓孤本，其原碑刻拓本早年已流入日本，现藏三井家。

《孔子庙堂碑》内容是记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26）十二月二十九日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葺孔庙等事。文章由文明开化、孔子生平、儒教沉浮、大唐开基、礼仪复兴、修缮孔庙、刻碑记颂等章节组成，层层展开，节节递进。全文两千余字，洋洋洒洒，气势旺盛，堪称一篇盛世宏文。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所书，用笔圆劲秀润，外柔内刚，笔势舒展洒落，笔画横平竖直，应规入矩；字形稍呈纵势，尤觉秀丽姿媚；字与字，行与行，井然有序，酣畅协调。从整体看，柔和雅致，疏朗从容，表现出一副文人高士的谦和风度。虞世南《笔髓论·契妙》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孔子庙堂碑》充分体现了这种书法创作观念，全篇笔调从容和缓，一笔一画都在缓缓进行中延伸，表现出一种纯净闲雅的势态。即使是尖细的笔画，从虞世南手中写出来，也是温和的，不显露出锐利的锋芒。在转折的笔画中，虞世南不表现出那种折木断金的果断和直接，而是写成婉约环转的圆弧形状，笔迹流动，轻若浮云。虞世南虽然是王羲之的追随者，但他的字比王羲之的字更安详静穆，不是青春年少的气息，而是老成持重，温润平和。唐贾躭《赋虞书歌》赞曰：“众书之中虞书巧，体法自然归大道。不同怀素只攻颠，岂类张芝惟创草。形势素，筋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须知孔子庙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宝。”此诗认为虞书书体法自然，巧妙、方正，不同于怀素等人癫狂的草书。虞书主笔、次笔各就其位，井然有序，如同“父子君臣相揖抱”，虞书代表作《孔子庙堂碑》更是读书人“青箱中至宝”。清冯班《钝吟书要》说：“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师。”刘熙载《艺概·书概》说：“学永兴书，第一要识其筋骨胜肉。”学习此碑，须用弹性较强的毛笔，运笔要从容舒缓，不能急速狠重，笔画要写得遒劲而秀丽，结体追求端庄而闲雅的势态。要避免瘦而无肉、刻板拘谨的毛病。

从书法审美风格看，虞世南与欧阳询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唐张怀瓘《书断》认为：论地位，欧书与虞书“智均力敌”；论风格，欧书瘦硬刚劲，“外露筋骨”，虞书优雅从容，“内含刚柔”；论品德，“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早在贞观元年（627），虞世南、欧阳询奉唐太宗之命，担任弘文馆书法教师，给“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讲授“楷法”。据宋代王溥《唐会要》卷64载，唐代受虞世南影响的书家有：褚遂良、陆柬之、唐太宗李世民、薛稷、张旭。据唐代无名氏《国史异纂》记载，褚遂良曾向虞世南求教书法。陆柬之则是虞世南的外甥，他年少时随舅父虞世南学习书法，晚年则专攻二王。唐太宗李世民自言其书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张怀瓘《书断》记载：唐太宗学习虞世南书法，常为写不好“戈”而烦恼。有一天唐太宗在自己写的“戬”字上故意空着“戈”旁，让虞世南补上，再拿给魏征品评。魏征评曰：“仰观圣作，惟‘戬’字‘戈’法颇逼真。”太宗叹服，并夸赞魏征鉴赏水平高。唐太宗传世《晋祠铭》《温泉铭》笔画结体乃至气韵酷似虞书。薛稷外祖父魏征为初唐名臣，家里收藏丰富，其中虞世南、褚遂良墨迹颇多，薛稷得以日久观摩，最终学成，自成一家。张旭的母亲陆氏是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张旭最善草书，但他的楷书也写得端严精美，其楷体名作《郎官石记序》风格近于虞世南。

宋代蔡襄的小楷及行书均出自虞世南。宋高宗赵构临习过虞世南书《真草千字文》。元代赵孟頫行楷书中内含筋骨、柔中带刚的审美追求也与虞世南一脉相通。揭傒斯“正书自智永、虞世南上溯晋人”。明代祝允明晚年小楷基本以虞书面貌出现。王宠是明代学习虞世南最出色的一位书家，其小楷具有虞世南的气秀色润、外柔内刚之气。董其昌在临习颜真卿《多宝塔》之后，曾一度学习虞世南楷书。清代伊秉绶早期的小楷得益于虞世南。当代书法大师林散之年少时临习过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时至今日，《孔子庙堂碑》仍然是人们学习唐楷的经典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