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从先锋到现实

/ 山东_张艳梅

褐色鸟群影无踪，人面桃花始映红。山河入梦无多路，春尽江南又一程。

格非，作为先锋作家出场，历经三十年，从高蹈的形式探索，到严肃的生活思考，令我们不期然看到当代中国写作者曲折幽微之心路历程。作为大学教授，他对知识分子有太多失望，这种失望由来已久。当然，伴随这种失望，是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多重渡引之美学表达。“江南三部曲”作为格非到目前为止的代表作，堪称用力颇多的三部长篇。从人面桃花春意浓，到春尽江南起秋风，诗意盎然的如画梦境不再，满目疮痍的山河破碎才是现实。格非，终于打造出了自己格调孤高的文学世界。他从先锋到现实，从知识分子写作到反思知识分子意识，始终致力于祛除历史与人生遮蔽，而那对隐形翅膀，是否可以唤醒我们飞越中国式疯人院，还有待时间给我们更清晰的答案。

格非文字诗意哲理兼备，平常叙事都写成了警世箴言。这并不容易做到。如今，满眼的抒情诗人大都浮华肤浅，对社会人生缺少基本认知，风花雪月仿佛世界都是流动的圣洁，回头看鲁迅笔下百年人肉筵席热气蒸腾，离曲终人散为时尚早。而专注于艺术探索的写作，又往往于书斋深处自在陶然。触目惊心的现实，庶几无人忧心如焚。鲁迅曾言，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更何况变革整个中国？作家与现实生活究竟关系若何？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那么，作家写不出好小说，大约亦是因面对生活沉溺与旁观太过，而理性关切甚少。1980年代之理想主义光彩并不能以刹那芳华照亮黯淡尘世，三十年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文学反而不断从生活中心退场。格非算是理想高地的坚守者，他一意孤行，从宏阔的文学世界与幽暗的现实人生穿行而过，伴随古典音乐曲调悠扬，满怀浓重感伤情绪，试图在文字里回应自心，抑或给历史一份答卷。

花家舍——十年一觉桃源梦

“江南三部曲”有一个很鲜明的政治历史维度，即乌托邦叙事。小说借助历史之镜，返回那久已不再的故乡，这一场漫长的想象性旅途，更像一位失恋者重历江南水乡的梦幻之路。格非并非立意书写自己心中的大同梦，桃源、公社，渐次消逝于历史深处，对于花团锦簇的理想国，所有心向往之，最终都化作诗人的夜半惊心。他心中大略清楚理想国之不可实现，东方的桃花源、西方的乌托邦，作为美好梦想，果真实现，一定会走向反面，而且是愈去愈远。从陶渊明，到废名、沈从文，桃花艳艳，人世惘然，及至格非面对物欲横流、礼崩乐坏，梦境想象早已无法抚平心底锋芒。他谙熟江南气息，波光潋滟，又当真如午后乐音慵懒，缓缓漫过无情的时光。及至笔下，大厦将颓，危如薄冰，多少理想都难以对抗时代的重重枷锁，突围之念犹在，却不能独自远去，必然背负家国历史与现实，一再低吟盛世哀音了。

陆秀米的大同梦、谭功达的桃源梦、王元庆的公社梦，本质上一致。普济，内里之意即为普济天下。只不过不同时代，个人实现理想的途径略有不同。秀米失败，选择禁语，作为内心惩罚和反省；谭功达失败，被关进监狱，直到病逝，恍惚中鞭炮齐鸣；王元庆失败，遭黑社会毒手，精神分裂，住进自建的精神病院，与世隔绝。花家舍，从鸟语花香的桃花源，终于演变成了软玉温香的销金窟。曾经的理想投射之地，如今成了反理想的温柔富贵乡。作为历史参照，作为病院镜像，这个更加病态的“恶托邦”，才是中国从颓败历史走向荒诞现实的真实写照。曾经的废墟，曾经的桃源，都已不再。元庆的各种疯言谶语，浊其源而欲清其流，腐其根而欲繁其枝，可得乎？答案不言自明。陆侃、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的社会实验，有着不同意义，亦难免各自局限。从父亲连接全村的走廊，到土匪王观澄的花家舍，再到秀米的革命，乌托邦理想很美很脆弱。普济天下，不过是海市蜃楼，正如一树一树的桃花，终会开到荼靡。格非写百年沧桑，并不属意于宏大叙事之正史，乌托邦与情爱缠绕，泥沙俱下，侧面他仍留有太多空白，正面则以对历史负责之态度，努力填补大历史空洞之处。那些迷离的历史烟云，个人命运的波澜跌宕，仿佛都在证明民族国家道路，其实无关宏旨，暗含着个人抽身而出之清醒冷峻。乌托邦失败的必然性蕴涵在人性和社会性之中。陆秀米和谭功达、王元庆，三人的乌托邦梦想，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变革的手段和道路虽然不同，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春尽江南》中张有德掷地有声：不要与整个时代作对。算是格非的喻世明言，还是无奈之慨？

格非一方面告诉我们，单纯的理想主义，世外桃源之梦没有意义，乌托邦的破灭既是人类历史必然，也是人类现实选择。另一方面，他又写下了这些西西弗斯式人物，他们从未真正妥协，而是一再选择与世界为敌，唯其内心有明确立场，终究不甘心束手就擒。格非通过这几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写出了他对中国的观察、思考和呈现。虽然，他的历史观中，有些微值得商榷之处，但就摆脱乌托邦幻影这一点而言，对于共产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一代人，难免产生切肤之痛，这种历史反思，因而具有超出意识形态的独特价值。作为时代之镜，秀米、功达、端午、元庆等人身上都带有更为复杂和深远的东西。这些人并不只是他们自己，更是中国特有的人生轨迹、固有的精神挣扎。种种烙印，在格非笔下，无不泛着冷静而又苍凉的奇异之光。结尾处那一首《睡莲》，大约颇费心思：“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依然可见格非还是期待梦中白莲，开放在干净的世界。

《春尽江南》中，格非反复写到历史和牺牲。牺牲是历史的一部分。革命年代的牺牲，因为被写入胜利者历史而留存。无名的牺牲者，也能得到恰当处理，成为烈士或者纪念碑的一部分，象征性地融入历史。而今天，牺牲者注定湮没无闻。没有纪念，没有追悼，没有缅怀，没有身份，没有目的和意义。这种牺牲只是强化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小说中，格非反复谈到耻辱。这让人想起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如今，当年的孤独自省者转身成为国家主义者，令人浩叹。正因为牺牲没有价值，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家玉当然反对，认为端午是拒绝和这个时代一起前进，是生活的落伍者。借守仁之口谈论历史那一段，更值得回味：历史是重复的、循环的，甚至也提及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谈。格非的满腹心事，至此倒真是一言难尽了。家玉不过是小家碧玉，守仁意在守正成仁，可惜，一死于癌症病房，一死于街头暴力。两条道路都行不通。小说中多次提及欧阳修《新五代史》。五代，真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端午反复翻阅《新五代史》，未尝不暗含此意。小说中亦直言：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诗人恨不得天下美女尽归己有，声色犬马之徒却呼吁社会道德重建。这一场谈话，格非之春秋笔法可见一斑。其文化态度尤为复杂。他没有随意拎出一条主线，人为删减历史复杂性，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病态人生几乎已是常情，简单判断谁是受害者，并无意义。虽然伤感，倒不见得是文化怀乡病发作，唯有历史乡愁隐约弥漫。那些消解之力总是如约而至，绕过奇妙人生的深刻领会。他的悬念，是留给生活的尾巴。作为一位老练冷峻的观察者，格非对中国问题给出的判断，值得我们为之深思。

隐身衣——人生世事两围城

从中短篇《褐色鸟群》《大年》《迷舟》《青黄》，到长篇《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以及“江南三部曲”，格非保持着一贯的优雅纯粹、古典情怀、书卷气息。他浪漫又睿智，小说像诗人访古探幽、寻山问水，又像哲人思索存在、追问世界本相，他关心活着，关心活着的状态和可能，瞬间领悟往往意味着某种永恒。这个孤独的行走者，在古典音乐与现代意识之间游走、徘徊。社会理想、现实批判、诗意人生交织在一起。当秀米坐在五岁儿子坟前，那种“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幻灭感、沧桑感，令她终于意识到“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化身，也不是那个在横滨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这段话多少有些精神自况意味吧。美好无忧的大同世界非常遥远，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如何匡正时弊安顿人心，格非并不抱不切实际的愿望，只是他质疑历史现实与存在的同时，却依然愿意给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心灵承诺。

家玉在最后一封信中说：我要穿一件隐身衣。她想藏匿于陌生人中，不被人认出来，不用和熟人生活在一起。然而，对其一生而言，端午、吉士、惠莲，甚至春霞，都是见证者，而最重要的人证，是她时刻面对的自我。从李秀蓉这个隐藏在精神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到庞家玉这个打拼在现实世界，主动摒弃各种想象和追问的律师，两种文化价值观，两种时代形态，并不算自我的分崩离析，内在精神断裂更贴近当代中国的隐喻。《褐色鸟群》中的棋，《春尽江南》中的家玉，《隐身衣》中的别墅女子，始终伴随一个影子，写下这一段又一段隐形人生，格非到底在表达什么？家玉，从热爱诗歌，为诗人献身的女文青，到纵横职场，在世俗生活中渐渐游刃有余的女律师，这个双面人，内心有着太多不自信和拒绝。包括房子、婚姻、感情、若若的教育问题，甚至最后的生病，她其实都无能为力，她的成功里包含着巨大代价。突然而至的死亡，与其说是一种惩罚，其实更像是解脱。倒是那个被毁容的别墅女子，这个被删减了前史的人物，比起秀米、佩佩、家玉，比起颇具市民无赖精神心肠恶毒的春霞，比起远走异国的惠莲，比起始终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活的绿珠，来得更加通透和有力量。绿珠最终选择回归最朴素最简单的生活疗救自我，看得出格非内心始终深存厌倦尘世浮华之念。

《隐身衣》在叙事结构上比较用心，为格非一贯所长。小说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并非平铺直叙，生存压力、亲情溃败、人性复杂，都是生活实录；乐友联盟、社会批判、心灵关怀，更近乎思想探求。同为黑社会，丁采臣与《春尽江南》中的国舅小朱并不相类。小朱有着江湖大哥的腔调气息，丁采臣更像退出江湖的冷面杀手。至于那个被毁容的女人，最终以面目全非的残酷，证明生命的内在力量。格非在这两个人物身上留下不少空白，一如姐姐和蒋颂平，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小说始终没有交代。叙事空缺，时空措置，这是格非喜欢的方式。那个被幽闭、被残害的女子，反而看出了所有人都是被生活、社会所绑架。隐形的死亡和暴力、别墅的阴郁和空洞、病态的人物和心理，给整篇小说带来神秘而冷峻的复调色彩。对于格非来说，设计谜题无须花费太多心思，读者耗尽精力猜谜也无必要。古典音乐，作为灵魂慰藉，提供的依旧是精神乌托邦。发烧友试图营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音乐是他们的隐身衣。小说还借主人公之口，冷嘲热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大学教授无知无畏、陈词滥调、夸夸其谈、品位低下、令人忍无可忍。格非不乏戏谑口吻，总结这些知识分子类型，一派悲观型，到处散布中国随时会崩溃；一类乐观型，随时宣扬中国是世界的救世主。提及游荡在海淀的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只会高谈阔论，显然有当代儒林外史、学者现形记的潜在意图。知识分子自身存在太多问题，被社会普遍不信任，这个问题也算由来已久，往前追溯，可以及至延安。那么，在今天，知识分子究竟何为？古典音乐拯救不了这个国家，如果面临最后抉择，古典音乐也拯救不了哪一个人。村庄消失，家园丧失，警察，黑社会，在租屋和餐馆，用恐怖主义摆平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在成批地制造非人，人如何面对非人的境遇？家玉是用姓名和身份作为隐身衣，而那个别墅女子则因为毁容而拥有了一个面具。侧闻天上朝星辰，谁知人间茹冰炭。又或者， 风亭月榭记绸缪，梦里听歌醉里愁。格非说，作家也必须同时向内看，看到内部的问题。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器，同时也是一种自觉反省的力量。

总之，今日中国，一面是花家舍的莺歌燕舞，一面是精神病院的胡言乱语。知识分子谭端午放逐自我到温柔富贵乡、大律师庞家玉痛苦挣扎在死亡边缘、绿珠忧郁、丁采臣自杀，这一切，包括诗歌、文学、学问、环境、生活，都不乏病态。失败和耻辱，我们今天经常感受到，格非的小说中也反复传达。这大概也可以算作走进其精神世界的一扇窄门。1980年代与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人同时成为显赫一时的先锋作家代表，从《追忆乌攸先生》到《隐身衣》，从看不懂的格非到绕不过的格非。格非，对于我们，谈不上先锋归来。因为，他从未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