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伶小说《天堂河》中的上海小红宝形象

⊙杨昌俊[新疆兵团广播电视大学， 乌鲁木齐 830001]

王伶小说《天堂河》叙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北京刑事犯和反革命“右派”被押解到新疆服刑，刑满释放后在戈壁荒原建天堂河农场的故事。老革命干部梅老贵的妻子上海小红宝在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上海小红宝生活的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有大批上海妓女被发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劳动改造，小红宝是其中之一。当时新疆女性很少。这批妓女有些经过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些则给新疆兵团各农场惹下不少麻烦，比如小红宝。当时新疆和全国一样，刚解放不久，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要把戈壁荒原开垦成绿色农田，劳动强度很大；自然灾害不断，饥荒年代又经常缺衣少食；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的政治运动加剧了民众生活的贫困。上海小红宝之所以愿意嫁给比自己大十七岁的老男人梅老贵，是因为梅老贵在一次劳动时，塞给她罐头。这是小红宝离开上海滩到新疆后第一次见到的好东西。梅老贵之所以娶小红宝，是因为梅老贵把小红宝肚子搞大了，只好拒绝了组织介绍的根正苗红的山东女兵，退而求其次。

二、上海小红宝形象的多面性

1.淫荡

曾经的小红宝被迫进入娼门，来到新疆的小红宝，也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小红宝还是走上了泛性之路。小红宝之出轨，有多种原因、多种目的。

第一种，靠肉体关系，助夫巩固官位，甚至高升。

副连长梅老贵一生的仕途命运，都被连长刘满富掌握着。梅老贵因为炸鱼事件偷儿被炸死，副连长抹了。刘满富让梅老贵到偏远地方去放羊。小红宝到老情人刘满富那里一哭诉，梅老贵就被改派去当信差。梅老贵坚决不承认是自己指使女儿撕了主席像，被关了禁闭。小红宝又上了刘满富的床并送上了梅老贵抗美援朝时奖励的军皮靴，梅老贵被释放了。作为男人梅老贵对妻子的偷情也很愤怒。有一次刘满富被梅老贵捉奸在床，梅老贵不敢得罪上级，只好掏出小刀，刺进了自己的跛脚上，作为报答第二天刘满富又把梅老贵从羊圈调回去看库房。刘满富提拔为天堂河副场长时，梅老贵还在看库房。梅老贵这次亲自送小红宝去找刘满富进行权色交易，半月后梅老贵官复原职。

在小红宝与刘满富的多次肉体交易中，梅老贵终于得到扶正，爬上了正连长的位置。后来爬上了副场长的位置，这时刘满富已经高升为场长。

第二种，靠肉体关系，摆脱劳动强度。

上海小红宝一直在大田里干活，比起那些劳改犯北京渣滓轻松不了多少。小红宝找到了刘满富要干植保员，干了一年，果园里的果树到秋后第一次有了收成。这时小红宝嫌农药伤皮肤。为了获得工人阶级这个称号，小红宝又要求调到机修班里，不到半年，对工作也能无师自通。刘满富还亲自为小红宝别上了一朵大红花。不久小红宝又嫌机修工作太油腻，要求找一个干爽的地方玩玩，于是就来到了只有一名木匠的木工班。小红宝木工活也做得不错。这是小红宝在天堂河农场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她一生最理直气壮的时期，差点就入了党。就在这时小红宝怀孕了，生出了一个二转子，名誉再次一落千丈。小红宝坐完月子，就去给刘满富家当了一阵奶妈，后刘满富开了绿灯，她从此光荣病退了。

第三种，靠肉体关系，摆脱饥饿，满足食欲。

梅老贵下台后，家里再也没人送吃的了。在人人挨饿、缺粮的年代，能吃上豆腐已经算是奢侈品。北京渣滓老鞭磨豆腐，看见小红宝来买豆腐就像没看见一样。老鞭据说在天堂河除了女人，凡是母的他都想干，连下崽的母驴也不放过。①小红宝为了吃上豆腐，两人就在豆腐坊里直接肉体交易，晚上饭桌上就多了一碗红烧豆腐。

只有两户革命群众包括梅老贵一家以及所有北京渣滓都没有领到粮食的当晚，小红宝穿上那件宝石蓝缎子夹袄，脸上涂上胭脂出门了。半夜，梅小二发现母亲小红宝偷喝玉米糊糊，桌子上还有小半袋面粉。

当缺粮的危机已经波及到整个天堂河农场时，只有两家冒炊烟。一家是刘满富家，另一家就是小红宝家。梅老贵从羊圈回来，小红宝特意还包了饺子。这天晚上小红宝又出门了,第二天家里就多了个蓝布口袋，里面有一点白面。

第四种，靠肉体关系，满足性欲。

小红宝性欲旺盛，梅老贵难以招架。有一天小红宝在黑夜里正骑在梅老贵身上，左右开弓，抽打梅老贵时，梅小二冲进去，把小红宝掀翻在地，大声说：“不许你欺负梅老贵！”②梅老贵大叫一声，从此男性功能出现暂时性障碍，小红宝开始和偷儿继续前缘。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夏天，直到梅老贵从天堂河兴修水利工程回来。

2.生活陋习

小红宝病退后，白天睡觉，晚上打牌，串门聊天。梅老贵因为以权谋私和受贿从代理指导员的位置下台后，小红宝家的日子大不如从前，能一天三顿吃上玉米粥就不错了，这让一向嘴馋的小红宝很不习惯，重又卧床不起，呻吟不止，连连吐痰……③

小红宝帮助梅老贵官复原职，成为副连长。有吃有喝，重又鲜活了。白天猪一样地死睡，晚上猫头鹰似的乱飞。又恋上麻将桌，整宿整宿地打，输多盈少。④

小红宝终日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家里断粮，指使梅小二到地里偷盗粮食，自己躺在床上等吃的。当两个女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依然打麻将，赌博成性，夜不归宿。白天家里经常是冷锅冷灶。

3.阴骚与恶毒

小红宝内心暗恋北京渣滓莫斯科。为了接近莫斯科，她代替丈夫监管莫斯科画墙报，为此在太阳下暴晒几小时也心甘情愿。趁梅老贵不在家，邀请莫斯科到家里吃肉饺子。故意把自己家的烟囱堵了，让莫斯科来修理。打着给女儿梅兰认字的旗号，拿着书去找莫斯科，然后跪倒在莫斯科脚下，声泪俱下倾诉衷情，开始正式勾引。

当知道莫斯科爱“美女蛇”时，一向天然仇视美女的小红宝妒火中烧，不放过任何一个报复诋毁“美女蛇”的机会。“美女蛇”任代课教师时，小红宝走家串户，呼吁孩子们退学。

为了再次接近莫斯科，她鼓动丈夫参加京剧演出，利用权力，她扮演喜儿，这样可以和扮演大春的莫斯科演搭档。孤狼和莫斯科组织的业余演出队，演到哪里，她就带着两个女儿飞奔到哪里，只为了看莫斯科。看完后又去找莫斯科切磋演出体会，最后混进演出队搞后勤。当知道自己最终得不到莫斯科时，同时也为了保住丈夫的官位，小红宝诬告莫斯科强暴了她的大女儿。

三、上海小红宝形象的真实性与讽刺性

作品在揭示小红宝形象的多面性时，也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真实地塑造了小红宝形象。

上海小红宝尽管生活作风严重混乱，但是她还是有强烈的羞耻心理，这表现在对待自己的两个女儿的态度上。

上海小红宝一直认为梅兰是她和梅老贵爱情的结晶，是她从良后贞洁的产物和证明。而梅小二，一出生那黄色的卷毛，又大又深的褐色眼睛，高翘的鼻子就泄露了她偷情的秘密。梅小二成了她不贞洁的象征和耻辱。所以小红宝一直对梅兰无比宠爱，认为梅兰是自己的亲身女儿；而对梅小二又打又骂，就好像梅小二这个杂种是别人生的一样。

在饮食上，小红宝给大女儿梅兰吃白面饼子，时不时加餐，而给小女儿梅小二喝玉米糊糊，并经常饿肚子。在服装上，梅兰穿新的，梅小二捡梅兰穿旧的。在求学上支持梅兰不断升学，极力阻止梅小二上学。认为好孩子梅兰是读书的材料，坏孩子梅小二就适合在大田里劳动。在日常生活中，梅兰什么活都不用干，梅小二专干重活、脏活。

上海小红宝尽管不是一个好母亲，但当梅兰因为自己在学校里要回了梅兰上缴的十元钱而使梅兰拾金不昧的事情败露，导致梅兰没有入成团而在教室里割腕自杀时，小红宝因为自己赌博欠债而深深地自责。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小红宝就完全忘了病孩梅兰，又去打麻将赌博去了。

因为梅兰的意外死亡，使梅老贵和小红宝离异。再婚后的梅老贵住院时被医院查出无生育能力。梅兰竟然也是一个私生子。这是对小红宝贞洁心理的莫大讽刺。

四、上海小红宝形象的深刻性

《天堂河》不仅写出了上海小红宝的淫荡，还写出了她为什么淫荡，《天堂河》真实地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

小红宝的淫荡，不仅仅出自动物低级本能的生理性欲，还出自政治的高度，为了丈夫的仕途献身。这种性贿赂本身揭示了上层官吏的腐败，而这个所谓的上层官吏也不过是一个连队的小连长，作为副连长的夫人还要向比自己丈夫高半个等级的人物献媚。在新疆兵团那样的一个小连队，一个连长就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梅老贵终身都在追求扶正。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在民众中的根深蒂固，还反映了在新疆兵团的特殊性。新疆兵团最初是军队驻守边疆，后来集体就地转业为民。军人的天职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兵团继承了军队的作风，几乎无条件服从上级指示，盲从上级的一切领导。

小红宝的淫荡，还出于摆脱劳动强度的动机和目的。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创建绿色花园，其艰苦程度不难想象。兵团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荒原开战。荒原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他们只是建设者，他们承担一样的劳动强度。正如军队里在前线男女都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开拓荒原需要与蚊虫霜雪等自然条件作斗争，还需要自身强大的体力和顽强的意志。在无法忍受的劳动强度下，有些软弱的拓荒者就以性来换取片刻的清闲。上海小红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上海小红宝的淫荡，还出于摆脱饥饿、满足食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席卷全国的饥饿，不仅是多年内战和民族战争的破坏，造成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更由于频繁的政治斗争。人们与天斗、与地斗，更与人斗，斗得天昏地暗。人类大肆滥砍滥伐原始胡杨林，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大自然就以洪涝灾害、沙尘暴惩罚人类。作品中写到了无处不在的饥饿，为了摆脱饥饿，有的献身，比如上海小红宝；有的献出生命，比如北京渣滓三仙姑抢劫粮库。

小红宝好吃懒做，白天睡觉晚上打麻将、赌博以及她的厌恶劳动、贪图享受都与她的过去有关。小红宝是红遍上海滩的妓女。妓女的恶习使小红宝终生难以摆脱。小红宝当然可以有喜欢他人的权利，可是她忘了自己是有夫之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当小红宝勾引不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就直接毁灭对方。小红宝的阴骚与恶毒成为危害社会的大毒瘤。作品还写到小红宝常常无事生非，大肆造谣诬陷，严重毒化着社会风气。小红宝曾是苦命的孩子，被生活所迫，走上娼妇的道路。小红宝也曾经想改造从良，当年还戴上了大红花，但从良之路太艰难，需要她付出终生的艰辛，她终于破罐子破摔了。小红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仍然兴风作浪的、危害社会的、未改造好的妓女典型。

王伶小说《天堂河》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兵团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通过上海小红宝形象，使读者了解了那个时代妓女劳动改造的艰难，以及妓女劳动改造给当地带来的不良影响。

①②③④ 王伶：《天堂河》，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第44页，第139页，第265页。

编者手记：魏思思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深圳文学最早是伴随着“打工文学”进入公众视野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它又与曾经喧嚣一时的“底层写作”联系在一起，近一两年来，一批在理想的意义上探索主体生成的作品开始出现……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一个事实：地理意义上的深圳正在逐渐成长为文化意义上的深圳，并日益对当下的文化和文学生态产生重要的影响。诗人谢湘南以及他的诗无疑是这个新崛起的深圳文学的重要构成。谢晓霞老师的文章以谢湘南的都市诗为题，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所展示的深圳文学从“打工文学”向“都市文学”的重要转型，并在开阔的视野中，以对谢湘南的诗的解读为我们进入深圳文学打开了一扇窗户。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物，都市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活方式。谢湘南的诗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都市日常生活之流的诗意书写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现实的介入，对当下生存的关注和思考都让人为之侧目。诗人善于从日常琐屑的经验中，从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发现诗意并表达它。对一批新的都市欲望主体的物质困顿与精神漂泊的关注不仅使这些诗歌具有了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且还直接切入了现代人的现代生存。独特的都市意象与叙事手法的使用是诗人表达这一切的凭借。当然，这里的叙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正如诗人西川所说，“叙事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换言之，在谢湘南这里，叙事同样指向融合了抒情、反讽、戏仿等因素的综合创造。这也是他的诗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