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传体小说的《小团圆》

⊙杨 洋[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贵阳 550018]

作 者：杨 洋，硕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1世纪初终于面世的《小团圆》，续写了上世纪张爱玲世界中的传奇人物和人生。《小团圆》浓厚的自传色彩让众多的读者和学者认为这就是张爱玲的自传，似乎为关注者们提供了更多细节的真实，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证明纠缠在“胡张之恋”中。笔者认为，过分纠缠于《小团圆》是否就是张爱玲的自传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关键的思考在于：张爱玲的《私语》《对照记》都极具自传价值，为何张爱玲还要花近二十年的工夫来完成《小团圆》这样一部极具自传色彩的小说；既然自传色彩如此浓厚，为何选择采用小说的形式而非纯粹的自传；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中也可窥探出张爱玲这样做的深层原因，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进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和传奇人生。

一、自传与小说的融合

张爱玲将自传与小说融合，在生活艺术化或艺术生活化中实现了对自身内心情感私有空间的有效探索。张爱玲自己曾说过：“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我的一次经验。”①张爱玲可以在小说中尽情地诉说自己的人生经验，却仿佛是在说另一个世界里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的秘密，这就使得张爱玲可以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个性和体验渗入到小说中所刻画的主角和细节的描写中，且不用担心这些会给当事人带来现世的烦恼。而可贵的是，即使小说提供了由人生体验转化为文字的最短距离，张爱玲也并没有在其自传小说中反复咀嚼自己的私欲，更没有毫无节制地宣泄个人的情感，“张爱玲的文字其实非常像诗，一种逼近到本质的直觉，使人猛然有一种憬悟，细看也许又并不刻意”②。这种像诗的文字、对本质的逼近使得张爱玲将自传与小说融合得更贴切而深刻，而她最私密的人生经验则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尽的触动和深思。

九莉三十岁时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一千多年以来的月色，像横卧在月光中的水泥阑干，“墓碑一样”，无休止的等待在九莉看来是惨淡而恐怖的，童年的九莉等待着母爱的归来，成年的九莉则将对家的期待放置在对爱情的等待中，然而，每一次的等待都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让九莉在晨雾中遥望她等待已久的人，但最后她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希望而后又绝望。

面对之雍与小康小姐的亲密，九莉“感到一丝凉意”，这丝凉意里更有女人的醋意、心痛与无奈，九莉似乎不愿意朝她担心的方向去想这件事情，于是她自我安慰道，“中国风的调情因为上层阶级不许可，只能在民间存在，所以总是打情骂俏”，她因此感到鄙夷，但又能怎样呢，“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一个枝干”么？九莉选择了宽容对待，但又不愿在之雍面前表现出自己对此事非常在意的样子，她给之雍回信时“轻飘的说了声‘我是最妒忌的女人，但是当然高兴你在那里生活不太枯寂’”，轻飘的口吻下是一颗女人受伤的心，张爱玲忍不住跳出来说道，“她刚才还在笑碧桃天真，不知道她自己才天真得不可救药。一直以为之雍与小康小姐与辛巧玉没发生关系”。其实，张爱玲怎么可能不知道九莉是不是真的天真？与其说九莉是天真，还不如说是张爱玲希望九莉是真的天真，也许真的糊涂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张爱玲深刻地呈现出女性在面对爱人并不完全的移情别恋时的苦和怨，“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这样的“苦”和“怨”就像是小火慢炖式的煎熬，让人剪不断理还乱。

面对安竹斯先生的离去，“九莉继续洗袜子，然后抽噎起来，但是就像这自来水龙头，震撼抽搐半天才迸出几点痛泪。这才知道死亡怎样了结一切”，“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这些深刻的人生经验、深刻的文字表达是张爱玲生活艺术化或是艺术生活化在其自传体小说中最生动的呈现。

二、在文字中实现自我救赎

张爱玲花了近二十年的工夫来塑造九莉、邵之雍等人物，在《小团圆》中再一次地抒写自己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不仅仅只是想通过小说来更好地呈现自己的人生经验这么简单。本雅明说过：“对一位凭记忆写作的作者，要紧的不是他经历了什么，而是他如何组织他的记忆。”③在《小团圆》中，张爱玲通过叙述人和九莉来一起完成对深刻记忆的拆解和重新组织，而且这一自传主体并没有沉浸在创伤和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而是在重新组织自己的记忆时实现了自我疗伤。

叙述人和九莉很多时候是分不开的，张爱玲对于九莉心理活动的描写并不追求仿真的效果，她经常利用叙述人的优势来对小说人物深刻的个人经验进行有距离的审美观照，通过叙述人的口吻营造了一个超越虚构人物所生活世界的更高更远的时空，她抛弃了主人公对欲望的反复咀嚼和个人情感的一味宣泄。在《小团圆》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叙述人潜入九莉的内心，让九莉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很自然地变成一个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主动形象，使她能够摆脱某一时刻的心理栓桔。如：当母亲自私地输掉了安竹斯先生给九莉的八百块奖学金时，叙述人突然跳到了几年后的上海，似乎轻松地说道，“后来在上海，”九莉对楚娣道，“二婶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楚娣那次八百块钱的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她夹着个英文字”。哪个字是英文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夹杂个英文字，大概是为了强调疏离感吧，因为一般人在谈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事时，会是严肃而沉闷的口吻，叙述人让九莉夹杂个英文字来营造一种轻松、不屑的气氛，表面上看起来这句夹杂着英文字的话语体现了现在所说的混杂，实际上正好相反，如果混杂意味着某种融合的话，这里要的不是融合，而是界限，是女儿从心理、情感上和母亲划清界限。

叙述人讲故事的方式是非线性的，而正是这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赋予了角色某种超前的意识，使她从创伤中抽身出来，产生了自卫的可能性。如当母亲说要把她嫁掉时，她“诧异到极点。从小教她自立，这时候倒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少女处女的话也是她感到污秽”。即便在九莉与之雍恋爱的高潮，叙述人仍然抽离的写道，“她红了脸低下头去，立即想到旧小说里那句滥调‘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也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这句话不单单传达了一种反讽的语气，而是在九莉的自我和她所扮演的角色之间造成了某种疏离。当之雍对九莉说他可以为了她离婚时，九莉表现得很冷静甚至有些冷漠地说道“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而说这句话的心理背景是“她不便说等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与之雍告别时，“她不去看他，水远山遥的微笑望到几千里外，也许还是那边城灯下”。显然这是九莉所扮演的角色的“自我”对九莉的“自我”的补充，这个距离使她能够游走于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使得记忆并不简单地等于回溯到起点，回归到本源，而是有意义的重新组织。

如果《小团圆》在故事的层面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青年时代的张爱玲——九莉为自己的母亲和情人所伤害的细节的话，叙述人的介入不只意味着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九莉对于这些痛苦的疏离，而且还具有疗伤的作用，张爱玲在重组记忆的文字中实现了自我救赎。

在一九四三年的作品《封锁》中，张爱玲说：“生活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她把封锁之下的上海比做翻译时不可避免地失去的意义，但是在这个隔膜的空间里恰恰发生了翠远和宗祯短暂的交流，并由此产生了理解和爱情，可见隔膜并不一定是坏事或是感情的障碍。张爱玲在她那篇著名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的文章里写道的：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不幸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

《小团圆》便是离开上海多年的张爱玲对那段深刻记忆的有距离的观照，正如她所希望的，在人生的后期“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拆解又重新组织自己的人生记忆，此时的张爱玲有了更为“靠得住的爱”，让她在新一轮的回忆里消解了许多痛与怨，也获得了更多情感上的解脱。

①② 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4页，第21页。

③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trans ．Harry Zohn（N ．Y．：Schocken，1969），p．202．

[1]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2]余斌．张爱玲传[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于青．天才奇女张爱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