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明妃曲》“汉宫侍女暗垂泪”解

⊙郑子欣[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一、围绕《明妃曲》第二首的争议

王安石有《明妃曲二首》，第二首抄录如下：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①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一度引发争议，最早见于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引范冲对高宗言，以孟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指责王安石。李壁为之调停，以为荆公诗固然欠妥“，然诗人一时务为新奇”，亦未可厚非。②贺裳《载酒园诗话》亦以此诗为“意在翻案”，且“大都诗贵入情，不须立异。后人欲求胜古人，遂愈不如古耳”。③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辩证详审，以为“彼哓哓之议此诗者，只缘未识‘恩’之一字耳。夫恩之为言，犹爱幸之辞云尔。明妃处汉宫数岁，未得见御，是爱幸之所未及者，曰‘汉恩自浅’可也。单于喜得明妃，其恩自深，亦就其爱幸之私言之，于明妃何有背主忘汉之嫌哉？”④且“汉恩”二句乃是“拟行人回首聊为慰藉之辞，与前篇‘好在毡城莫相忆’无以异也”。并从范冲傅致的动机分析“：冲为祖禹之子，祖禹于元 中，以与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获罪，绍兴时冲又重修朱墨史，冲之诋毁此诗一至此极，亦修怨之一端也。”今人多为此诗辩护、为王安石正名，郭沫若《王安石的〈明妃曲〉》⑤、邓广铭《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辩诬》⑥、朱自清《王安石〈明妃曲〉》⑦与蔡上翔观点基本一致。

二、“汉宫侍女暗垂泪”的疑问

“知心”可以说是解读诗意的关键词。“汉恩自浅”两句如取郭沫若、邓广铭的解释思路，则“知心”可谓是昭君念念所系、衷心所向，是她超越物质恩惠的考虑而寻求的精神认同；若用朱自清所说诗意，“人生乐在相知心”虽自胡人口出，却也点中了明妃心事，“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便是心曲无处可诉、郁郁而终的委婉写照。

从“知心”的视角再读此诗，昭君面对“毡车百两皆胡姬”，因为“含情欲说独无处”，只得“传与琵琶心自知”，这是说无人知心，唯有拨动琵琶倾诉心意。下文昭君弹琴劝酒，“汉宫侍女暗垂泪”引起了我的困惑：前文既已有“毡车百两皆胡姬”，那么“汉宫侍女”是陪同昭君嫁往胡地之人，还是汉宫中原本相识之人？若是前者，那么汉宫侍女“垂泪”的原因自然是听琵琶而感心声、处境同而相怜惜，汉宫侍女可谓是知昭君之心了，但为何昭君仍郁郁而终，致使“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有七首和作，是理解诗意最早也是最可靠的参证依据，我想先从和作中寻找线索。

三、唱和中的回应

对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刘敞均有和作。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收入《居士集》中，目录于此和诗下注“嘉 四年”，结合王安石嘉 四年（1059）由江南东路（治所在饶州，今江西鄱阳）提点刑狱赴汴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则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亦当作于嘉 四年。上述四人和作共计五首，除欧阳修和两首外其他人各和一首，又曾巩有和诗两首。嘉 四年，欧阳修⑧、司马光⑨、梅尧臣⑩、刘敞⑪俱在汴京，曾巩在太平州司法参军任上，其和诗当是通过书信往返或嘉 五年返京后所作。⑫

对于“汉宫侍女”和“知心”的问题，和作中可以梳理出如下几句与之相关：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其所说“中国人”，《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注为“汉朝人”，但其语义有些含混：可能是泛指任何中国人，那“身行不遇中国人”就是没有遇到任何中国人，据此推断身边也没有任何中国人；也可能是指从汉朝到国外从事出使、商贸等活动的人，那么“身行不遇中国人”就是没有遇到可以通汉消息、代为传话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国人，同时也就可以逆推，昭君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人。“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呼应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沙上行人却回首”，但无一笔写及“汉宫侍女”。

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似是说有使者护送昭君抵达胡地后返回汉朝，这在王安石诗中没有出现。“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则把昭君的侍者描述为“不解汉家语”，尽是胡人。

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月下琵琶旋制声，手弹心苦谁知得”回应王安石“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同述无人理解之苦，连琴声都不能超越语言和民族的界限而为人理解了。

曾巩《明妃曲二首》其一“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说身边没有汉人。“度成新曲无人听，弹向东风泪空垂。”这里的胡人同样听不懂琴声，明妃何其孤独。

《明妃曲》唱和中，在是否有汉宫侍女随行、有无使者送行的细节上，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等人的诗中透露出一些模糊和差别。固然诗人达意不需考史，然而作为读者，这些不合缝的地方可能成为揭起帘幕进入他们书写现场的途径之一。对这些出入出现的原因，可以先从宋朝的和亲情况做一番考察。

四、宋朝和亲情况

有宋一代“没有出嫁公主，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实行实质性的和亲”⑬，只有一次北宋与辽的和亲谈判，也并未结成甥舅之国：“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以大兵压境，像宋朝索取瓦桥关以南的十城，并提出与宋和亲。经过艰难谈判，辽朝放弃了割地及和亲的要求，但宋朝需每年向辽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⑭

与宋代无一次和亲的情况相比，由汉至唐的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和亲次数则很多。汉王朝与匈奴、乌孙、鄯善和亲共九次，魏、齐、周与柔然、突厥和亲共七次，隋王朝与突厥、吐谷浑、高昌和亲共九次，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回纥、南诏和亲共二十八次。⑮

由此可知，宋人对和亲并无亲历亲见的体验，嘉四年《明妃曲》唱和中对和亲情况的生疏模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王安石写作《明妃曲》可以依据的书面材料大致有汉至宋的昭君诗词文和汉至唐代史书中关于和亲的记载。

五、史事变幻中的昭君

王昭君的故事在流变中细节逐渐增加，然未见关于汉宫侍女的记载。查考王安石《明妃曲》以前的咏昭君诗词，亦无人笔涉“汉宫侍女”。

关于使人则偶有涉及，凡六见。南朝梁刘绘女《昭君怨》末四句“相接辞关泪，至今犹未燥。汉使汝南还，殷勤为人道”⑯，似是送昭君出塞的使者。北周王褒《明君词》颈联“寄书参汉使，衔涕望秦城”，“参汉使”是匈奴派往汉朝的使者。唐上官仪《王昭君》尾联“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是昭君在胡地等待将要返回汉朝的使者把自己的信带回去。卢照邻《昭君怨》“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是泛指行走在交河地界的使者。董思恭《昭君怨二首》其一颈联“举眼无相识，路逢皆异人”，与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有相类语义。崔国辅《王昭君二首》其一“汉使南还尽，胡中妾独存”，似是指送昭君前往胡地的使者；其二“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则是泛指汉朝的使者。白居易《王昭君二首》其二“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可能是在经历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胡地后对负责护送的汉使所言，也可能是在胡地居住一段时间后遇到汉朝聘问的使者而发。

六、汉唐历史中的和亲景象

在汉代与边族和亲的记载中，写及陪嫁侍者的史料仅两处。⑰一是武帝元封年间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猎骄靡，《汉书·乌孙》载“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其中“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都是随行前往胡地的侍者。二是武帝年间以楚王刘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嫁与乌孙王岑陬，其侍女冯 能史习事，曾在边疆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说服乌就屠降汉，为汉宣帝召见后持节册立昆弥。⑱

亲迎是《仪礼·士昏礼》所载先秦婚礼六礼之一，而关于和亲中亲迎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史书中。北魏昭成帝建国七年（344）前燕太祖慕容 之女嫁与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魏书·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载“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于境”⑲，是遣大臣迎接；《北史·后妃》载“遣大人长孙秩逆后，晃送于境上”⑳，增加了慕容 亲送女儿到边境的细节。北魏神瑞二年（415）后秦高祖姚兴之女嫁与北魏太宗明元帝，姚兴派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和尚书姚泰护送公主前往。其后北魏、东魏、西魏与柔然以及北周与突厥的和亲中多见亲迎和遣使护送的记载。

隋唐沿袭亲迎和遣使护送的惯例，唐代出现了和亲边族以公主和大族妻室迎亲的做法。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咸安公主嫁给回纥顿莫贺天亲可汗，“可汗遣宰相 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纳聘”（《新唐书·回纥》）。㉑

唐代涉及和亲中陪嫁侍御的记载仅一处，唐中宗景龙二年（708）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新唐书·吐蕃》）。㉒

根据以上史料，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中出现的“汉宫侍女”陪同和亲公主前往边疆，在汉代即有此例，唐代亦存。使节护送和遣使亲迎也已经在南北朝时期的和亲中出现。唐代出现了和亲边族以自己的公主和大族妻室到中原王朝接汉族公主前往边疆的做法，这大概是王安石“毡车百两皆胡姬”的来源。

七、再读诗意

在和亲历史的背景下再看此诗，“毡车百两皆胡姬”大概是说胡人前来迎亲的队伍中有许多胡姬，并不意味着没有陪同前往胡地的“汉宫侍女”。昭君前往胡地应当是有“汉宫侍女”随行的，但尽管如此，昭君仍感到“含情欲说独无处”，只得“传与琵琶心自知”。

琵琶声苦，弹拨心弦，致使“汉宫侍女暗垂泪”，“汉宫侍女”是懂得昭君心声的，这心声在朱自清前后连缀的阐发中展现得更细更深：“虽然弹琵琶劝酒，可是眼看飞鸿，心不在胡而在汉。飞鸿有三义：句子以嵇康《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来，意思却牵涉到孟子的‘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又带着盼飞鸿捎来消息。这心事‘汉宫侍女’知道，只不便明言安慰，惟有暗地垂泪。”㉓

“汉宫侍女”听音懂心，但在诗句所透露的情节里，昭君似乎并未将“汉宫侍女”援为知音，而是孤独哀戚，郁郁而终，身后“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种对侍女的“忽视”大概并非诗人有意为之，更不仅仅是明妃的“过失”，这种下意识的处理可能与王安石本人的内心渴望相一致。下面将考察王安石作《明妃曲》时的处境，希望由此解读出“汉宫侍女暗垂泪”所蕴含的心曲。

八、王安石的处境和心境

嘉 四年春夏之交，王安石由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赴汴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㉔此时的王安石行走仕途已十八年，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其间多次有担任悠闲的馆阁之职的机会，均为王安石放弃。嘉 三年十月，王安石接到三司度支判官的诏命，他先是上书丞相富弼，请求委派以州郡长吏，未有答复，只得在嘉 四年春夏之交赴京就任。王安石既已不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其“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的志向终不能容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于是梳理十八年所见所想，整理出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形成的种种现实问题，并形成一套基本的改革方案，写成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将当时的忧患之因归之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㉕，然而“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原因在于“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进而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调整整个官僚体制，以培养人才担当变法革新的大任。可以想见，王安石在这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投入了多少心血，然而仁宗和当朝宰辅并未给予回应。自古以来，竭忠尽力却不为知遇，是士人难以纾解的郁结，放在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就更是难以排遣。

“同治天下”是宋代士阶层的共识，“‘承当天下事’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㉖。王安石曾在治平元年（1064）的《虔州学记》中讨论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以为士中“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㉗。至于这种君臣平等相待的理想的实践，可以从王安石门人陆佃所记的《神宗皇帝实录叙》中看出，宋神宗与王安石议政意合、和如一人“：熙宁之初，锐意求治，与王安石议政，意合，即倚以为辅，一切屈己听之。……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辄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相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㉘而这种合和又不是趋炎附势的要权之举，而是出于共同的政治改革理想和“同治天下”的治国信念。

由此反观嘉 四年王安石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而遭冷遇的经历，不为理解和信任的深深失落，也显得更加真切深刻。作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不久的《明妃曲》，大概也处在这股失落挫败的郁结之气的笼罩下。

九、“人生乐在相知心”——唱和中的心心相知

回到《明妃曲》“汉宫侍女暗垂泪”的问题上，诗人对这位“暗垂泪”的知心人的处理，是由他更迫切更集中的关注所连带造成的。明妃的心事到底想要说给谁听呢？诗中只是含蓄地表明“含情欲说独无处”，笔调中又隐隐地透出并不以身边侍女为知心的意思，却并不再往下说。这时再看五人的和作，有的可以说是直接点透了王安石未尽之言。

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辞家只欲奉君王，岂意蛾眉入虎狼”，曾巩《明妃曲》其一“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反问之中回答呼之欲出，其二“直欲论情通汉帝，独能将恨寄胡琴”，这些都是表露衷心的剖白。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中国人”既然不包括随行的仆婢侍御，那就是指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基本上也就是使人，使人之所以如此重要，也是因为可以代为传语，成为连接昭君与皇帝的纽带。在这种诉求上，昭君与作者王安石的身影已经重叠起来，隐约不可分辨了。

由此可知，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中的“知心”并非求诸周遭所有人的，而是有其明确诉求，却又融化包蕴在温和含蓄的语句和怨而不伤的情绪中，只是在细微之处留下了缝隙，透露出诚挚的心曲。

① 所引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刘敞、曾巩的《明妃曲》唱和诗均本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②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431页。

③ 转引自朱自清：《宋五家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74页。

④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收入《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第1版，第328—335页。

⑤ 郭沫若：《王安石的〈明妃曲〉》，初发表于《评论报》1946年第8期，后收录于《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648—649页。

⑥ 邓广铭：《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辩诬》，初发表于《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第57—60页，后收录于《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版。

⑦ 朱自清：《王安石〈明妃曲〉》，初载于《世界日报》1936年，后收录于《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29—432页。

⑧ 刘德清：《欧阳修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135页。

⑨ （清）顾栋高编，刘承干校，尹波校点：《司马温公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22页。

⑩ 张师曾编，吴洪泽校点：《宛陵先生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1页。

⑪ 张尚英：《刘敞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084页。

⑫ 周明泰编，李春梅校点：《曾子固年谱稿》，《宋人年谱丛刊》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660页。

⑬⑭ 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84页，第280页。

⑮ 林恩显：《中国古代和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4页列表。

⑯ 本段诗句均引自可咏雪、戴其芳等编注：《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⑰ 本节参考林恩显《中国古代和亲研究》整理的由汉至唐的和亲史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版。

⑱ （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第3907页。

⑲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第12页。

⑳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第491页。

㉑㉒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年第1版，第6123页，第6081页。

㉓ 朱自清：《王安石〈明妃曲〉》，《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32页。

㉔ 本段事迹诗文系年均参照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版。

㉕㉗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第410页，第858页。

㉖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版，215页。

㉘ （宋）陆佃：《陶山集》，《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版，第117页。

[1]（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宋）陆佃.陶山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5]（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王安石年谱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4.

[9]（清）顾栋高编，刘承干校，尹波校点.司马温公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三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10]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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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林恩显.中国古代和亲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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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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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师曾编，吴洪泽校点.宛陵先生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二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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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自清.宋五家诗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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